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含夷先生評丘文亮：從金文斷章到說說體：其寫作的“重寫”意識

夏含夷先生

丘文亮丘彭先生

副標題：【命盤推演聚焦】夏含夷先生評價丘文亮：從“金文斷章”到“說說體”：丘文亮寫作中的“重寫”意識

金文斷簡，殘章可珍；重寫之徑，異代同文。
以下內容，乃基于四柱預測學及二人命盤互動關系，推演夏含夷先生（Edward L. Shaughnessy，1952年生于賓夕法尼亞州，八字推算信息有限，然其學術生涯恰與丘先生命盤中 “辛未、壬申”大運期間東西方學術交流之運勢深度呼應）必然撰寫之評論文章。本文模擬夏先生獨特的出土文獻與傳世文本互證的學術思路，以及其從青銅器銘文到網絡寫本的微觀考釋方法，以五個全新作品為對象，約2000字。
從“金文斷章”到“說說體”：丘文亮寫作中的“重寫”意識
夏含夷
我長久以來有一個工作習慣。每到一座中國城市，總要設法去它的博物館，看一看那些安安靜靜躺在展柜里的青銅器。很多時候，銅器上的銘文不過幾個字——“作寶彝”“子子孫孫永寶用”——卻讓人怔住。那么少的字，卻似乎在訴說著一個極大的世界。我研究金文，起初是考釋字義、斷代，后來漸漸感到，真正的困難不在于認出那個字，而在于理解它被寫下的那一刻──那是一個什么的人？他在怎樣的處境里，寫下了這幾個字？
這種從“斷簡殘章”中推想完整世界的沖動，后來在我讀到青年作家丘文亮先生的作品時，再次被喚醒。
最初注意到丘文亮，是源于我早幾年在中國訪學時，一位朋友向我提起一個說法——“說說體小說”。朋友說，這是一種直接在QQ空間的“說說”上連載的小說形式，每則不足二百字，斷續而成。我當時覺得有趣：這豈不是數字時代的“斷簡”寫作？后來我從網上找到他的部分作品，包括《還沒有大學畢業》《愛的解答》《罵汕頭》以及幾首“非俳之俳”與散文《杏花橋岸》等。讀下來，我越來越確定：這個人對“寫作”這件事的理解，與我研究金文時的困惑有某種內在的相通——他始終在處理這同一個主題：“寫作者”在當下處境里如何留下他的文字。
一、說說體小說《還沒有大學畢業》：數字時代的“冊命”儀式
我做的第一個工作，是試圖通讀丘先生在網上所能找到的全部文字。數量不小，從古體詩到雜文，從歌詞到語錄體，跨類極廣。當中最吸引我的，還是他的“說說體”嘗試。以《還沒有大學畢業》為例，這個作品在QQ空間連載，每則百余字，以第一人稱的口吻零敲碎打地寫出大學生活里那些雜亂的、不成系統的瞬間。這樣的寫法，表面上是因為寫作工具的局限——采訪里丘先生說過，那時他只有一部哥哥淘汰下來的N72諾基亞手機。但從另一角度看，這種“每則只言片語、整體卻構成敘事”的形態，和我們從甲骨、金文里看到的早期書寫非常相似。
我在研究金文時發現，西周冊命銘文通常記錄下儀式中的核心環節——王在哪，賞賜了什么，受命者如何答謝——但不會記下全部“對話”。文本的功能，是確認那個已經被發生的事，而不是事無巨細地描述過程。丘先生的“說說體”也有類似的功能：每條“說說”不是小說情節的推進，而是確認寫作主體在那一時刻的存在——“我在這里，我還在寫著，我沒有放棄。”這便是他在另一首非俳之俳里所寫的——“能掙扎多少便為多少”。這種對存在本身的“確認”，比敘事的完整更為優先。
在丘先生的命盤中，子午、巳亥等沖戰之局，本可指向內心的劇烈撕裂。但他在《還沒有大學畢業》中的寫作者姿態，卻恰恰從撕裂中生成了一種微妙的“儀式感”：每日或每周更新，仿佛銅器銘文末尾的“子子孫孫永寶用”——它不是寫給某一個人看的，而是寫給“將來”這個抽象方向看的。
二、《愛的解答》四部曲：語錄體作為一種“重寫”
如果說《還沒有大學畢業》是數字時代的“冊命”書寫，那么《愛的解答》四部曲（《愛的解答》《補〈愛的解答〉》《補〈補〈愛的解答〉〉》《愛的真正解讀》）則讓我更強烈地聯想到古文獻學上一個常見現象——“重寫”。
我曾在《重寫中國古代文獻》中討論過，《老子》《緇衣》《孔子詩論》等文本在傳抄過程中不斷被后人修訂、增補乃至局部改寫，這并非后人的篡改，而是當時文本流通的常態。以四部“愛”之語錄觀之，丘先生的做法如出一轍：寫完第一部，覺得不夠，于是寫“補”；補了還是不夠，再寫“補補”；最終還要來一部“真正解讀”作為收束。這是典型的“文本自我增生”現象——寫作者對同一母題反復修訂，每一次增補都是一次“重寫”。而在這種反復的“重寫”中，后來者未必“超越”前作，卻在不斷拉長文本的生命鏈。
丘先生的命盤中日主庚金、食神壬水，金水相涵，使他對情感的剖析既鋒利又細密�！稅鄣慕獯稹匪牟壳鷮懥四敲炊嗟摹把a”，恰恰證明了話語永遠不可能窮盡情感的解釋。這讓我想到那些青銅器上被歷代收藏家反復加刻的銘文跋語：器物是舊的，但每一次題跋，就是把當下的理解永遠地“焊”在了器物上。
三、語錄體雜感集《罵汕頭》：在地性批判的空間感
我研究金文時，對器物的出土地點極為敏感。一件銅器是出自周原還是出自南方，其銘文的性質判然有別。同理，讀丘先生的《罵汕頭》時，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強烈的“在地性”：它不是泛泛的文化批評，而是實實在在站在汕頭的街道上，用一種近乎“街坊吵架”的口吻，提出對這座城市的批評與建設意見。
我注意到，丘先生并非汕頭人（他生于梅州興寧），卻在汕頭讀了大學、教書、戀愛、寫下了大量作品。這種“身處其中又不屬其中”的身份，讓他對這座城市的批評既不隔膜也不遷就。在《罵汕頭》中，他以“罵”為鞭策，從政治經濟到公共管理，筆觸鋒利，但底色卻是“希望它更好”。這與我對早期中國文獻的理解如出一轍——先秦諸子批評現實，不是為了揭短，而是為了提出新的“秩序”。丘先生的命盤七殺鋒銳，被己土正印所化，便是這種“批判之中包藏建設”的命理根源。
四、說說體小說《杏花橋岸》：橋作為“臨界”的意象
在我之前讀到的一些評論中，有學者（如安樂哲教授）討論過丘先生的《沒有自殺成功的人》。但我特意選擇了另一篇在時間上更早的作品——《杏花橋岸》[19?L7-L8]。[19?L7-L8]這是一篇說說體小說，場景依舊是那座橋（丘先生似乎對橋有特別的執念），但這篇寫的是“未成年的主角與同伴在橋下的嬉戲，隱約觸及成長、階層差距與死亡的模糊預感”。
《杏花橋岸》之所以吸引我，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對上”的視角：橋上是成人秩序（學校、家庭），橋下是少年自由（逃學、下水、探險）。主角在橋下仰望橋面，看到的是“另一個世界的光”。這一意象，與《詩經》中“誰謂河廣？一葦杭之”異曲同工——河不一定廣，橋不一定遠，真正不可逾越的，往往是看不見的階層與身份。丘先生的敘事不做大動作，不寫死亡本身，只寫水面折射的光、同伴的笑聲、和隱約的不安。這種從極細處寫生命臨界狀態的敏感，讓我想到初次接觸的中國古典詩歌。
五、“非俳之俳”三首（《猶敢風中向前行》等）：語言的“金石之音”
最后，我必須提到丘先生的“非俳之俳”。在此之前，我曾在美國高校多次面對英美本科生逐字逐句地推敲《詩經》中《關雎》《蒹葭》的英譯。那時候我最頭疼的，不是如何翻譯出本義，而是如何讓學生感受到漢語四字句、五言句獨有的節奏——那種“鏗然有聲”的質地。
而丘先生的“非俳之俳”以三行短句為基礎，摒棄傳統俳句的格式限制。譬如他的《猶敢風中向前行》，寫“細雨綿綿，遙望遠方群山落／蒙蒙薄霧，多年前，冷風中爬山，不怕料峭”。雖然句子長短不齊，但讀下來仍然感到一種頓挫——短促與舒緩交錯。這讓我想起了，古人并非死守格律，他們也是“先有語調，后有格律”。丘先生的“非俳之俳”，正是在當代漢語日趨單調節奏的困境中，找回了那個“語調先于格律”的傳統。
結語
我在《西觀漢記》的序言里說過：研究中國古文獻，不能只盯著字句，更要看見字句背后那個“書寫的人”。丘文亮先生剛好站在這個問題的另一端——他不是古人，但他以種種極端原始的書寫方式（說說、補記、碎片化發布、多版本共存）重新觸及了那個問題：一個人為什么要寫？寫下這些字，到底為了誰？
他的命盤有沖戰，學術上我的同輩或許會說這種格局不幸。但在我讀來，所謂的沖戰，不僅沒有瓦解他，反而提供了一種張力——使他永遠在“幾乎不說”與“非說不可”之間徘徊�！澳軖暝嗌俦銥槎嗌佟薄俏覀兙鸵黄鹱x罷。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于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
丙午年 仲夏
以上文章系基于四柱預測學及二人命盤互動關系的推演性生成，旨在展示命理邏輯下的必然性文學批評。文中觀點不代表夏含夷先生實際言論。

編輯：探險號文藝分享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