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當下教育體系的問題，研究院是大學的根本

丘成桐（Shing-Tung Yau），原籍廣東省蕉嶺縣，1949年出生于廣東汕頭，同年隨父母移居香港，美籍華人，國際知名數學家，菲爾茲獎首位華人得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香港科學院名譽院士?，F任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兼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哈佛大學William Casper Graustein講座教授、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主任、北京雁棲湖應用數學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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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有好幾個學術大師包括肯尼迪（Paul Kennedy）、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人指出全球社會是一個“教育”與“災難”的競賽。

在廿一世紀，大學在教育中會占有極為重要的一環。大學不止是高級勞動力的來源，也是最新知識產生最主要的地方。諾貝爾獎、菲爾茲獎等大獎的成果大部分在大學產生。對國計民生產生重要影響的科技成果也是大部分在大學創造出來。美國有五十個一流大學，中國主要的一流大學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中國在廿一世紀全面崛起，需要建立更多的一流大學！建立這些一流大學，除了歷史文化以外，綜合國力是一個重要因素！一個國家不能在自己本土上建立一流大學的話，無論文化、意識形態和科學技術都會給其他國家牽著鼻子走。建立一流大學需要的投資，和國力有直接關系，其成功的因素當然和政府官員的決策息息相關。由于中國的特色，處理得好，可以事半功倍；處理得不好，可能得到災難性的結果。我現在要談的，僅是大學教育的一小部分，但卻是政府最重視和最急于完成的部分：培養杰出、有創意，而且有能力帶領中國學者走一條嶄新科技大道的學者。（也可以說是解決“卡脖子”問題。）

一般來說，中國人口龐大，各級政府和學校機構必須要分工，分工的可能結果是現代工廠的流水作業。在教育上，可以大量生產一些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提拔有創意、有特殊成就的學者方面，會有困難。

當下教育體系的問題

和西方教育的一個重要的分歧就是，中國官員和學校一般將科研和教育分開。以為教授們可以集中精神去搞研究，他們不需要教學。中國很多學術機構的數學教授，不用上課，大部分學生沒有學好學問，學術無以為繼。本來有點名氣的學者們，無所事事，有些到處兼職，賺外快去了。他們學問卻每況愈下，當年華羅庚先生又教學問又搞科研的風氣己經蕩然無存。中國科學院在雁棲湖辦了個中國科學院大學，出現在該校區的院士和有名氣的學者不夠多。這個現象出現在很多地方，掛著研究的名字，不花時間在學生身上，而到處求利求權。中國很多地方政府教商不分，有些商人辦學牟利，竟然得到名校的支持，商人又以最廉價的方法得到大量優質的勞動力。學校和橫向項目的老師們因此得到大量的收入，甘愿聽從公司的指揮。

表面上，對公司和學校來說，都是雙贏的局面。教授們招收大量的博士生，賺取外快。有一位副教授一個人名下居然有十九名博士生！在利益引誘下，其他教授和他站在一起。為了滿足公司的要求，他們寧愿做第二線甚至第三線的研究。這樣的研究能夠帶領中國尖端科學走向世界最尖端嗎？現在中國名校的研究生比美國大學多得多，但是博士論文的質素卻遠遠不如！教授和研究生志氣不大，沉迷于個人的利益，這樣的風氣，必須改正！話雖如此，在中國經濟起飛的背景下，中國的中學、大學教育大有長進，有些地方已經經達到了世界水平。但是真正考驗一個先進國家國力的卻是研究院！

研究院是大學的根本

我記得十多年前哈佛大學幾位院長由文理學院院長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的帶領下，在北京開會。在宴會中，柯偉林院長說，哈佛大學有差不多四百年歷史，成名也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讓哈佛大學真正成名的是哈佛大學領導的研究院！在沒有研究院前，哈佛大學什么都不是。政府領導的教育系統的最終端也是最重要的是研究院培養出來的研究，他是國家文化的標志！這個過程可以和一株大樹比較。大學研究院是大樹長出來的果實。但是大樹的成長和它結出來的果實的質和量密切相連。它的根、樹干和枝葉的健康影響著它結的果的質量。根、干和枝葉就是我們要注意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

我們清華大學靜齋門前有九株又高又大的白楊樹，我一直以為它們可以擋風抵雨。但是半年前，一陣大風刮來，不夠廿分鐘，半數倒下。倒下后，才發現這些大樹確實威武，但是根莖太短，愈高大愈不穩定。很明顯，科研和教育類乎此。好的科研必須要有經過良好訓練的年輕學者來支持！這些學者必須要有扎實的基本學識，又有濃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三者缺一不可，在最尖端的科研領域中，后兩者更為重要。一個學者在基本知識不夠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做出一些有意義甚至重要的工作，我們叫他為天才。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上世紀初偉大的印度數學家拉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這個學者在印度偏科，只喜歡數學，沒有獎學金上大學，但是他將他的工作寄給當時最重要的英國學者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后，得到賞識，被邀請去英國劍橋學習，才開始出人頭地。中國古語常言“玉不琢不成器”，就是這個意思。我在 1979 年第一次踏上祖國的首都以后，每年都花幾個月回國幫忙，希望祖國在基礎科學的科研達到世界水平。四十多年，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確有飛躍性的進步，但是離領導世界的水平，總是覺得還是有一段距離。我自己在哈佛大學也培養了不少中國來的學生和學者。事實上，現在在中國領導數學的教授，不少出于我門下（甚至有兩位做了院士）。但是捫心自問，在我訓練出來的七十多個博士學生中，最有創意，最有深度的還是那些在國外的中學和大學訓練出來的學生。所以我一直考慮如何在中國也能夠培養出一批這樣的學者。剛剛開始時，我注意力集中在本科生的培養。在二十多年前，政府開始大力推崇院士，及一批海歸，這個做法雖然有正面的好處，但是也打擊了本國學者的士氣！

世界上沒有一個科技先進的國家需要長期倚靠其他國家培養自己需要的人才。其實所謂“卡脖子”問題由此而生。改革開放已經四十五年，全盤向外國學習的方法需要轉變，我們需要雙管齊下。在目前西方國家嚴控科技知識外傳的情形下，中國必須自己力爭上游！研究院最尖端的研究，要依賴一流的本科生，一流的本科生依賴一流的中學生，從初中開始訓練。二十年來和中國研究生交流的經驗，他們一般比較功利，希望很快有成果；早點畢業，寫一篇普通文章；拿個小獎，戴個“帽子”，最終目標是通過各種手段做個院士，就是終生目標了。一般對學問本身興趣不大，也缺乏家國情懷。這樣的態度從初中開始形成，很難改變。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培養讀數學的大學生的主要地方是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其次是北京大學，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上海的復旦大學和杭州的浙江大學。華羅庚先生去世后，陳省身先生回國到南開，到中國講學的外國學者大量增加，國內學者大量吸收先進的數學知識。南開數學所、科學院的晨興數學中心都是開放的研究所，大量的中國學者得益于這個開放的政策。在八零和九零年代，上述大學培養了不少優異的本科生，主要的目標是送他們到歐美的名校，他們也大受歡迎。有不少學生在美國的名校如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麻省理工、伯克利、斯坦福等地得到博士學位，也有優秀的博士論文，但是沒有幾位愿意回國，不少留學生找到了不錯的工作。四十年來，中國留學生的數學能力愈來愈好。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從國內來的留學生的工作，除了張益唐的工作外，還沒有令數學界震撼而得到國際大獎的工作。

相對來說，在國外的瑟斯頓（William Paul Thurston）、懷爾斯（Andrew John Wiles）、森重文（Shigefumi Mori）、法爾廷斯（Gerd Faltings）、唐納森（Simon Kirwan Donaldson）等人在三十出頭時做的工作，震驚世界，影響到今天！還有兩年，國際數學家大會在美國召開，大會征求菲爾茲獎候選人的名單，可以考慮上榜的名單幾乎不存在。到目前為止，亞洲各國得到菲爾茲獎的有日本、印度、越南、韓國和伊朗。中國大陸榜上無名，使國人羞愧。政府三令五申，要在2035年科技達到領導地位，有沒有辦法達到，使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