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錄｜“天再旦”：幽明交錯的三千年迷局

按：“稽古錄”系列旨在稽古鉤沉，于上古歷史的幽深晦暗處求索。

中國古代的精確紀年始于公元前841年的共和元年，這是寫入中學教材的文化常識，受過基礎教育的中國人無人不知。我年少時讀《史記》，讀到《周本紀》時，一度對這個說法產生疑問�！吨鼙炯o》對西周王年記載雖殘缺不全，但明確記載了周厲王三十七年發生國人暴動，隨后就是共和元年。既然如此，周厲王三十七年就是公元前842年，由此倒推，可知周厲王元年是公元前878年。我當時以為，中國最早的精確紀年當向前延伸至公元前878年。可惜《周本紀》對再往前的周夷王、周孝王、周懿王、周共王的在位時間都沒有記載，公元前878年就是極限了。

后來受了專業的歷史學訓練，才知道先秦君主紀年分“次年改元”和“當年改元”兩種情況。一般正常的君位交替都是“次年改元”，而如果因動亂導致君位交替，則多為“當年改元”�！皣吮﹦印敝蟮摹肮埠托姓憋@然是因動亂導致君位交替，所以更大概率是“當年改元”。也就是說，周厲王三十七年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那么周厲王元年應當是公元前877年。

不過，這個修正后的時間仍不能作為中國最早的精確紀年。因為“共和元年”這個節點并不來源于《周本紀》，而是來源于《十二諸侯年表》。名為《十二諸侯年表》，實則有十四個邦國的紀年。除了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十二諸侯，還有不在“諸侯”之列的周王朝和春秋末年驟然稱霸、快速滅亡的吳國。這并不是一條單線的紀年，而是一套包含了十四條線索、可以相互印證、相互勾連的紀年體系�？v然其中有個別錯漏，但全盤推翻是幾乎不可能的。因此，史學家以公元前841年為中國精確歷史紀年的起點。

相較之下，《周本紀》中雖然記載了周厲王三十七年發生了國人暴動，但并不能確定司馬遷的這一說法是否準確，因為沒有其他材料作為印證，即所謂“孤證不立”。我少時讀《史記》，只覺得這些動輒數十頁的巨大表格十分無聊，遠不如傳紀中的故事精彩，因此都草草略過，并產生了一些自以為聰明的想法。當年這些幼稚的思考，或許在前代讀書人的頭腦中出現過無數次，最終都隨著讀書的深入而付之一哂。公元前841年這個節點，終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但迄今僅兩千八百多年的精確歷史紀年，和我們一般認識里中國的漫長歷史是不相匹配的。如果從五帝時代開始計算，中國已有五千年歷史；近年來的各種考古發現似乎也在印證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史”；即使從夏代開始計算，中國的王朝史也有約四千年；縱然只從甲骨文的時代開始算，中國有直接文字資料記載的歷史也在3300年以上了。為何精確的歷史紀年卻只有兩千八百多年？三十年前轟轟烈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在這個疑問下開展的。

嚴肅的古史研究絕不能繞過上世紀二十年代“古史辨”運動留下的遺產。雖然李學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但當他掌舵“夏商周斷代工程”時，并未走回“信古”的老路，用晚期文獻中三皇五帝紀年自欺欺人，而是以科學的態度和跨學科的方法，試圖恢復夏商西周的紀年。這個宏大工程的第一步，就寫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簡本）》的封面上�！�841BC”這個公認最早精確紀年起點之上的那個年份“899”，就是斷代工程的第一個腳印。

公元前899年，一度被認為是夏商周斷代工程最堅實的一步。專家組認為，公元前899年可以確定為周懿王元年。這個時間是靠科學的方法推算驗證而得來的，但其源頭仍是古書中的記載，核心內容就三個字——“天再旦”。

何為“天再旦”？這要從一部特殊的史書講起。西晉時期，有個汲郡（今河南衛輝）的盜墓賊盜掘了戰國時期的魏王墓。這個盜墓賊的名字很奇怪，叫“不準”。有人說，這個“不準”不準讀為“不準”，要讀為“否彪”；又有人說，這個“不準”不準讀為“否彪”，還是讀為“不準”；還有人說，這個“不準”既不準讀為“不準”，也不準讀為“否彪”，應該讀為“否準”。這位著名盜墓賊的名字怎么讀，是個音韻學問題，或許在未來可以撰文討論，這里就不糾結了。總之盜墓是肯定不準的，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

盜墓賊在魏王墓中挖出來一大批竹簡，包括多種古籍。其中就有一部《紀年》，記載了從夏代到戰國晚期的歷史。因為是寫在竹簡上的，所以后世就管這部書叫《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到宋代就已經完全散佚了，到了明代又突然出現，這部重新現世的《竹書紀年》真偽難辨，被學者稱為“今本《竹書紀年》”。而學者又將唐代以前古書中引用的《竹書紀年》的只言片語聚攏在一起（也就是“輯佚”），稱為“古本《竹書紀年》”。古本《竹書紀年》是真正的戰國古書遺存。

古本《竹書紀年》里記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避餐�，就是周懿王，他是西周中期的一代天子，是周穆王的孫子、周共王的兒子、大名鼎鼎的周厲王的爺爺。在周懿王的元年，發生了“天再旦”之事。《說文解字》云：“旦，明也。從日見一上。一，地也。”“旦”就是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的樣子，也就是日出天明。“天再旦”，從字面意義上解讀，就是一天之內兩次日出、兩次天明�！疤煸俚卑l生的地點是“鄭”，這不是今天的鄭州、新鄭，而是“舊鄭”，在關中平原。具體的地望尚有爭議，一說在鳳翔，一說在華縣。

一天之內兩次日出、兩次天明，也就是說在正常的日出之后，天光轉為幽暗，而后又復明。斷代工程認為，這種怪異的現象是由日食造成的。當月亮走到地球和太陽中間，遮擋了一部分太陽光，就會在地球上形成一個日食帶。在日食帶中，大部分地區只能看到日偏食，太陽不過是缺了一牙，并沒有被完全遮擋，天光不會明顯地變暗。只有在日食帶的中心，月亮的陰影會全部走到太陽前面。若陰影大于太陽的輪廓，即食分大于1，就是日全食。此時太陽被完全遮擋，只在外圍留下一圈光暈，天光會明顯變暗，猶如日出之前或日落之后。若陰影小于太陽的輪廓，即食分小于1，就是日環食。如果日環食的食分很接近1，此時太陽僅剩窄窄的一層光圈，絕大部分的陽光被遮擋，產生的效果猶如日全食。當日食結束，天光復明，恰似第二次日出。

按照這個邏輯，所謂“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就意味著周懿王元年發生了一次日全食或食分很大的日環食，且能夠在關中平原的鄭地觀測到。而歷史上的每一次日食發生的時間和可見的范圍，現在已經能被推算出來。因此，斷代工程推算了從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40年間中國地區能觀測到的日全食和大食分日環食。這個時間段已經包括了從西周初年到“共和行政”，周懿王的時代絕對出不了這個范圍。下圖就是斷代工程推算出的幾次日食。

在這些次日食中，唯一一次在關中地區可見的，就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環食。這次日食食分為0.95，足以造成天光幽暗。就這樣，周懿王元年的具體年份確定下來了，即公元前899年。周懿王是周厲王的爺爺，周厲王被趕下臺是公元前841年，從爺爺到孫子，間隔58年，非常合理。

為了讓證據鏈更加堅實，斷代工程還進行了一次實地的日全食觀測，以確定日全食確實能造成“天再旦”的現象。上世紀末唯一一次能在中國境內觀測到的日全食發生于1997年3月9日，斷代工程的專家遠赴新疆北部，選取了塔城、富蘊等十幾個觀測點。但是由于當天北疆很多地方是多云天氣，觀測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不影響結論。因為這次日食在黑龍江漠河也能看到，且中央電視臺進行了全程報道和錄像。一些年紀較大的同志或許對這次世紀末天文異象還有印象，此次日食發生時海爾波普彗星正靠近地球，出現了日食與彗星同現的罕見天象。

1997年3月9日中央電視臺直播畫面

不過，由于時代久遠、技術條件限制，此次中央電視臺的日全食錄像效果在今天看來并不理想。2024年，bilibili的up主影視颶風組織團隊遠赴美國，以頂級攝影器材完整記錄了2024年4月8日日全食的全過程。通過這個視頻，可以明顯地看到天光由明轉暗，而后由暗復明�？梢院翢o疑問地說，日全食確實會在特定區域內造成“天再旦”的現象。

“影視颶風”團隊記錄的日全食發生時天光幽暗的情景

在很多學者心中，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元年已然是決不可動搖的西周紀年支點，突破了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是中國古代精確紀年的新起始點。直到十多年后，一篇青銅器銘文公之于眾，讓這個問題重新陷入一片混沌。

2012年，吳鎮烽先生公布了一件私家收藏青銅器的銘文。此器名為《畯簋》，有一百五十余字的銘文，記載了王對“畯”的冊命。銘文的開頭出現了對時間的記述：“十年正月初吉甲寅�！痹谕醯膬悦o中，出現了“朕丕顯考共王”之語。王的父親是“共王”，說明這個王是周懿王。這次冊命發生于周懿王十年的正月甲寅日，而斷代工程給周懿王排定的在位時間只有八年。但這還不是對斷代工程結論最大的沖擊，更關鍵的矛盾在于，周懿王十年正月甲寅日的月相是“初吉”。

所謂“月相”，是流行于先秦時期的介于日和月之間的紀時單位。王國維先生對此有專門的研究，他的《觀堂集林》中收錄的第一篇文章《生霸死霸考》就是考證月相的。簡單地說，古人根據月亮的盈虧，把一個月分為四段，分別是初吉、既生霸（魄）、既望、既死霸（魄），每一段大概七八天。實際情況當然更為復雜，除了這四種基礎的月相，還有哉生霸（魄）、哉死霸（魄）等等。目前學界對“月相”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觀點，只是多數學者大體贊同王國維的結論。在此框架下，“初吉”就是每個月的初一朔日到七八日。

既然已知周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懿王十年就是公元前890年。那么，公元前890年的正月初吉（初一到初七、初八）究竟有沒有甲寅日呢？如果有，則可以印證周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如果沒有，則這個西周紀年至關重要的支點就要面臨質疑了。這一復雜的推算工作并不需要研究者自己完成，已經有人把這項工作做好了，這就是著名天文學史家張培瑜先生編纂的《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表》。這部書同樣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成果。

參照《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表》，公元前890年的正月初一（朔日）是丙申日，按照六十干支表往下數，數到初八，并沒有出現甲寅；再往下數，直到十九日才出現甲寅。這已經大大超出“初吉”的范圍了。也就是說，公元前890年的正月初吉并沒有甲寅日。那么，公元前890年并非懿王十年，公元前899年也不是懿王元年。

面對《畯簋》銘文與周懿王元年公元前899年之間的矛盾，研究者陷入三難局面。要么否認《畯簋》銘文的真實性以保全公元前899年這個支點，但絕大多數從事金文與青銅器研究的學者都認為《畯簋》銘文是真實可靠的。憑空偽造這樣一篇一百五十余字的長篇銘文，且在內容、字形、書風上都沒有絲毫破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若認可《畯簋》銘文的真實性，則要放棄周懿王元年公元前899年這個夏商周斷代工程最重要的支點。

若想二者兼顧，也不是沒有辦法，而且辦法如同“房間里的大象”，從事西周紀年和金文歷譜研究的學者都能看到，但數十年來大家一直試圖回避。上文提到的以王年、月份、月相和干支日對照歷表的方法，被稱為“金文四要素”斷代法，是恢復西周精確紀年最主要的方法。近幾十年來，有不少學者使用這個方法，窮盡一生排定西周歷譜。夏商周斷代工程排定西周紀年，也主要用這個方法。但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家的研究成果得到普遍的認可。相較之下，“公元前899年”這個通過倒退日食得來的時間點，讓斷代工程的歷譜體系更多了一些可信度。

實際上，“金文四要素”斷代法在學理上是有重大缺陷的。說嚴重一點，近乎“空中樓閣”，因為這套方法的可行性建立在一系列假說之上。

首先，現代人倒推的歷表是很精密的、絕對理想化的，但春秋以前歷法還很不精密，我們無從得知西周歷法與倒推的理想化歷表究竟有多大差別。而以金文中的歷日信息和理想化的歷表對照，實際是默認西周歷法與理想化的歷法是完全一致的。可《春秋》、《左傳》、《國語》等典籍中記載的歷日信息尚有錯漏，怎能保證西周歷日是絕對精確的？

其次，銅器銘文中所載歷日信息，尤其是月相和干支日，并不能確定是套語還是實錄。古人有很強烈的“吉日”觀念，比如“初吉丁亥”，出現的頻率尤其高，因為“初吉”月相和“丁亥”日都被認為是吉利的�；蛟S有些銘文中的歷日是真實的，但這種套話式的歷日信息確實也存在于銘文中，而研究者很難判斷其真假。試圖將這些真偽錯雜的歷日信息排入同一個歷譜中，本身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最后，“月相”這個概念的含義仍有爭議。近代以來，學者對“月相”的研究分為“四分說”與“定點說”�！八姆终f”以王國維為代表，上文已有介紹�！岸c說”以陳夢家為代表，此觀點認為初吉、既生霸（魄）、既望、既死霸（魄）、哉生霸（魄）、哉死霸（魄）這些月相指的都是具體的日子，而非一段時間。雖然目前贊同“四分說”的學者占主流，但似乎這更多是為了便于“金文四要素”斷代。若贊同“定點說”，則“金文四要素”斷代就完全不具備可操作性。不僅初吉、既生霸（魄）、既死霸（魄）、哉生霸（魄）、哉死霸（魄）具體對應哪一天已不可考，就算確定了具體日期，金文中多數歷日信息也無法對應上一月之中的寥寥幾日。

若從根本上否定“金文四要素”斷代法的可行性，就不必將《畯簋》中的歷日信息與歷表對照，自然可以兼顧《畯簋》真實性和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但這造成的影響似乎更大，如釜底抽薪一般徹底摧毀了斷代工程西周紀年研究的根基，也讓那些在西周金文歷譜研究中付出大半生光陰的學者看上去像個笑話。所以，這種做法也是多數學者不贊同的。

《畯簋》銘文公布后，著名漢學家夏含夷先生為了擺脫這個三難困局，提出了極為新奇的“雙元年”說。中國古代有“三年之喪”的制度，其實不是三整年，是26或27個月，僅兩年出頭。夏含夷先生提出，在此制度下，如果一個國君的父親死了，新君即位，這是第一個“元年”；等到“三年之喪”守完，其實也就過了兩年，重新從“元年”開始算，這是第二個“元年”。這樣解釋之后，以往金文歷譜排定中的很多疑難問題都能夠解釋，包括《畯簋》和懿王元年公元前899年的矛盾。按照“雙元年”說，第一個“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第二個“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7年，以第二個元年算，懿王十年就是公元前888年。再加上一些歷法上的微調，比如大小月的設置，就可以讓“懿王元年正月甲寅”正好在初一日，位于“初吉”范圍內。

這種“有奇效”的理論并非什么神奇的魔法，其實就是增加概率。一個“元年”變為兩個，概率自然大大增加，第一個不符合還有第二個。加之“雙元年”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都找不到直接且過硬的證據，贊同此說者也是寥寥。

到這里，似乎問題已陷入不可解的困局。讓我們回到問題的原點，重新審視所謂的“天再旦”，或許這個以日食反推紀年的天才巧思本身就有很大的隱患。下面這張圖片在前文中已經引用過一次，《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簡本）》給這張圖的命名是“理論計算得到的公元前1000年-前840年中國地區‘天再旦’現象”。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研究者尤其是歷史學研究者并不知道這張圖是如何得來的�；蛟S是基于對李學勤先生和天文學家席澤宗院士這兩位首席專家的信任，也沒有學者深究這一點。

可當我們利用“國家天文數據中心”的“日食計算器”對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這次日食進行模擬，會發現算出的區域和斷代工程的結果差異極大。當天日食發生時，只有山東半島上能在剛剛日出時觀察到日食，關中平原遠沒有天亮。如果是這樣，此次日食在關中平原根本不可見，所謂“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要么是偽造的史料，要么根本不是日食。那么，針對同一次日食，為何國家天文數據中心和夏商周斷代工程推算的可見范圍差別如此之大？

答案在2022年出版的完整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中。在這部俗稱為“繁本報告”的大部頭中，有對“理論計算得到的公元前1000年-前840年中國地區‘天再旦’現象”的具體解釋：“由于地球自轉長期變化的不確定性，日食帶在地圖上向東可以有18度的平移�！眹姨煳臄祿行哪J此次日食發生時的ΔT是22125.21s，而夏商周斷代工程采用的ΔT數值大約只在20500s上下，這就造成了日食帶在東西范圍內數百公里的差距。

縱然如此，“鄭”地的兩個候選地望之一的鳳翔仍在日出線之外。“繁本報告”中對公元前899年日食區域中的三個黑點做出了解釋：“其中黑點所示為鳳翔（左）、西安（中）、華縣（右）三個地點。”關于“鄭”的地望，多數學者更贊同“鳳翔”說，因為有銅器銘文和考古發現的多重證據。即使按照斷代工程的算法，鳳翔也在日出線西側。雖然在日出之前天光已經微亮，或許在日食發生時能感受到天光略略變暗，但日食前太陽本就沒有從地平線上躍出，即使有這種變化，也很難稱之為“天再旦”。且日出前天光的微弱變化本身就不易被觀察到，空中飄過一片云造成的變化可能都更大一些，史官會不會將之作為一件大事記錄在史書中，也是很值得懷疑的。

若要鳳翔也能看到此次日食，只比必斷代工程更激進，將ΔT修正為20000s以下。在此情況下，鳳翔剛剛越過日出線，日食食甚的時間只比日出時間晚了不到40秒，食分為0.962。如果當天萬里無云，理論上確實能觀察到“天再旦”的現象。可如果當天萬里無云，那么大概率整個關中平原都能觀察到日食，且關中東部的觀測條件要遠好過鳳翔，為何史書中只記了“天再旦于鄭”，又是個難以解釋的問題。

“日食”說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天再旦”有沒有可能不是日食呢？確實有可能。唐代《開元占經》中引用《竹書紀年》的這句話作“天再啟于鄭”。若依此記載，則與日光無關，而是天的“閉”與“啟”。有人認為，這說的是烏云蔽天，而后云過天清。但這種天氣似乎并不罕見，夏季常會出現。以我個人的生活經驗，人生中遇到烏云遮天蔽日以至于天地昏暗無光的情況，或許有幾十上百次，總之已多到無法計量了。這樣的事情，似乎不值得作為國家大事記錄在史書中。

另一種能造成天的“閉”、“啟”現象的是強沙塵暴。倒退二三十年，北京還經常出現沙塵暴。強沙塵暴過境，幾分鐘前還是天清氣朗，很快遮天蔽日的沙塵將天空和陽光全部擋住，只能看到一片漆黑。短則幾十分鐘，長則幾個小時，沙塵一過，重見天光，正可說是“天再啟”。但沙塵是有形的，看得見摸得著，是很容易理解和辨別的自然現象。如《詩經·邶風·終風》以狂風天氣起興，其中“終風且霾”正是對沙塵天氣的描寫。若史官所見到的是遮天蔽日的沙塵天氣，應當不難分辨，完全可以在簡冊上寫下“風霾且曀”這種樸實且準確的語句，作“天再啟”反而不易理解了。

而且，《開元占經》引此文作“天再啟于鄭”而不作“天再旦于鄭”，很可能是由于避諱�！堕_元占經》成書于唐玄宗開元年間，唐玄宗之父唐睿宗名“旦”，因此要避諱此字。同樣成書于唐玄宗時期的《初學記》引《尚書大傳》“平旦為朔”作“平明為朔”�！霸币辉~，在唐睿宗之后亦多改作“元日”，如白居易曾作《七年元日對酒五首》。

既然“天再啟”并非古書原文，我們還是要基于“天再旦”來思考。如果是強沙塵暴，記作“天再旦”更是故弄玄虛，且很不準確�！暗敝傅氖翘栜S出地平線，就算是沙塵過境前后，太陽終歸是高懸于空中的，不可形容為“再旦”。

照此思路，從史書書寫的體例上看，似乎將日食寫作“天再旦”也是很反常的。中國古代史官對于日食的記載有非常明確的體例，即“日有食之”。這個說法從甲骨卜辭到《春秋》再到歷代正史，一直沿用，基本未變。若強調日全食，則記為“日有食之既”。如果是日食，史官應該依書法慣例記作“日有食之”，也不必故弄玄虛作“天再旦”。

但若換一個角度，“天再旦”這一記載恰恰又能和上文所述ΔT修正為20000s以下時鳳翔地區觀測日食的情況對應上。位于日出線東側觀察日食，地平線上太陽剛剛露出頭，就忽然消失。幾分鐘之后，日食過去，太陽又出現在地平線之上。由于地平線、山丘或地表霧氣的遮擋，觀測者很可能無法清晰地看到這是一次日食，只看到太陽升起、消失、又升起的現象，故而記為“天再旦”。

這也能解釋為何這次在整個關中平原都能看到的日食被記錄為“天再旦于鄭”，因為只有在日出線東側的鳳翔觀測到的才是嚴格意義上的“天再旦”。而關中東部廣大地區看到日食時，太陽已經完全升起，觀測者可以清晰地辨別出這是一次日食。相較之下，“天再旦”的罕見程度要遠高于“日有食之”甚至是“日有食之既”，因此戰國時期的魏國史官在編纂《竹書紀年》時將“天再旦于鄭”保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