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乃和：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

本文轉自“現代大學網”，節錄自劉乃和《藏書最好的歸宿——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三期。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吾師陳垣（字援庵），除讀書寫作外，藏書亦富，但他識高見遠，他雖不以藏書家知名，但在近現代學者中，擁有盈屋滿架之書者，也不多見。他生前充分使用這些藏書，臨終前遺囑將全部藏書捐獻國家，以利他人使用。他對其藏書處理的態度，令人欽佩。

陳垣和北京圖書館的關系淵遠流長。他青少年時代在廣東，1913年來北京，從此定居。1915年承德避暑山莊藏文津閣本《四庫全書》運京，貯于當時大方家胡同京師圖書館，從此之后，陳垣就與北圖結下不解之緣，一直到他去世，與北圖關系長達57年之久。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初進北圖，未經整理編號，尚不能借閱。陳垣在廣州讀書時，讀過《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和《四庫提要總目》，對這部大叢書向往已久，但身在廣州，無緣得見。他到京時，溥儀尚未出宮，文淵本《四庫全書》社會上并不能閱讀。這次文津閣本《四庫全書》運來，他喜出望外，多方設法，入館閱讀，一頭扎在《四庫》之中。他當時住在北京西南角象來街，每天去東北角京師圖書館，交通工具不便，來去費時。他便帶著干糧，早去晚歸，如是者達十年之久。一直沉睡在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本《四庫》，近200年無人問津，這部包括3500多種書的大叢書，他是全面研究的第一人。

為了全面掌握《四庫》編寫過程，他編寫了《四庫全書考異》五卷，還編書名、人名索引，以便查找使用。

館里開始用社會上已有的趙懷玉本《四庫簡明目錄》，暫作借書目錄使用，由于這本目錄與館藏庫本有不符之處，常遇有“有書無目”，或“有目無書”的情況，館員李耀南并不了解，弄得莫名其妙，常對陳垣有意見，日久他二人成了好友。

《簡明目錄》為什么與館藏庫本有不符呢？這是因為修《四庫》時，四庫館繕書處的分校官趙懷玉，在館中工作時，利用繕書之便，抄錄了一本當時剛編成的《簡明目錄》，后攜到南方，經杭州鮑氏知不足齋刊刻，流傳甚廣，翻刻者眾。但趙氏抄錄是在乾隆四十四年，故凡是乾隆四十六年后禁撤及續補之書，《簡目》都未及更改，因此《簡目》與成書后之書不符。這個情況并無人知曉，也無記載，讀者往往疑惑不解，甚至連為《四庫》作辨誤的余嘉錫和目錄學專家王重民二人，都認為這事“棼亂難解”，直到1928年，還向陳垣請教。陳垣研究《四庫》時，早已將《提要》、《簡目》和庫書都一一核對過，久已考出其原委，所以余、王二人來問，很快作了回答，只寫了幾百字就把這“棼亂難解”的問題迎刃而解。這封信王重民1931年9月編《四庫抽毀書提要稿》時收入書中，題為《陳援庵先生致余季豫先生函》。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經裝箱運轉，其排列與入閣時已有錯亂。陳垣為了解最初排架格式，親至故宮文淵閣調查，自己設計板面，摹制了一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排架圖》，精確地畫出書架位置、層次，寫明每架每層放置的書函名稱。第一頁是全部排架的平面圖，以后按經、史、子、集四部，分別繪圖。全書繪制精細、準確、工整，書長約2尺，寬約1尺余，用白宣紙、墨筆烏絲欄，線裝成冊，配以藍布書套、牙簽、成為一件精美的大型工藝品。北圖善本室曾多次向他借閱使用，作為排架參考，對文淵、文津兩閣的編目工作極有參考價值。今此書已隨陳垣所有藏書捐獻館中。

《四庫》著錄元文集特多，而例不列每書細目，使用時需每篇文章檢找，極不方便。陳垣研究元史時，為文津閣本編寫過一部《元六十家文集目錄》，墨筆直行正楷抄寫，裝成四冊，藍布書套，極為美觀。北圖善本部趙萬里因該目使用便利，常需備查，得援師同意，錄副本藏館中，內蒙古大學亦曾錄去副本。今此目原本，并與陳垣捐獻圖書一起入為館藏。

《四庫全書》在建國前曾四次提出過影印。最早是1919年，但此書部帙大，影印一部需用多少紙，擬印若干部，需款若干，要心中有數以作計劃。有關方面委托當時最了解《四庫》詳情的陳垣，作一全面調查。他首先組織了館員和他的學生七人作助手，事先設計一表格，按目錄將全書的書名寫就，下分部別、類別、屬別（如史部、職官類、官制）、書名、作者、卷數、函數，每書冊數、每函冊數、每書頁數等欄。然后開始工作。七人各有分工，有初檢、復查、審核，他自己總其成。要求各人工作要精確無誤，每天七人在北圖集合，早去晚歸。晚間由他自己全面核對。如是者未曾間斷，自6月初至8月底，共三個月時間。最后寫成《文津閣四庫全書冊數頁數表》。此表統計精確，成為計劃影印時所需人力財力的有力根據，也是后來三次擬影印時的參考。

1933年，北圖袁同禮館長持武進陶湘（字蘭泉）藏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請陳垣訂正。于文襄（1714—1779）名敏中，乾隆年間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在軍機處近20年。文襄為其謚號。書札是他給陸錫熊論修《四庫全書》事，書共56通，計附函5，無月日及有日無月者各9，月日具備者38，但都無年。原札已裱成冊頁，是按月日順序編排，內容多顛倒，所論事實多不能銜接。陳垣因見書札所論，都是商談編《四庫全書》的內部情況，多為官家文書所不載，材料極寶貴。乃將內容仔細考證，得知書札時間共歷四年，考出其排列次序，寫成《書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后》一文，交付袁君，袁同禮交北圖按陳所考，重新改裱，陳氏《書后》并裝裱于書札之后，石印成冊，由北圖發行。并將《書后》發表于《北平圖書館館刊》及《圖書館學季刊》。

此文至為精當，可看出陳垣考證之功力，實為考證方法示范之作。但他自己并不滿意，認為還有未到之處。十年后，他以此書一石印本贈余，題字曰：

乃和同學酷愛余考證之文，然考證一毫疏忽不得，如余所編次之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年月，若再將各札內容細究，當發見誤編之處不少也。卅二年夏至。

此冊頁原為上海徐氏收藏，后歸星沙黃方（字仲子），陳垣考證時，已為武進陶湘所有，10年后，即1942年，為謝國楨（字剛主）購得，謝持冊請陳垣再題，陳垣見此冊已按他所編的次序改裱為書本式（原為冊頁式）乃再度為謝氏題跋，題跋最后有“數年之間，物已三易其主，世變之亟，可為浩嘆，謝君其寶之”數語，則不知今此冊流于何方也。

以上僅是陳垣與北京圖書館藏文津閣本《四庫》的關系。

1921年底，陳垣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后又多次在館中擔任職務。

1922年，他任館長時，將館中所藏的1910年（宣統二年）自甘肅運京的敦煌石室唐人寫經8651卷，檢查閱讀一遍，知“其中遺文異義，足資考證者甚多，即卷頭紙背所書之日常帳目、交易契約、鄙俚歌詞之屬，在昔視為無足重輕，在今矜為有關掌故者亦不少”。因此他擬編一詳目，以利館中保藏及使用，從此他每天到館閱讀，一天看100軸，三個多月后，通讀完畢。

兩年之后，學人共議成立敦煌經籍輯存會，陳垣被推為該會采訪部長。他遂將前在北圖閱讀的這八千卷經，仿照趙明誠《金石錄》前十卷體式，寫成《敦煌劫余錄》一書。書中把每軸的原號（自甘肅運來時的編號）、起止（錄寫每軸首尾各二行的第一二兩字）、紙數、行數及內容都寫出，這樣既便于查找，又不至被人剪裁盜竊。因為這些經卷都是被外人劫奪之余，故他題書名為“劫余”。當時學者有人不讓他用此二字，說恐防“刺激”某些人，他對劫盜者原極氣憤，劫奪原是事實，堅決不同意改書名。

1928年，京師圖書館改名北平圖書館，聘請陳垣與馬裕藻（幼漁）、馬衡（叔平）等五人為籌備委員，接收籌備。同年12月遷入中海西岸居仁堂新址。共推陳垣為館的總負責人。

1929年8月，他又被聘為委員，9月起被聘為購書委員會委員，他任該會的中文組主席委員。對當時圖書購置、增添、制定買書計劃，與藏書家聯系轉讓等事，出了不少力量，館中圖書日益豐富。

歷朝多有會要體史書，宋朝的會要，前后共修過10次，但只有李心傳所編的一種刊行過，其余則除正本外，或還有傳抄本，都無刊本。但是以后幾經兵火戰亂，亦已喪失大半。明朝修《永樂大典》時，將當時尚能看到的殘本《宋會要》，按事收錄各□中。清嘉慶十四年（1809）編《全唐文》時，翰林院編修徐松（星伯）被選入《全唐文》館任提調兼總纂官。當時《永樂大典》雖亦已殘缺，但尚存十之八九，亦移在館中備用。徐松當時利用在《全唐文》館工作的方便，在簽注《大典》需抄的材料時，遇有《宋會要》資料，即用另紙標以“全唐文”三字，請寫官抄出，實以《宋會要》內容假托為纂修《全唐文》之用。雖說是假公濟私，但他能重視史料、珍惜史料，用這個辦法抄出，其用心良苦。日積月累，所抄《宋會要》資料已達五六百卷�，F在能得見《宋會要》的部分材料，實應推徐松之功。所可惜者，就是他材料雖抄了不少，尚未及編排整理，即已逝世。

此稿后來流落于書肆，幾經輾轉，為劉翰怡購得，劉氏請劉富曾等人重加厘訂。重訂時，把徐松原稿打亂刪并，又雜引他書補入，編成所謂“清本”。1930年北平圖書館買到劉翰怡處之徐松原稿，又借到劉富曾改編的“清本”。經館中核對，發現“清本”保留的《大典》之文，而原稿中反已被刪去，因此認為二稿實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當時限于經費，無力合印，乃決定先將原稿印出。因卷帙巨大，稿又零亂，如何處理，頗費斟酌。

1933年1月，北平圖書館乃聘請著名學者陳垣、傅增湘、余嘉錫等七人組成《宋會要》編印委員會，專司其事，籌備印行，并共推陳垣為委員長。籌備數載，并籌得資金，至1935年，乃委托上海大東書局影印。1936年印成，名其書為《宋會要輯稿》，由陳垣題寫書簽。雖然此《輯稿》不盡理想，但至少將當時所謂“原稿”印出，不致再散失，且可先供學者使用，60年來，對文史研究，尤其對宋史研究，發揮了很大作用。

1958年，北京圖書館紀念戊戌變法60周年，并舉辦展覽。事先館內同志來談展覽計劃，征求展覽意見，并征求展品。陳垣提出自己設想和一些很好的建議。連日他尋集可參展的文物、文件，將他珍藏的康有為殿試卷，黃遵憲撰《人境廬尺牘》墨跡冊頁（此尺牘于若干年后，收入黃遵憲文集中，成為難得的實物資料），徐繼畬《瀛環考略》二冊原稿本等，找出后寫好說明，連日送交展覽會，這些文物都成為展覽會上珍品。展覽會開幕這天，先開座談會，文史學界出席的有侯外廬、范文瀾、陳叔通等專家，康、梁后人康同璧和梁思成也參加了座談。座談會后參觀，來賓甚多。

陳垣一生，自奉甚薄，一無嗜好，不飲酒，不吸煙，甚至不喝茶，只知讀書、教書、寫書，除買書外，還喜買書畫，畫買得不多，他最喜愛的是一幅張萱所畫的山水條幅，其余畫幅很少。字幅甚多，尤喜藏清代學者的字，如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章學誠、臧鏞、陳澧的字，可以說是見到就買，其中尤以錢、陳二人的字最多。原二人的字價并不高，后琉璃廠各家都知道陳垣見到他們的字都留下，于是收購到就給他送去，從此二人字幅價錢大漲。

著名學者的手稿、書稿，更是他珍藏的秘寶，如前面所說的徐繼畬《瀛環考略》，以及王念孫、引之父子《廣雅疏證》稿本，錢大昕《五代史考異》稿本，李清《南北史合注》（四庫撤毀本）等，都是他買到的瑰寶奇珍，都是用高價和別人競爭得來的。這大批文物墨寶，他久已有遺囑，隨其他兩大箱文物獻給了國家。

陳垣收藏書籍數萬冊，他在京共住過8個地方，即搬家6次，每找一次房都要加大放書的房間。他最后在興化寺街（今名興華胡同）時，是個四合院，西房4間作為他的主要書庫，東房的一間半，是放書刊的小庫。北房他的工作室還有個書架，放他常用的書籍。

書庫4間中的3間沒有隔斷，是成為一間大房，另一間則隔著墻有門相通。書庫中除墻上有一大墻柜也放書外，余皆用書箱重疊著摞起來，三個箱子一摞，背對背摞起；四個箱子一排，擺成走道，他稱這走道為“胡同”，4間屋共有胡同8條。每箱都編號，是用佛經辦法用《千字文》的“天地玄黃”編排順序，取書時指定哪個胡同，什么號箱中，隨取隨放，非常方便。書箱原都有插蓋，有兩次搬家，都因搬時插上箱蓋，不知在哪個環節，幾個箱的書被人偷去，只余空箱，以后他的書箱一律不蓋。

書都是他自己經手放到箱中的，什么書大體放在何字箱，他心中有個目錄。我們曾擬把書分類，按長短大小重新編排，他不同意，因為一改他反記不清了。

有一次他住醫院，病稍好，在醫院為人審稿，他在醫院告我在第幾胡同第幾箱中去取何書。我到書庫，隨手就找到無誤，他的記憶就這樣好。

他的幾萬冊書，都是在讀書、寫作時積累的，這段時間正有什么課題，就集中買什么內容有關的書。平時總與隆福寺、琉璃廠各書店來往，遇有需要或自己去，或通知各書店，常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有時書店知道他正研究什么，也常主動替他尋覓，也常主動把有關書籍送上門來，這些書店�？裳a圖書館之不足，非常方便。他常教導我們要尊重書店的伙計，常說他們有時比我們知道的還多，有的可以做我們的老師。他和通學齋孫殿卿就是莫逆之交，有時和他一談就是幾個小時，偶然也在他那里看看書，或坐上幾個小時，往往可以得知不少書籍流通的信息。抗戰時期，大家生活都極困難，北京書業蕭條，孫殿起經濟拮據，冬季甚至沒有煤爐，平日有時夫妻二人幾天斷炊。陳垣雖也困難，但還是不斷接濟他，對他幫助不小。

陳垣藏書多為教書、寫書的需要添置，因此他藏書部類多與其科研課題有關。研究天主教史時，存藏了大量基督教史書籍，研究伊斯蘭教史，又購置了很多回教史書，佛教、道教資料也都大體完備，有整部的大藏經、續藏經、頻伽藏。他也買過道藏，只因有一年為給家人治病，經濟困難，不得不忍痛賣掉。

他的書中，有大量的元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周邊國家史地、邊省史地，以及與中國古代文學、歷史有關的典籍，如群經、諸子、學案、譜錄、地志、會要、典章制度、金石書帖、碑刻、紀年、歷法、史表、藝文志、各家書目、大家文集、名家全書，歷代詩詞賦、文鈔、尺牘、隨筆、日記，……等等，舉凡讀文、讀史所需書籍全備。尤其是他藏有大批叢書，憑我記憶，就有90多種。清末民初的叢書，大都齊備。大部頭的如《四部叢刊》初二三編凡千冊，小的至《麓山精舍叢書》僅有六冊，大小叢書較全。他主張如做學問買書，應多買叢書，可免去一種一部的買，各叢書選擇的角度不同，內容也各有側重，各有所專，各有所長，使用參考較廣、方便。且因有不少叢書中所收的書沒有單行本。

他常和我們說，他不是藏書家，更不是鑒賞家，不重在收藏宋、元等版本，也無力購買，雖也有幾部珍本，但大部分是自己閱讀、使用的書籍。他的書刊雜志也藏有不少，有些雜志都是自宣統年間起，連續不斷十幾年者，如《東方雜志》、《圣教雜志》等，還有一部分日本的文史雜志，都是十分難得的。至于他藏的不少孤本、抄本，還有他自己的細批本、手批本、都可以算是稀世之珍、很有學術價值。

他逝世前已寫好遺囑，把他幾萬冊藏書和兩大箱珍貴文物都捐獻給國家�，F在他的書籍都交給北京圖書館收藏。他與北圖的關系密切、深厚，還不僅是因為有半個多世紀交往，而且他為北圖的建設、發展，作了不少工作，有過不少貢獻；北圖對他的教學、科研也有過很多幫助。他曾說過：“我如魚，書如水”，我們說“北圖如�！�。陪伴了他一生的、他異常珍愛的書籍，最后流匯入浩渺的大海之中，與大海中更多的書匯為一體，被國家圖書館北圖珍藏，為學者服務，我想這是他一生積累的書籍最理想、最滿意、最好的歸宿，他做出的“捐獻”的決定，是正確的，是明智的。

現在的北京圖書館，已飛躍進步，遠非當年的北圖可比。不但有宏偉的建筑，有科學設備的藏書庫房，有與世界圖書館接軌聯網的設備、有各種現代化的高科技手段。陳垣的藏書，雖然在個人說不能算少，但匯集在北圖的廣漠大海中，也不過是滄海中的一粟，只是匯入了涓涓細流，但縱然只是涓滴之水，滄海一粟，卻也將與大海永存，永遠為國內外學者服務。他的藏書去處，與那些存而復失，寶而不藏的藏書家相比，真是有天淵之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