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家里有好幾套房，老太太非要靠撿垃圾為生，到底為啥？

清晨五點半，天還沒亮透，小區里靜悄悄的，只有路燈發出昏黃的光。

"嘩啦——"垃圾桶蓋子被掀開的聲響，在樓道間回蕩。

七十二歲的周桂芬弓著腰，把半個身子探進綠色垃圾桶里，一雙布滿老繭的手熟練地翻找著。紙板歸紙板，塑料瓶歸塑料瓶，分得清清楚楚。她身上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棉襖，腳上蹬著一雙裂了口的黑布鞋，背后拖著一輛嘎吱作響的小推車。

隔壁單元的張大姐推開窗戶，忍不住跟老伴嘀咕："你說這周老太太到底圖啥？她大兒子在城南有兩套房，小兒子在城東還有一套門面房，光拆遷款當年就分了好幾十萬。咋還天天起早貪黑撿破爛？"

她老伴翻了個身，含含糊糊說："誰知道呢，老糊涂了吧。"

可周桂芬一點兒也不糊涂。她把撿來的東西碼得整整齊齊，推著車往廢品站走。初冬的風刮在臉上像刀子割，她縮了縮脖子，腳步卻不停。

廢品站老劉頭看見她就嘆氣："桂芬姐，你又來了。今天這些，頂多給你八塊錢。"

"八塊就八塊。"周桂芬接過那幾張皺巴巴的鈔票，小心翼翼疊好，塞進貼身的棉襖內兜里。

就在這時，一輛黑色轎車猛地停在廢品站門口。車門一開，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沖下來，滿臉怒氣。

"媽！我都說了多少遍了，您別再撿了！鄰居都在笑話我們！"

周桂芬看了大兒子周建國一眼，沒說話，低頭推著空車就往回走。

周建國一把拽住車把："您到底要怎樣？缺錢我給您，缺吃缺穿我給您買，您非要這樣丟人現眼？"

老太太猛地甩開他的手，渾濁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聲音沙啞卻硬氣："我丟誰的人了？我撿垃圾礙著誰了？"

說完，她頭也不回地走了，佝僂的背影消失在晨霧里。

周建國站在原地，攥緊拳頭，額頭上青筋直跳。

周桂芬不是沒有過好日子。

三十年前，老伴周德發在鎮上開了家小五金店，生意紅紅火火。兩個兒子，大兒子建國腦子活絡，小兒子建民老實本分。一家人擠在三間瓦房里，雖然不算富裕，但鍋里有肉，日子有奔頭。

后來城鎮改造，老房子拆遷，周家分了三套房，外加四十多萬補償款。老伴說："一人一套，剩下的錢咱老兩口留著養老。"

誰也沒想到，拆遷款到手不到兩年，老伴突發腦溢血，走了。

辦喪事那天，大兒媳婦李翠紅在廚房里跟小兒媳婦陳芳嘀咕："爸的存折在哪兒呢？媽手里還攥著多少錢？"陳芳瞪了她一眼，沒接話。但這顆種子，已經埋下了。

老伴走后第三個月，李翠紅就提出讓周桂芬把存折交出來，"放在您手里也不安全，不如我幫您管著。"

周桂芬沒答應。

從那以后，李翠紅的臉就變了。逢年過節桌上雖然多擺了副碗筷，但那碗筷總像是多余的。建國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漸漸地也不怎么往老太太屋里去了。

小兒子建民倒是孝順，可他三年前查出了尿毒癥。

這才是周桂芬拼命撿垃圾的真正原因。

老伴留下的那點錢，她早就偷偷給建民交了兩年的透析費。存折上的數字一天天往下掉，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不敢跟建國開口——不是怕兒子不給，是怕李翠紅那張嘴。上次建民住院，李翠紅當著一家人的面說："老二治病，憑啥花公中的錢？他自己那套房子賣了不就有了？"

那句話像釘子，釘在周桂芬心窩子里。

建民的房子，是他一家三口唯一的窩。周桂芬舍不得，更不忍心。

所以她選了另一條路——撿垃圾。一天八塊、十塊，一個月攢下兩三百。她知道這是杯水車薪，但她停不下來。每翻一個垃圾桶，她就覺得離兒子的下一次透析費又近了一點。

那天被建國撞見后，事情終于瞞不住了。

當天晚上，建國坐在母親那間堆滿廢品的小屋里，看著墻角碼得整整齊齊的紙板箱和礦泉水瓶，看著桌上那個掉了漆的鐵盒子——里面裝著一沓零錢，最大面額不過十塊——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鼻子酸了。

"媽，建民的病……您怎么不告訴我？"

周桂芬坐在床邊，手里攥著一個塑料袋，半天才開口："你媳婦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想你們兩口子吵架。"

"那您就自己扛著？"建國嗓子發緊。

"我是當媽的。"周桂芬平靜地說，像在說一件天經地義的事。

屋里安靜了很久。窗外傳來冬夜的風聲，嗚嗚咽咽的。

第二天，建國把三套房的房產證擺在桌上，當著兩個兒媳婦的面說："建民的病，全家一起扛。誰要是有意見，先過我這關。"

李翠紅張了張嘴，看了看建國的眼神，到底沒說出話來。

陳芳紅著眼圈給婆婆端了碗熱湯。周桂芬接過來，手抖得厲害，湯灑了一半在棉襖上。她沒擦，低頭喝了一口，咸的——分不清是湯的味道，還是眼淚的味道。

后來有人問周桂芬："現在還撿不撿了？"

老太太笑了笑，沒正面回答，只說了句："我這輩子，沒享過兒子多少福，也不想享。當媽的，能替孩子做一點，就做一點。等哪天做不動了，再說吧。"

她到底還是沒完全停下來。每天早上，小區里依然能看到那個佝僂的身影。只不過推車旁邊，有時候會多一個人——是建國，沉默地幫她整理紙板。

母子倆誰也不說話，小推車嘎吱嘎吱地響著，在晨光里慢慢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