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把保護當訂閱賣，歐洲27國傻眼，70年安穩一招被翻臉

歐洲在20世紀后半葉兩度從災難中重建，最終建立起一種前所未有的區域秩序：成員國之間的戰爭不只是可能性極低，而是變得難以想象。

這一秩序建立在兩根支柱之上。一是歐洲一體化，即通過艱難而細致的努力，把經濟、法律和制度在歐盟框架內緊密綁定在一起，使沖突變得不合邏輯。二是美國力量。北約不僅起到遏制蘇聯的作用，更幾乎完全托底了歐洲安全，以至于歐洲國家可以不再嚴肅思考防務問題，而把注意力轉向其他事務：福利國家、統一市場，以及一體化進程中幾乎無窮無盡的程序性制度設計。

這種安排維持了七十年。如今，它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性質截然不同的關系：美國的安全承諾不再是持續有效的保障，而變成了一項以服從條件為前提的服務。某種意義上，美國已經成了按訂閱收費的安全提供者。和任何訂閱服務一樣，如果條件得不到滿足，價格可以上調，服務可以暫停，也可以取消。

面對這一變化，一些歐洲政府仍試圖以“耐心”來回應，稱這只是一次偏離常態、一次談判策略，或一場暫時的風暴。但這種解釋本就站不住腳。

在特朗普政府威脅格陵蘭之后，在美國一再輕描淡寫地暗示甚至公開威脅退出北約——最近甚至提到暫停對其他成員國的義務之后，這種說法已難以成立。

一個美國政府如果公開討論吞并北約盟友的領土，并在對方提出反對時表現出輕蔑而非安撫，那它就不是在進行戰術性擾動，而是在展示一種世界觀：盟友的主權和安全，要以是否符合美國利益為條件。

問題已經不再是舊有關系能否恢復。正如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今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一次演講中所說，它已經無法恢復。對歐洲而言，真正的問題是：它要用什么來取代舊秩序，又要以多快的速度完成。

歐洲的問題不只是外部環境變化。它的集體行動能力，也受到為另一個時代設計的內部制度所掣肘。歐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要求一致同意，這意味著只要一個成員國反對，其余26國就可能被拖住。維克托·歐爾班領導下的匈牙利，以及羅伯特·菲佐領導下的斯洛伐克，已經多次證明了這一點。

但若把問題歸結為這兩個人，就錯了。他們只是結構性脆弱的癥狀，而不是根源。波蘭在2023年右翼、反歐洲的法律與公正黨失去權力前，也曾多年受阻撓政治困擾。如今，歐爾班的青民盟也已在匈牙利失去執政地位。但明天，阻撓歐盟行動的可能會是別人。真正的問題，是這一機制讓任何一個不自由主義政府都能對整體安全行使否決權。

歐洲如今所處的局面是：面對已經改變的外部環境，卻仍使用并非為此而設的制度；依賴一個已經重新定價其安全保障的擔保者；同時又受制于一種把“一致同意”等同于“正當性”的內部規則。

在討論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之前，有一點必須先說清楚，因為它在這類討論中常常被忽略：歐洲并非一直都是如今流行說法中的“搭便車者”。冷戰時期，北約歐洲成員國——尤其是德國——每年國防開支占生產總值的比重通常在3％到5％之間。這意味著真實的政治選擇、真實的財政取舍，以及真實的軍事能力?！按畋丬嚒钡臄⑹?，是在冷戰結束后才逐漸形成的。當時蘇聯威脅已經消失，和平紅利似乎會長期存在。美國多年來不斷施壓，要求歐洲增加自身防務投入，但歐洲似乎始終充耳不聞。

很多年里，歐洲國家實際上是在押注一種未來：它們不需要在防務上花太多錢，因為無論發生什么，美國都會出面買單、承擔最重的任務。它們把資金更多投向社會項目和建設，在美國安全保護傘下獲得了某種安穩感。

這一局面在2022年發生了變化，迫使歐洲重新面對現實。俄烏戰爭的開始，讓歐洲各國政府重新嚴肅看待防務。德國宣布“時代轉折”安全政策調整，并承諾向聯邦國防軍投入1000億歐元。波蘭迅速提高國防開支，力度之大，反襯出多數北約伙伴遠遠落后。波羅的海國家則發現，自己從未停止重視俄羅斯威脅，如今這種判斷終于得到驗證。整個歐洲的國防預算，開始朝著正確方向移動。

美國不再提供無條件承諾，并不只是唐納德·特朗普一人的作用，盡管特朗普讓這一趨勢變得無法忽視。這種轉變橫跨美國政治光譜，反映出美國兩黨對戰后負擔分擔模式的共同疲憊。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追溯到紐特·金里奇推動的政治轉向，追溯到圍繞聯合國會費和多邊承諾的爭論，也追溯到美國自1945年以來一直主導外交政策的國際主義共識的緩慢松動。特朗普只是毫不掩飾地說出了這種重新定位，并撕掉了過去讓歐洲還能繼續自我安慰的那層謹慎外交辭令。

慕尼黑安全會議正是這種裂痕越來越清晰的場合之一。幾十年來，這一高級別會議一直是跨大西洋安全共同體的年度聚會場所。在這里，美歐官員會重申共同承諾，以一種熟悉而儀式化的方式爭論負擔分擔問題，然后帶著“北大西洋聯盟盡管有緊張，但依然完整”的確認離開。

但2025年的慕尼黑不同。美國副總統詹姆斯·戴維·萬斯來到這里，不是為了重申承諾，而是為了訓斥。他針對的不是俄羅斯，也不是其他大國，而是歐洲本身，包括歐洲如何處理移民問題，以及如何理解言論自由。許多歐洲官員仍選擇把這看作挑釁，而不是一種政策原則。

到了2026年的慕尼黑，這種自我安慰終于難以維持。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的語氣克制，措辭謹慎，甚至顯得友好。但他所描繪的，不再是人們熟悉的、以共同價值為紐帶的民主國家共同體，也不是美國對這種共同體的承諾。

美國正式退出北約的可能性或許不高，但美國承諾的模糊性如果不斷累積，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所隱含的相互支援保證，可能會在任何正式變化發生之前，就先失去威懾力。威懾依賴清晰性。如果對手相信第五條是有條件的、可以談判的，或者會隨華盛頓的政治情緒而變化，那么它就可能開始試探聯盟真正的韌性，試探集體安全承諾是否還站得住。

單是外部問題，已經足夠棘手。更嚴峻的是，歐洲還同時背負著一個多年未解的內部問題：在歐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領域，不同于統一市場或法律秩序等領域，一致同意意味著27個成員國必須全部同意，否則就什么都推動不了。

而在其他領域，只要一項措施獲得至少15個成員國支持，且這些國家合計代表歐盟至少65％的人口，就可以通過。但外交、國防和稅收等領域，大體上仍不適用這一規則，那里實行的依然是一致同意。

在歐爾班執政時期，匈牙利曾阻撓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方案，否決延長對俄制裁，并把否決威脅當作籌碼，用來換取與此無關事務上的讓步。歐洲整體一致性的代價是真實存在的。但歐爾班只是問題的一個例子。法律與公正黨執政下的波蘭，也采用過同樣的做法。如今歐爾班已經下臺，但這種脆弱性依然存在——任何一個成員國的任何一屆政府，只要決定把一致同意機制武器化，都可以這么做。

這個困局需要結構性改革。但要修改歐盟條約架構，本身又必須經過一致同意，這就形成了一個無解式的循環。

當然，也存在一些局部變通辦法。強化合作機制允許部分成員國在特定議題上先行推進，不必等待所有國家。那個名稱多少帶有委婉意味的“歐洲和平基金”，作為一種預算外軍事支出機制，已經被用來資助向烏克蘭運送武器，而這在歐盟正常渠道下原本幾乎不可能實現。

這個名稱本身，實質上也是一種巧妙的政治繞行。通過把它稱作“和平基金”，歐盟可以把這類軍事支出包裝成促成和平的行為，從而繞開通常禁止歐盟預算為武器買單的嚴格規則。該基金嚴格用于軍事裝備和訓練，真正的外交與民事工作，仍完全通過歐盟正常預算渠道另行處理。

在一些情況下，愿意行動的國家聯盟甚至完全繞開歐盟架構，自行協調。這些機制都很有價值，但它們終究是臨時拼湊出來的安排，缺乏正式歐盟機制所擁有的制度分量和財政火力。

歐洲現在能做什么？現實是，沒有美國，歐洲還沒有準備好獨立承擔自身安全。歐洲的能力缺口包括戰略空運、衛星情報、遠程精確打擊能力，以及在歐洲范圍內調動和維持大規模部隊所需的后勤基礎設施。這些缺口不可能在兩年或五年內補齊，有些甚至需要十年。

這意味著，至少在眼下，歐洲仍需要美國。哪怕這個美國已經變得交易化，哪怕它已經改變了條件。以理性方式管理這種依賴，不是綏靖，而是現實主義。這意味著一邊支付這筆“訂閱費”，一邊努力從不斷增強的實力出發，重新談判條件。

這也意味著，歐洲必須增加國防開支。這樣做不是為了向美國壓力讓步，而是出于戰略必需，只不過恰好也滿足了美國的要求。能源來源也必須繼續多元化——這同樣不是因為華盛頓堅持如此，而是因為依賴俄羅斯供應本來就是一種脆弱性。至于與華盛頓的外交沖突，則需要謹慎選擇，只應保留給那些真正涉及核心戰略利益的問題。

在防務領域，起點應當是產業整合。歐洲的國防采購體系至今仍然效率低下，突出表現就是各國體系之間嚴重碎片化、重復建設。歐盟成員國使用的武器平臺種類遠多于美國，而美國受益于更高程度的標準化。歐洲部署的主戰坦克型號大約有十幾種到近二十種，戰斗機平臺也并行存在多個體系，而不是形成統一機隊。

但整合是一個跨代際工程，它受政治和產業政策影響，并不亞于受戰略因素影響。即便如此，這項工作也必須真正啟動。

然后，還有那個被拖延最久、如今已無法回避的問題：核威懾。法國擁有獨立核力量。幾十年來，法國政府始終謹慎，不愿把這種威懾延伸到歐洲伙伴身上，原因涉及戰略 doctrine、主權考量以及復雜的政治。

這些原因今天依然存在，但法國核威懾能否在更廣泛的歐洲層面發揮作用，已經必須被認真討論。德國也已經開啟了這場討論。一個如果真想實現戰略自主的地區，不可能無限期地把最終安全保障外包給一個按訂閱收費的提供者。

歐洲曾在過去通過數十年的艱難建設、反復妥協，以及從災難中得到的深刻教訓，逐步走向團結。如今，那個讓歐洲得以把精力投向內部建設、而不是對外武裝的外部安全保障已經消失。美國向歐洲遞上了一張服務賬單，并明確表示，它希望這筆錢得到支付。

眼下，歐洲仍需要支付這筆賬單，同時推進內部改革，建設能力，以便未來能夠爭取更好的條件。至少目前，還看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