文/木蟲

4月25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合肥的一場報告中再次拋出重磅觀點：中國最晚明年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一消息迅速引發熱議，有人歡欣鼓舞，有人卻輾轉難眠。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話題背后的四個關鍵問題。

一、林毅夫是誰？何時提出這個觀點？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物。他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國內外都有廣泛影響。

關于中國即將跨入高收入國家的判斷，林毅夫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4年，他就曾預測中國可能在20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近年來，他多次在公開場合重申這一觀點。

2026年3月，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2026年是關鍵節點，中國有望跨過高收入國家門檻”。

而最新的表態是在4月25日，他指出世界銀行2025年的高收入國家標準是人均國民總收入13935美元，中國距離這個門檻只有135美元，“應該最慢明年，我們就可以跨過這個門檻”。

二、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是什么？

世界銀行將全球經濟體劃分為四個收入組別：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這個分類每年7月1日根據上一日歷年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進行更新。

根據世界銀行2025年的標準，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3935美元。這個標準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動態調整的。

近年來，按照人均現價美元計算，該門檻以每年約4%的速度增長。這意味著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按現價美元計算的年增長率不足4%，就難以跨越這個門檻。

需要明確的是，“高收入國家”和“發達國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雖然所有發達國家都是高收入國家，但并非所有高收入國家都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涉及經濟結構、社會福利、創新能力等多個維度。

三、又有多少國人又被“平均”了？

當林毅夫談論人均國民總收入時，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平均數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收入差距。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1314元。然而，這個平均數并不能反映真實情況。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只有34707元，僅為平均數的84%。這意味著超過一半的人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更具體地看，按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2024年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9542元，中間偏下收入組為21608元，中間收入組為33925元，中間偏上收入組為53359元，高收入組則達到98809元。最高收入組是最低收入組的10倍以上。

城鄉差距同樣顯著。202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農村居民僅為23119元，城鄉收入比為2.34。雖然這個比值在逐年縮小，但差距依然明顯。

林毅夫本人也承認這一現實。他指出，目前全球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約12億，而中國有14億人。“一旦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全球高收入人口將翻一番還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中國人都達到了高收入水平。

說到底，林毅夫嘴里的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 ，還是指平均數，并不是具體的你我他。

四、未來之路有多遠？

即使按著林毅夫所言，中國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其實，這僅僅是一個平均數字而已，未來的道路依然漫長而充滿挑戰。

首先，跨越門檻只是起點。

正如光明網文章指出的，中國步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并不意味著已經實現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標。高收入經濟體門檻還沒有達到中國式現代化的要求，而且高收入經濟體也將面臨一些中等收入階段不會面對的挑戰。

其次，多重轉型疊加帶來壓力。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需求結構轉型、產業結構轉型和人口結構轉型的三重轉型疊加時期。同時外部環境也面臨著“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第三，消費不足是結構性難題。

與國際平均水平，尤其是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比，我國消費占GDP的比重存在近20個百分點的差距。這種結構性偏差制約了內需的擴大。

第四，債務和老齡化問題不容忽視。

2024年中國宏觀杠桿率為298.8%，上升了9.9%。在IMF統計的88個國家和經濟體中，中國中央政府債務排名第16，但與其他債務率較高的國家相比，中國面臨“未富先債”的情況。同時，人口老齡化也給社會保障體系帶來壓力。

林毅夫的預測聽起來很美麗，但是木蟲的一夜未眠才是真正提醒大家保持清醒。

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不是終點，而是起點。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讓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如何應對高收入階段的新問題，如何讓每一個國人幸福而有尊嚴。

這條路，我們才剛剛開始。2026.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