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副所長為完成“查處任務”，誘騙6名未成年人吸毒，被判刑

從古至今，犯罪皆有誘因：

或貪財逐利；或放縱私欲；或一時沖動。但馬某的惡行，跳出了所有常規惡的范疇。

他的犯罪，是為了進步！

他不是被動滑向深淵，而是主動策劃、蓄意布局，以公權為幌子、以良知為代價，為了升官上進，刻意制造犯罪，刻意制造受害者。

昨日，據紅星新聞報道：

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為完成查處任務，設計誘騙6名未成年人吸毒，日前一審獲刑5年！

縱觀案件全程，只剩刺骨的荒謬與心寒。

一名手握執法權力、本該守護一方平安的基層公職人員，為了完成所謂的查處任務、博取工作業績，為自己的仕途鋪路，不惜親手制造涉毒案件，誘騙6名未成年人吸食毒品。

2026年4月，六合區法院一審宣判，涉事副所長馬某因欺騙他人吸毒罪獲刑5年，3名參與作案的社會人員也一并獲刑。

這場荒誕又惡劣的鬧劇，直白撕開了一部分人為求進步，不擇手段，近乎癲狂。

執法者的初心，本該是懲惡揚善、抵御罪惡、守護弱者，而未成年人，更是法律重點保護、社會全力庇護的群體。

孩童心智尚未成熟，辨別是非能力薄弱，極易被誘導、被裹挾，本應遠離一切黑暗與違法犯罪，在安穩純凈的環境里成長。

可在馬某扭曲的價值觀里，職業使命、執法底線、孩童未來、法律尊嚴，全都不值一提。

唯一重要的，只有他個人的業績指標、仕途晉升與所謂的“個人進步”。

判決書還原的作案細節，字字觸目驚心，顛覆大眾對執法工作的全部認知。

2024年1月，馬某因無法正常完成涉毒查處任務，仕途考核陷入被動。

他沒有沉下心深耕本職、嚴謹排查線索、腳踏實地補齊工作短板，反而動起了歪門邪道，企圖造業績、湊指標、刷功績。

為了快速完成任務，馬某主動勾結社會人員徐某，謀劃了一場徹頭徹尾的“人造涉毒案”。

整套作惡流程堪稱荒唐至極：

馬某親自提供含有依托咪酯、屬于國家管制精神藥品的問題電子煙，授意徐某召集人員。

隨后徐某多方聯絡，聚集6名未成年人，在賓館房間內哄騙孩子吸食問題電子煙。

等到6名懵懂的未成年人誤入歧途、沾染毒品之后，徐某立刻聯系馬某到場執法抓人。

從提供毒品、誘騙吸食，到現場抓捕、完成指標，一套流水線式的操作精密完整。

這根本不是執法，是徹頭徹尾的造惡。

看過南京派出所副所長的這一案件，我只能說：

有人想進步，真的想瘋了！

不過除了案件本身，結合公開資料，還有幾個值得深挖的細節：

1、核心物證：依托咪酯的法律定性

判決書提到，馬某提供的是含依托咪酯的電子煙。

根據國家藥監局、公安部、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的公告，依托咪酯自2023年10月1日起已被列入第二類精神藥品目錄。

這意味著，在法律層面上它屬于毒品。非法持有、販賣、欺騙他人吸食，均構成犯罪。

2、行為定性：精準踩中“欺騙他人吸毒罪”

馬某身為執法者，其“設計誘騙”的行為性質極其惡劣。

《刑法》第353條規定，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

而向未成年人出售或欺騙未成年人吸毒的，從重處罰。馬某被判刑5年，正是因為這一條文中“情節嚴重”的加重量刑情節。

3、動機追問：考核機制下的“數據沖動”

除了這名派出所副所長“想進步想瘋了”之外，同時也暴露出畸形的考核機制。

當“查處任務”變成僵硬的數字指標，它就可能反向刺激執法者“養案”、“造案”，從而背離打擊犯罪的初衷。

雖然壓力不能洗白罪行，但這確實是案件背后必須反思的土壤——由數據驅動的治理模式為何會催生制造犯罪者的荒唐結果。

此外，執法者利用專業能力犯罪，此類案件并非孤例。

過往也有派出所副所長為幫人減刑而偽造立功材料被判刑的案例。

這些“內鬼”案對公信力的傷害是深層次的。

4、量刑解讀：為何是“欺騙”而非“販賣”？

有輿論質疑馬某提供毒品為何不定“販賣毒品罪”？

根據判決，其主觀目的并非牟利，而是為了完成抓捕指標，因此法律上更貼合“欺騙他人吸毒罪”。

對于未成年人而言，被哄騙嘗試“上頭電子煙”時往往并不知道其含毒，這正是“欺騙”的要件所在。

而馬某既是毒品提供者，又是最終抓捕者。

這種執法者角色的撕裂感，是案件最荒誕之處。

5、未來隱患：6名孩子的人生怎么辦？

判決書提到馬某的刑期，但并未提及那6名未成年人的后續結局。

雖然他們是被害人，但檔案中關于“吸食毒品”的違法記錄能否徹底消除？

依托咪酯對未成年人大腦發育的損傷是否不可逆？

這些才是真正令人心痛且懸而未決的問題。

這起案件的惡劣之處在于：

它徹底打破了民眾對“正義化身”的信任底線。

當本該守護孩子的人親自遞上毒品，這種背叛感是摧毀性的。

5年有期徒刑，是法律的嚴懲，也是對這場荒誕鬧劇的終結。

馬某機關算盡，妄圖靠造惡換前程，最終前程盡毀、身敗名裂、身陷囹圄。

以惡謀進，必毀于惡；借害升遷，終毀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