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丹尼爾·約翰遜出生于圣地亞哥，現年51歲，土木工程師，自2017年起擔任平安公民組織執行主任。該基金會34年來一直致力于公共安全、犯罪和預防領域的公共政策研究。正是基于這段經歷，他質疑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政府每周公布由憲兵隊和調查警察局匯總的兇殺案數據的決定，因為他認為，用如此短的時間跨度來衡量，可能會導致錯誤判斷。
智利正經歷一場安全危機?？鐕薪M織犯罪團伙的出現，推高了綁架和勒索案件。該國的兇殺率原本相對穩定，每10萬人中約有3起這類案件，但2023年創下最差紀錄，升至6.7；去年則回落至5.4。
據副預防犯罪秘書處負責人安娜·維多利亞·金塔納介紹，這一部門隸屬于由特里尼達·施泰內特領導的安全部，按周公布兇殺案報告是出于透明度考慮。約翰遜認可這一動機，但提醒說，兇殺案是很復雜的犯罪類型，不適合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統計，因為其數據會有波動。比如，這類案件往往集中在節假日前后，因此會隨著具體情境而上升或下降。
他還補充了一個關鍵點：有時兇殺案減少，并不一定意味著情況變好，因為當某個犯罪組織控制了地盤后，它未必還需要通過兇殺來維持秩序?！霸诒豢刂频牡貐^，最平靜的時期，往往也是有組織犯罪最強的時候?！?/strong>
問：政府采取這一措施，可能產生什么效果？
答：我想，政府是希望達到透明的效果，也讓外界感受到相關機構在認真工作。但兇殺案太復雜，不適合按周展示數據。事實上，大約10年前，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在一份報告里就把智利列為一個存在問題的國家，因為它沒有統一口徑，而是不同機構各自公布不同數字。那時，統一數據的需求非常強烈。
問：所以，博里奇政府才設立了兇殺案和暴力犯罪預防中心。
答：是的。這個中心匯總了警方、檢察機關和法醫服務部門的信息，并每半年發布一次數據報告。這是個很好的消息，因為我們終于有了統一口徑的數據，能夠反映對這一犯罪現象現實狀況的共識。之所以不能更頻繁地公布，是因為兇殺案本身會變化。
問：會如何變化？
答：智利一年大約有1200起兇殺案，而搶劫和侵犯財產類犯罪大約有60萬起。數量級的差異決定了兇殺案是更不穩定的犯罪類型。某一周可能大幅上升，另一周又會下降。
問：長周末期間會增加。
答：確實如此。它們集中在節假日前夕，也就是周五、周六，以及夾在一周中間的假日前夕。因此，當我們比較兩周數據時，如果其中包含不同數量的節假日，就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兇殺率。這樣一來，我們很容易得出倉促結論，比如把某種上升歸因于環境條件，而實際上未必如此。
問：此外，還有有組織犯罪背景下的兇殺案，也有其他類型。
答：而且在這么短的時間里，要把這些類型區分開來非常困難。在兇殺案預防中心的報告里，確實會按類型細分。但如果按周公布數據，就無法確定這些兇殺案究竟發生在什么背景下。
問：這些案件的分類會有多大變動？
答：一宗嚴重傷害案件，之后可能會被重新歸類為兇殺案；一名死者也可能在事后被認定為兇殺案受害者。我們也無法通過周度數據了解案件發生時的背景，而這對理解如何應對這類犯罪至關重要。家庭暴力背景下的犯罪，與有組織犯罪背景下的犯罪，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我們也無法清楚判斷，到底哪些措施可能已經實施，并解釋了兇殺案的下降。
另一個問題是，很難識別哪些政策能夠直接降低兇殺案。
問：這是什么意思？
答：比如，我可以在一個街角加強巡邏，并統計那里少發生了多少犯罪；但兇殺案并不像盜竊那樣可預測，不會說“明天這里會發生一起”。因此，很難界定究竟是哪項公共政策改善了兇殺案表現，尤其是在按周觀察時，即便是有組織犯罪背景下的案件也是如此。這一點在哥倫比亞已經被研究得很充分。
那里曾經出現過一段兇殺案非常平靜的時期，但這并不意味著有組織犯罪的活動減少了。
問：平靜反而更糟嗎？
答：當某個組織控制了地盤后，它就不再需要通過兇殺來維持影響力，因此兇殺案會下降。在被控制地區，最平靜的時期，往往也是有組織犯罪最強的時候，因為它不再與其他組織競爭，而是形成了主導地位。
所以，我們必須非常謹慎，不能輕易把兇殺案下降歸功于某一方，也要謹慎判斷這種下降是否真的意味著好轉。顯然，少一起兇殺案當然是值得期待的，但我們也要注意，這種下降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這個問題在所有政府都存在。
問：那么，這份周報到底有什么用？
答：我認為，還有其他更合適的數據，可以用來衡量機構表現，而且時間跨度顯然不應是每周。兇殺案并不是評估公共政策影響，或者評估政府及各安全機構表現的最佳工具。
問：哪些數據才更合適？
答：比如看檢察機關在嚴重犯罪案件中有多少定罪判決；或者看監獄管理局在社會再融入方面的表現，比如有多少人逃脫、有多少人在監獄內受傷、有多少罪行發生在監獄內部，以及有多少人在出獄后再次犯罪。這里就有四個可以快速衡量監獄管理局表現的指標。
再比如憲兵隊，它承擔預防職能，也有一些更能說明問題的指標，但不是兇殺案。而且這些數據也應該放在更長的時間里看，而不是按周看，因為即時數據還沒有完全穩定，我們可能會據此做出錯誤決定。
問：是指公共政策嗎？
答：對。時間跨度太短時，公共政策就會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在安全領域，一旦追求這種效果，采取的措施往往就會偏向應急和打擊。比如，如果我想阻止一個人患上糖尿病，最后我可能只會給他開藥，讓他今天的指標降下來，卻不會真正去減少兒童肥胖，因為那是長期工作。安全領域也是一樣：如果我想在今天就看到效果，我采取的措施就會是管控或追訴。比如增加照明、讓憲兵上街，這些都很好，也很有用，但我不會因此采取那些更能長期見效的措施，比如早期預防涉罪、改善社會再融入。
問：您如何看待卡斯特政府在安全領域的表現？
答：時間還太短……我們還在等待他們明確說明將要實施哪些公共政策。競選期間已經有一些承諾，比如北部邊境計劃和打擊無證移民，但現在要看這些承諾如何落地。眼下還沒有出現我們認為足以帶來明顯變化的大型公共政策宣布。不過，我們仍在等待這些消息，因為我們需要知道每項措施更深層的方案，才能評估并提出建議，這也是我們作為基金會的職責。正如我們認為按周公布兇殺案數據過于倉促一樣，對一個剛上任一個多月的政府做出評價，也同樣為時過早。
問：那么，您如何看待博里奇政府？卡羅琳娜·托哈轉入內政部、當時該部負責安全事務時，是否帶來了變化？
答：確實有一些非常必要的變化。我們作為基金會，一直推動設立安全部。雖然它仍處在實施過程中，但更重要的是，它要實現最初的設計目標：制定基于證據的公共政策，僅此而已。為此，它需要做出正確診斷，不要重新發明輪子，而是落實那些在其他地方已經證明有效的政策，并具備評估機構表現的能力。此外，還要發揮對警察系統的統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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