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訪印，主談經濟議題

本報駐韓國、印度特約記者 黎枳銀 迦 懿 本報特約記者 文 簡

編者的話：韓國總統李在明日前對印度展開國事訪問，這是時隔8年韓國總統再次訪問印度�；仡欗n印關系近年來的發展，文在寅政府時期，兩國高層實現互訪，關系達到階段性高點。此后受新冠疫情以及韓國方面外交重心調整的影響，韓印之間的互動趨于平靜。李在明的訪印行程被輿論視為“韓印高層交往的重啟”。重啟的時機說明了韓印關系的背后邏輯。接受《環球時報》采訪的專家表示，對韓國來說，印度是其“經濟—戰略雙重優先對象”，現階段韓國對印度有許多需求。印度則希望承接制造業轉移并解決貿易失衡問題。彼此需要促成了這次重啟，兩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將在一些領域收獲合作成果。不過，這次重啟機會能否讓兩國合作沖破制度環境差異、貿易壁壘等障礙，還未可知。

韓國戰略性主動
最近，“印度”在韓國網絡論壇上的討論度高了起來，內容從咨詢“要不要去印度投資”，到討論在首爾拍攝的印度電影《韓國制造的我》登上網飛排行榜；從介紹印度的國家情況和其在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到談論印度籍K-pop（韓國流行音樂）女子偶像的個人經歷。

外交層面，在李在明為期3天的訪印行程中，韓印兩國領導人討論了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等話題。行程結束后，韓國政府還特意成立了“韓印工作組”，以推進落實兩國領導人會晤達成的相關領域合作成果。

韓方對李在明訪問印度很重視，這首先是出于其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戰略需求。在訪問印度后，李在明緊接著到訪越南。與南亞、東南亞兩個地區的“全球南方”國家洽談合作，凸顯韓國政府的戰略重點：大力拓展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合作。

韓國在這方面動作頻繁：2025年11月，中等強國合作體領導人在南非會晤，這一由韓國于2013年發起，與墨西哥、印尼、土耳其、澳大利亞共同組成的組織從2023年起已連續三年舉行領導人會晤，最近一次會晤發表了聯合聲明，強調恢復多邊主義的重要性；在雙邊層面，去年，李在明對阿聯酋、埃及、土耳其分別進行訪問，今年又安排了訪問新加坡、印度和越南等國的行程。

韓國輿論認為，積極對接“全球南方”國家是韓國在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之下的必然舉措。《首爾新聞》稱，伴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東地緣沖突持續沖擊全球供應鏈，強化與印度等亞太伙伴的戰略協作，已成為韓國維系自身發展安全、實現長期繁榮的關鍵課題。

印度方面也有對應的戰略需求。印度非營利組織阿南塔中心根據2025年12月舉行的印韓戰略對話出具報告稱，印度和韓國應依托中等強國合作，在造船、國防、汽車與新能源汽車、金融、數字基建、半導體與人工智能（AI）、能源等領域深化合作，從“特殊戰略伙伴”升級為聯合生產與聯合研發聯盟，同時服務韓國的“印太戰略”和印度的“2047愿景”。

與此同時，印度認為其憑借經濟等多方面的實力，在“全球南方”國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未來應在全球治理中爭取更大的話語權。

在戰略層面，韓國主動，印度歡迎，促成了今年4月的高層互動。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朝鮮半島研究會副會長詹德斌對《環球時報》特約記者表示，對韓國的“全球南方”國家外交政策來說，印度同時具備象征和實質地位。

詹德斌稱，這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印度是人口規模與增長潛力兼具的超大市場，是韓國制造業與消費品牌的重要外延空間；二是印度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地位上升，是韓國的關鍵拉攏對象和供應鏈重組重要節點；三是在半導體、數字經濟、國防工業等領域，印度具備合作潛力；四是印度“全球南方領導國家”的定位，與李在明發展全球南方外交的戰略相契合。詹德斌認為，在李在明的全球南方外交中，印度屬于“經濟—戰略雙重優先對象”。

經濟結構互補，且存在“共性需求”
重視印度并非本屆韓國政府的“專利”。文在寅政府時期，韓國針對“全球南方”國家推行了“新南方政策”，印度是這一政策下的核心合作伙伴。在“新南方政策”的推動下，韓印進入高頻互動期，印度總理莫迪和文在寅實現互訪。詹德斌認為，韓國希望通過將印度提升為韓國外交與經濟的戰略支點，對沖大國戰略競爭背景下的對外依賴風險，并強化中等強國外交，提升韓國在“印太”地區的能見度。

受疫情和尹錫悅政府外交重心偏向美日同盟的影響，2020年后韓印雙方關系較此前顯得缺乏熱情。本屆韓國政府重啟與印度的高層交往，核心驅動力是經濟。李在明訪印期間，經貿領域的合作聲量遠大于其他領域：韓印雙方明確將加快《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CEPA）升級進程，韓方提出到2030年將雙邊貿易規模擴大至500億美元。李在明還表示，兩國商定新設經濟合作機制“產業合作委員會”，進一步深化關鍵礦產和核電等戰略領域合作；在造船領域，兩國將韓企的技術實力和印度的政策支援相結合，為韓企在印度造船市場創造機遇。

從經濟結構上來看，韓國有技術、資本、成熟制造體系；印度有市場規模、勞動力，以及政策激勵。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韓國和印度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補性。具體來看，以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為代表的韓國企業，已經在印度形成較為穩固的產業基礎，為雙邊合作深化提供現實支點。例如，三星電子稱其在印度諾伊達建立的大型制造基地已成為其全球重要生產樞紐之一，不僅服務印度市場，還面向全球出口。近年來，三星還持續擴大在印生產范圍，覆蓋智能手機、家電及筆記本電腦等產品。

在汽車領域，韓國現代位于金奈的工廠已發展為其核心生產與出口基地之一。并且這家公司還在持續加大對該工廠的投資。據印度媒體報道，這家韓國車企已承諾投資4500億盧比（100盧比約合7.21元人民幣），繼續推進產品研發、新技術應用、本地化生產和產能擴張。

此外，浦項制鐵也在積極推進在印鋼鐵項目。最新進展顯示，浦項制鐵計劃與印度最大的鋼鐵生產商JSW鋼鐵公司共同投資約10萬億韓元（1000韓元約合4.6元人民幣），在印度奧里薩邦建設一座年產600萬噸粗鋼的綜合性鋼鐵廠。

在經濟互補性基礎上，外部壓力促成了韓印此次高層互動。兩國領導人在會晤期間，強調了中東地區恢復和平對全球安全和經濟的重要性。中東局勢動蕩及霍爾木茲海峽風險上升，全球能源供給與海上運輸安全隱患持續放大。韓國《先驅經濟》稱，韓國和印度同為能源進口大國，在供應鏈安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明顯“共性需求”。

從韓印各方對此次訪問合作成果的報道來看，韓國顯然熱情更高。韓媒分析稱，韓國經濟高度依賴出口與能源進口，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不確定性加劇的當下，其承受著明顯的發展壓力。韓國《亞洲經濟》認為，現階段韓國已無觀望緩沖空間，必須加快進入印度市場。

詹德斌分析說，從經濟結構看，韓國對印度的“需求強度”在當前階段更高。
對于韓國的投資意愿，在經濟發展上雄心勃勃的印度自然樂見。印度長期以來將吸引外資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之一。印度財政部今年1月提交的2026年經濟調查報告稱，印度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仍然低于其潛力，應多加宣傳印度優勢，比如穩定性、宏觀經濟實力、持續增長和市場規模，以促進外國直接投資，而積極主動的外交手段也是方法之一。

在與李在明會晤時，莫迪特別做出承諾稱，為促進韓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進入印度市場，印度將建立韓國企業園區。

印媒分析認為，印度愿意推動與韓國關系的深化，也意在服務于其國內發展目標。這包括引入外資和技術并轉化，在制造業上取得突破，而以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為代表的韓國企業在電子制造、汽車工業等領域具備成熟的產業鏈整合能力。通過深化合作，印度希望引入中高端制造環節、推動技術轉移、提升本土產業附加值。

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對標東南亞國家的發展路徑。2026經濟調查報告就建議，印度應當借鑒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等新興東南亞經濟體的經驗，在供應鏈變化和關稅風險升高的情況下吸引跨國資本。

“印度既是機遇之地，也是高門檻市場”
盡管韓印高層互動在韓國輿論界掀起了一陣“印度熱”，但事實上兩國之間因為地理距離、制度差異、貿易結構性問題，在合作上突破有限�；仡檭蓢煌}絡，韓印于1973年建交，人員往來較少，社會聯系較弱。截至2026年4月，在印韓國僑民約1.1萬人，在韓印度僑民約1.8萬人，年度雙向人員往來僅20余萬人。今年上映的《韓國制造的我》就講述了一名來自泰米爾納德邦一座小鎮的印度女子遠赴韓國追尋夢想，卻在異國他鄉面臨文化沖突與生存挑戰的成長故事。

印度戰略與國防研究委員會研究員托魯尼卡·羅伊日前撰文稱，在經濟方面，印度并非韓國早期尋求海外出口市場的理想選擇，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的“東向政策”推動兩國關系發展。即便如此，兩國的貿易數據也一直表現平平，2010年韓印CEPA生效后，雙邊貿易額從171億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257億美元，增速遠遠比不上韓越之間的貿易增速。

韓國《京鄉新聞》稱，韓印CEPA生效多年，但原產地規則復雜、認證流程繁瑣，影響企業對該協定的實際利用率。此外，新產業品類劃分不清、行政體系繁雜、地方政策差異較大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韓國企業的競爭力�！秮喼藿洕穭t稱，美國、日本、歐洲及中國企業早已在印度深度布局。對韓國而言，印度既是機遇之地，也是高門檻市場。

對印度而言，與韓國貿易中的結構性不平衡問題始終是一根刺。2025年韓國對印出口約192億美元，進口僅64億美元，順差持續擴大，這讓印度對CEPA的作用生出懷疑態度�！缎掠《瓤靾蟆�4月26日報道稱，印度外交部東亞司司長庫馬蘭在李在明訪印前的記者會上稱，出于對貿易逆差的考慮，有必要重新調整CEPA。印媒稱，印度希望通過推動韓企在本地生產而非單純出口、加強產業落地、推進貿易協定升級，逐步改變“進口高端產品、出口低附加值產品”的格局。

?“如今，印度方面抱怨韓國僅僅將印度視為一個市場，只關注短期利益；而韓國方面則批評印度監管嚴格，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绷_伊在其文章中寫道。他評論說，為推動停滯的合作而做出承諾很常見，而此次韓國高層訪問印度的真正成效將取決于計劃的落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