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民警誘人吸毒案”，改進單一導向考核機制

為了完成“查處任務”，江蘇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馬某竟“設計”圈套，誘導6名未成年人吸毒。據媒體報道，馬某犯欺騙他人吸毒罪一審被判刑5年。

身為民警，還是派出所副所長，誘騙未成年人吸毒，目的只是完成其所謂的查處任務，這是人性的泯滅、道德的淪喪，更是知法犯法、執法犯罪。據法院判決書顯示，2024年1月，馬某為完成涉毒查處任務，將含有某種第二類精神藥品的電子煙交給社會人員徐某，徐某在賓館誘騙6名未成年人吸食電子煙，之后聯系馬某將6人查獲，一套“組合拳”下來，一起虛假涉毒查處案件就此辦結。

刑法明確，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本案中，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毒品的被害人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負有打擊涉毒犯罪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為之，一個案子滿足了最高法《關于審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相關罪名的兩項“情節嚴重”情形，本案一審對被告人馬某的量刑，符合法律所涉從重的要求。社交平臺網友對“判輕了”的討論，可能是對于“兩條從重情節都無法頂格判決”的一種公共焦慮。

兩個從重情節，個案司法是如何結合具體案件的事實和證據作出的判斷，秉持司法詳盡說理的要求，裁判文書(以及后續的法官釋法)有必要通過闡明裁判結論的形成過程和正當性理由，以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而圍繞副所長“誘人吸毒”案例的公共討論，特別是判決書所載明被告人“為完成涉毒查處任務，罔顧法律底線與職業操守，精心策劃違法行徑”內容，輿論對禁毒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畸形考核壓力，只重結果數據、不看實際治理能效的扭曲政績觀多有鞭撻。確如所述，盲目推行破案量、查處率至上，極易激發具體執行者內心的惡，出現釣魚執法、殺良冒功的極端個案。

必須強調，無論考核標準如何不完善，來自上級的壓力如何巨大，都不是個人為完成指標濫用職權、誘人犯罪的理由，但在對個案做復盤和反思的過程中，首先得通過司法詳盡說理向社會公眾明確，判決書所言“完成涉毒查處任務”不能在客觀上成為其情有可原、未頂格判刑的酌情依據。

同時，刑事案件之外的行政責任追問也有深入的必要。一地禁毒工作的開展成效應該如何認定、考核，對于吸毒人員的發現或減少數據應當有綜合性的評估，要看增量不能只看存量，不能循著“發現越多，業績越好”的粗放路徑一條道走到黑。國家禁毒辦通報的2024年以來禁毒工作情況顯示，隱性吸毒人員的發現查處力度在不斷加大，2024年，全國共查獲吸毒人員19.3萬人次，但同時也明示列舉了包括深化“清源斷流”行動、毒品預防教育、制毒物品監管在內的全流程工作，摁住一個單一科目去盲目追求數據成效，顯然不僅不科學，也著實荒腔走板。

保一方平安才是衡量公安工作最根本的標準，任何單一的數據都不應該擁有“一票否決”一項工作的效力。此案也啟示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現實中可能導致公職人員鋌而走險的壓力傳導機制，讓畸形的考核考評排名從根子上得到反省，讓扭曲的政績觀得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