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網流傳的數字暗語，為何成了“威脅刺殺”特朗普的證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狄薇薇】

據多家外媒報道，當地時間4月28日，美司法部在北卡羅萊納州東區聯邦法院再次對聯邦調查局（FBI）前局長科米提起刑事指控，罪名是“威脅殺害總統”：

去年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張北卡當地海灘的貝殼圖片，配文“我散步的海灘上很酷的貝殼陣列”。當時評論區有人認為，這些貝殼看起來像是阿拉伯數字“86 47”，結果引發了一場爭議，最終科米將照片自行刪除。

由于科米用以“傳遞威脅信息”的社交媒體使用了跨越州界的網絡物理信道，帕姆·邦迪滾蛋后（4月2日以來由托德·布蘭奇代掌的）特朗普的最新一屆司法部認為，這構成了跨州犯罪，因此符合聯邦罪行的起訴（接管）和審理條件。

由于筆者人在美國，為免因展示科米的原圖而同樣構成“威脅總統罪”，筆者特此聲明：上面展示的是特朗普忠實粉絲勞拉·盧默引用該圖的帖子截圖，筆者不同意這些貝殼的觀點�。ü奉^）

如果說“清風不識字，何苦亂翻書”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差評了“清”這個字，那么在崇尚“絕對言論自由”價值觀的美國，四個阿拉伯數字兩兩一組拼在一起，怎么就成了“威脅刺殺總統”的刑事犯罪？美國總統的安全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得如此脆弱了？

本文將簡單梳理相關的“數字暗語文化”和法律背景，并探討事件反映的美國政治發展脈絡。

“86 47”暗語大起底

網絡口彩（尤其負面含義類）通常是一個高度按地域而異的東西�！�87”在內地尤其北方方言區通常是“霸氣”的意思，而在我們寶島臺灣等一些閩南語地區，雖然早期也能表示“霸氣”，但現在通常表示“北七”或者說“白癡”。

然而，由于某種大自然的鬼斧神工，“86”不僅在我國的老派互聯網文化中是“886”（拜拜了）的縮寫，在美國英語俚語中也形成了“扔掉、拒絕、與某種服務或物品說拜拜”的意思。在餐廳、酒吧行業和非正式場合，“86”可作形容詞，表示某物“已空”“不可用”，或某人“（因為打架斗毆等）不再（在酒吧里）受歡迎”。

不過，更多時候它被用作動詞（讀作“eighty-six”）。例句：“將86我乎？”

“86”在英語中的起源比QQ文化中的“886”早得多，可追溯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具體說法極其豐富多彩，根據《圣路易斯雜志》專欄作家George Mahe的整理，至少包括：

1.當時的餐館/汽水店等行業的員工行話（用86表示“沒有”）； 2.86與俚語單詞“nix”押韻； 3.（禁酒令期間紐約的某家酒吧）為顧客逃避警察指示方向； 4.美軍《共同軍事司法條令》第86條涉及“擅離職守”； 5.（大蕭條時期）典型的救濟粥鋪一鍋剛好能盛85碗（因此到第86個人就無了）；等等等等。

不管真正的起源是哪種，總的來說，“讓我們86了他”在最厲害的程度上，表達的是一種“讓我們將他開除/扔出我們圈子”的意思。

英語是一種“主-謂-賓”結構的語言。因此當動詞“86”與名詞“47”（第47任總統，即特朗普第二任期）按“86先47后”順序組合在一起、構成“86 47”或“8647”時，天然讓人聯想到“（未指名的主語）轟特朗普（出酒吧）”，而不是“特朗普轟出（酒吧里的未指名的賓語）”：

無論是高舉星條旗的白人大媽，還是戴紅帽子的絡腮胡白人大漢，只要配上這組數字，其他特征元素賦予他們的“MAGA氣質”立即一掃而空

特朗普上臺以來，一通王八拳無差別打碎了美國“士農工商”各色人等的飯碗，把美國聯邦政府在世界人民中長期以來的霸權暴政形象原樣展現在了美國本國人，尤其中產知識精英面前�！�86 47”這個吉祥話自然日漸興盛，在本次起訴前的一年多時間里，它早已成為美國政治語境中代替“Down with Trump”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婉轉表達。

“86 47”主題的文化衫在網購平臺上滿天飛，有的甚至會貼心地提醒你“（如果現在下單）母親節前即可送達”——是的，第三方配送的正常美國國內快遞就這么慢

到后來，攝影師甚至只要在畫面中單獨拍進一個“86”，有經驗的讀者就知道發生了什么：

例如這樣（86在右下角）

總結一下，“86 47”在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要求特朗普下臺的口號。其在美國社交媒體、抗議活動及周邊商品中流傳極廣，并非什么政變陰謀，就是反特朗普陣營中尋常的“政治�！�。

法律“紅線”與“定罪”難度

然而，特朗普的司法部似乎引用了一種非常罕見，以致韋氏詞典和大部分專著都沒有收錄的說法：

在西方，一個墳墓的典型尺寸是8英尺長、6英尺深。因此人被殺、就會死，呃不——會被埋葬；或者說，被扔進一個8x6的坑里。

因此，赫魯曉夫的翻譯當年十分發愁的那句俄語，可以在英語中譯成：“我們將86你們！”

如果按這種解讀，那么科米發布的貝殼照片就涉嫌構成了《美國法典》中的“威脅總統罪”。

分析這個具體“罪行”，“數字的邪惡組合”是基督教文明體系中的一種邊緣亞文化，自近代以來，傳統上在西方被視為陰謀論而自然忽視、不予理會，作為其近代變種的“數字影射政治陰謀”亦是如此。一般來說，是不應該有律師拿這種東西來做文章的。

然而在當代西方，據筆者所知，確實存在一個“數字組合‘表達’違法”的成例：德國。

在德國全境，“88”“14”“18”等一些特定數字串（注：分別是被禁言論“希特勒萬歲”、新納粹信條“十四字箴言”和“阿道夫·希特勒”名字的首字母排序或總單詞數），如果在無合理“上下文”的場合憑空出現、產生“政治言論表達”效果，是可以被德國刑法第130條定罪的：

雖然這些數字排列本身不違法（顯然的事情，否則德國就不要想有小學以上算術了），但一旦無端單獨出現，就足以觸發調查

在德國，如果明顯沒有能自圓其說的非政治性理由，單獨將這些數字印在服裝上（如上圖）、涂鴉到墻面、設為自己的車牌靚號，或在公共場合念出來，都可能落入這個法網——判定權完全在聯邦憲法保衛局。只要他們認定你對這些數字的使用方法煽動仇恨或納粹思想，就可以沒收涉案物品乃至抓人。為避免麻煩，德國許多地方政府的車牌選號系統直接禁止選這些數字組合。

然而，德國與美國（通常情況）法律在此類問題上，存在十分明顯的理念差異。

長期以來，美國在自身認知框架中，一直奉行“絕對言論自由”的價值觀——所謂“價值觀”的意思是，雖然他們的政府在實踐中也可能不時自己破壞之，但在他們的觀念中，那些情況都不過是他們信仰天空中的幾朵烏云，而信仰的大廈本身、遇到未知情況時的“默認值”，仍然是絕對化的、不受道德干預的、不受法律約束的“表達”自由。這是與歐洲不同的。

對于沒有親歷過這個文明體系的人，這話聽起來非常別扭。但筆者一時也想不出更好的抽象表述方式。但可以舉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現實例子：

近年來在對待本國聲援巴勒斯坦解放呼聲的問題上，除西班牙（目前由一個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組成的聯合政府執政。在歐美保守派眼中，桑切斯領導的西班牙是“歐洲唯一由極左翼掌權的國家”）外的大部分“白人民主發達國家”，直接將這些言論表達定為了刑事犯罪：從英國、德國，到匈牙利、澳大利亞等國，喊出“From the River”、在游行中展示巴勒斯坦國旗，本身是足以成為罪名、導致被政府拘留乃至判刑的。

歐洲國家對巴勒斯坦國旗的禁令通常沒有明確法條依據，但并不妨礙警察根據某個地方長官的行政禁令上來搶旗抓人。結果是，西瓜大范圍成為歐洲人民聲援巴勒斯坦的替代象征

而在美國，由于上面所說的“絕對言論自由”思維模式，巴勒斯坦國旗和“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口號并未被禁。從拜登到特朗普的兩屆政府，在對付使用上述同類言論抗議的本國公民時，只能用“妨礙公共秩序”之類罪名將他們從示威現場暫時拷走。

我們所熟知的美國利益集團迫害巴勒斯坦支持者案例，實際上主要是通過“資本私刑”（例如，社交媒體在美國不算“公共場合”，掌控它們的資本家有權按自己心意封禁用戶）和“國家機器直接迫害非公民”（很容易找到各種法條理由）這兩種形式表現的。

前者的一個實體例子是著名的“哈佛開盒車”（以色列資助的NGO將美國公民學生開盒展示，使企業不敢雇傭他們）。去年魯比奧大批開除和抓捕“親巴勒斯坦”留學生，則是后者的例子

在這種絕對主義的“表達自由”觀念庇護下，美國不僅公眾人物可以幾乎無法律成本地互相造謠、新聞媒體可以（通常）無責任發表被定密的政府泄露信息，而且日常生活中五光十色的“合法欺詐”行為泛濫成災。筆者一年多以來對此已頗有體驗，僅親身經歷就足以另外寫成一篇文章，但在這兒只是想簡單地下一個結論：他們這種運作邏輯下的社會，與一些我國自由派公知精英所想象的那種“美麗新世界”，是會有極大區別的！

早期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剛通過時，即使威脅殺總統和煽動叛亂的言論通常也被認定為受其保護不得干涉，結果謝司起義等多起“大逆”案件最后都以主犯釋放告終，多起十分愚蠢的出言不遜威脅總統事件在執法機構的袖手旁觀中發展為真正的總統遇刺案。直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終于在法條體系中打補丁、將“威脅總統”列為一種單獨的“第一修正案例外”，亦即不受保護、說出來就會被抓的言論范疇。

然而，到1969年，由于著名的“沃茨訴美國”案，“威脅總統”這種作為“第一修正案例外”的言論罪行，又被加上了一個名為“真實威脅原則”的限制：

1966年8月27日，隨著越戰升級的“林總命令往下傳”——“Lyndon Johnson told the Nation”，18歲的羅伯特·沃茨在一場抗議活動中說：“我已經收到了1-A級征兵令，下周一就要去體檢了。我不去，如果他們逼我扛起槍，我第一個就瞄準林登·約翰遜總統！”結果被小人舉報，沃茨因此被判“威脅總統”罪成立；他不服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不僅認為自己無罪，而且認為“威脅總統罪”這條法律本身就違憲。

在“沃茨訴美國”案中，最高法院最終一致（per curiam）裁定，威脅總統入罪本身是合憲的，但由于“政治領域的語言……往往充滿謾罵、侮辱和不準確之處”，考慮到“語境、該言論明確的條件性，及其聽眾的反應”，法院裁定沃茨的言論屬于“政治夸張”，不構成威脅總統罪應達到的“真實威脅”，開創了“政治夸張或暴力笑話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默認規則。

總結一下：在特朗普本屆政府之前的美國司法實踐中，“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政治/藝術表達”與“刑事犯罪言論”之間是存在一個相對穩定邊界的。而科米的貝殼帖子，至少以美國近半世紀以來的社會共同常識，根本達不到越過這一邊界的標準。

美國政治上“表達與威脅”的邊界墻正在融化

既然如此，為什么常見的“86 47”到科米手里就成了犯罪？或者說，為什么展示這幾個貝殼，對2026年的科米成了可提起公訴的犯罪？

其實，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科米這個人，而是出在當前歷史階段的整個美國社會。

美國近一年來，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大量逐漸遞進的類似“因言獲罪”事件，社會表現出“表達空間逐漸被政府蠶食”、以及“對這種現狀逐漸退讓”的特征：

1.魯比奧“簽證特權化”、留學生簽證風暴和“抓親巴勒斯坦外國人事件”。（毫無法治可言，但針對的是抗爭極為困難、基本無反抗能力的外國人） 2.柯克遇刺后的大整肅。（升級為“針對外國人的聯邦政府迫害”——撤銷簽證等，與針對美國公民的非政府/非刑罰類報復——如開除教師公職等——相結合） 3.刑事調查鮑威爾的事件。（升級為“針對美國公民的政府司法動作”，但仍然是高層精英的利益內斗、不涉及“被威脅”的暴力層次，且最后被撤回了） 4.最近發生的FIU女生“炸學校”玩笑獲罪案。這是真正針對隨機美國公民的“因言獲罪”，法條仍可以有爭議，但很可能成為美國原本“表達與威脅”分野（亦即上面的科普內容）重新劃定甚至徹底消失的分水嶺！

4月9日，位于邁阿密的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IU）一名大四女生因在一個215人學生群里開玩笑讓內塔尼亞胡用一些棒棒糖炸毀學校禮堂（以免她們周五去那兒上一門課），被人認為影射了“內塔尼亞胡炸毀伊朗女子學�！保▽嶋H上應該是美軍自己炸的）而被捕。她被起訴的罪名是發布恐怖襲擊威脅言論，最高可判十五年徒刑。

雖然前面提到美國1969年引入了“真實威脅原則”，但當時最高法院的意見里并未明確所謂的“真實威脅”到底應該由誰來判斷。2023年前，各州一般使用的默認原則是“如果一個第三方的‘理性人’認為這種言論足以構成威脅，則無論‘威脅者’自己主觀上是否在威脅，都構成真實威脅”；但2023年的“康特曼訴科羅拉多州”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這一標準，認為控告方必須證明“威脅者”自己將自己的言論理解為是在威脅，才能判處其言論犯威脅罪。

然而，FIU女生案截至筆者發稿時的進展中，主審法官跟沒學過法似的繼續明確強調“一個客觀的第三方會把你的話當作威脅”，顯然沒有遵循前述判例，而像是遵循了“特朗普/內塔尼亞胡的價值觀就是法律”。

如何解讀美國近年司法中如上所述的“因言獲罪日漸正�！壁厔�？

前面已經提到，美國長期以來奉行“絕對言論自由”，涉政議題有非常大的所謂“表達空間”，也就是今天一些人仍在吹噓的“可以罵總統”。然而，這種反常的“自由”是與“政客都是實際掌權的大資產階級整體代理人，‘美國政客與美國的統治者相分離’”這種社會生態綁定的。

億萬富翁特朗普當選總統并組建億萬富翁內閣、巴以沖突中AIPAC各種操作的自我暴露，以及近來“愛潑斯坦階層”的曝光，都標志著美國大資產階級開始踢開道貌岸然政客代理人、直接下場執掌政治；這意味著，這種“總統與美國統治者分離”的局面被破壞、“罵總統”逐漸變成了真正的“攻擊美國統治者”。

任何一個政治體制的首要本能都是確保自身的安全和存續，而由于上述的美國政治邏輯變化，體制的自我保護本能自然就逐漸將上述的、某些人心心念念的“自由”扼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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