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我在杰夫·貝索斯私人聚會上學到的關于億萬富翁的事

What I Learned About Billionaires at Jeff Bezos’s Private Retreat

對于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一切都是免費的，什么都無所謂。

本文刊登于《大西洋月刊》2026 年 5 月，印刷版標題為“Everything Is Free and Nothing Matters.”。作者：諾亞·霍利是 FX 劇集《冰血暴》和《異形：地球》的創作者，也是小說《圣歌》的作者。

Illustration by Tim Enthoven

在保羅·托馬斯·安德森2007年的電影《血色將至》的結尾，丹尼爾·戴-劉易斯飾演的石油大亨——已經年邁，富可敵國——用一根保齡球瓶將保羅·達諾飾演的牧師活活打死。達諾飾演的伊萊·桑迪，在戴-劉易斯飾演的丹尼爾·普萊恩維尤積累財富的關鍵歲月里曾是他的宿敵，如今登門是想出售普萊恩維尤一度覬覦的那片富含石油的土地。但普萊恩維尤已經不需要那片土地了，因為——正如他在現代影史上最著名的獨白之一中所解釋的——他早已通過相鄰地塊將那片土地下面的石油像吸奶昔一樣全部抽走了。

伊萊走投無路，開口借錢。普萊恩維尤的回應，卻是在保齡球館里追著他轉，最后滿腔熱情地將他殺死。一切結束后，管家走進來查看動靜。"我結束了，"普萊恩維尤高喊道。

無論我把那部電影看過多少遍——我看過很多遍——我從未將這句話理解為：我完蛋了，我的所作所為現在將會受到懲罰。恰恰相反：這句話的意思是，普萊恩維尤已經通過積累財富與權力，完成了他的旅程，抵達了道德宇宙之外的境界。換句話說，他"結束了"假裝人類社會的規則對他依然適用的游戲。

2018年，我受邀出席了杰夫·貝索斯在加利福尼亞州圣巴巴拉舉辦的"篝火"私人聚會。這是亞馬遜創始人每年舉辦的活動，他會邀請80余位賓客——明星、藝術家、知識分子，以及任何他認為有趣的人——在一處私人度假村共度三晚。彼時，亞馬遜曾與我接觸，希望我將自己的影視業務從迪士尼遷移過去，雖然我拒絕了（或者也許正是因為我拒絕了），貝索斯的團隊還是邀請我參加"篝火"聚會，或許是想用他的影響力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十月一個溫暖的周四，一支私人飛機編隊被派往范奈斯和紐約的機場，以最奢華的方式將賓客接送至圣巴巴拉。那時我對受邀者名單只有模糊的了解——有名的人、有錢的人、有影響力的人，還有我。我被告知，賓客名單會在抵達后發放。家庭成員也受到邀請；每位帶來的孩子都會配備一名專屬保姆。

于是，我和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從奧斯汀飛到洛杉磯，再乘坐45分鐘的私人飛機北上，同機的還有一位電視大亨和一位喜劇演員。貝索斯包下了整個比爾特摩爾度假村，以及街對面的海灘俱樂部。他還從拉斯維加斯聘請了一家安保公司，負責保障我們的安全和隱私。就連那里的天氣都顯得奢侈，而當我們被帶到各自的房間時，發現里面擺著設計師禮品袋，裝滿了各種奢侈品。

每天早晨，我們聚集在一間報告廳，聆聽各類演講。如果你見過TED演講，就能理解這種形式。我去的那一年，一位在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接受了采訪，一位神經科學家介紹了假肢技術的最新進展。下午和晚上，我們在酒水和四道菜晚宴的陪伴下自由交流——沒有明確目的，說白了就是在地球上最稀缺的一批精英之間建立人脈。我聽到最多的問題是："我為什么在這里？"

"我為什么在這里？"1980年代的重金屬搖滾歌手問道。"我為什么在這里？"普利策獎得主小說家、著名人類學家、總統歷史學家都這樣問道。只有電影明星和億萬富翁沒有發問：他們之前經歷過這類場合。原來，這個世界存在一條"思想節"的巡回路線。許多科技億萬富翁都會舉辦這類活動，如果你幸運地出現在正確的名單上，就可以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周游世界，大啖和牛，與史上最著名的脫口秀主持人一起探討如何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這就是那個周末的開場。以下是它的收場：我妻子在濕草地上滑倒，摔斷了手腕；我和兩個孩子先后感染了手足口病。這不是玩笑。我們離開時，一個人手臂打著石膏，另外三個人的臉上和四肢布滿了又癢又痛的紅色水皰。如果你在尋找上帝的啟示，想知道與地球上最富有的人為伍是否適合你，那么當他降下的不是一場瘟疫，而是兩場時，請認真對待這個信號。總之，我們再也沒有去過"篝火"聚會，也再沒有收到過邀請。

聚會第二晚的酒會上，一家大型經紀公司的負責人問我對這個周末有何感想。我說："我用整個職業生涯試圖搞清楚這個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我沒想到，我只需要來這里，直接問那些運轉這個世界的人就行了。"某種程度上，我是在開玩笑。那位另類鄉村樂隊的主唱并不掌控世界，那位后來被指控行為不端的知名作家也不。但當我以受邀者的身份出現在那個度假村，我終于真正理解了人們談論"精英階層"時所指的是什么。

坐在報告廳里，手持鉛筆，聆聽一位名廚講述他的人道主義工作，很容易讓人覺得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就在我們觸手可及之處。然而，環顧四周那些只在雜志封面或銀幕上見過的面孔，我有了一種令人不安的領悟：這就是成就帶來的狂妄。在某一件事上被封為天才，便開始相信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天才。

我們80個人聚在這里，合計凈資產超過一座小城市，卻與我們的東道主的財富和權勢相比，渺小得不值一提。他究竟如何看待這個活動——是改變世界的第一步，還是炫耀其影響力與勢力范圍的表演？

那個周末，貝索斯無處不在——穿著緊身T恤，笑聲響亮，摟著他青春期的兒子們。他剛剛成為世界第二位凈資產超過百億美元的富翁，彼時身家約1120億美元，大約是今天的一半。這個曾經難以想象的數字，讓他在80億地球人中獨一無二，你在現場能切身感受到這種氣場。即便是在場最富有、最出名的人，也被這種不可思議的財富所散發的能量所吸引。

盡管當時我們不知道，但幾周后，貝索斯的第一段婚姻就宣告結束。那個周末，他妻子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種悲傷，盡管貝索斯大張旗鼓地扮演著顧家好男人的角色�；仡^來看，正是這種表演讓我久久難忘。2018年的杰夫·貝索斯，行事仍像是他真的相信別人對他的印象很重要，相信負面輿論會影響他的財務和社會價值。他仍然相信自己的行為是有后果的。他還沒有像丹尼爾·普萊恩維尤那樣完成自我解放——從人類規則的束縛中徹底解脫出來。

八年后，貝索斯和另外兩位世界首富——馬克·扎克伯格與埃隆·馬斯克——已經明顯駛離了后果的世界。他們漂浮在一個星球大小的隔離艙里，自己的行為只由自己來評判。

我與財富世界的距離越近，就越能理解：真正的富有，不是積累了足夠買超級游艇、私人飛機或百萬英畝土地的錢，而是意味著一切都變得有效地"免費"。任何資產都可以被獲取，但任何東西都無法真正失去，因為對于那些即將成為萬億富翁的人來說，無論遭受多大的損失，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撼動他們的全球地位或個人權力。對他們來說，"失敗"這個詞已經失去了意義。

這種刀槍不入的感覺，在心理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果一切都是免費的，什么都無所謂，那么世界和他人的存在，只不過是等待被施加影響的對象，如果他們還被承認存在的話。這與經典的自戀型人格不同——后者浮夸卻脆弱的自我形象背后，往往掩藏著深深的不安全感。我所說的，是一種自我定義：個體膨脹到宇宙的體量，而宇宙本身隨之消失。最近，當被問及是否有什么能制約他的權力時，特朗普總統——他本人也是億萬富翁，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總統——回答道："有一樣東西，那就是我自己的道德。我自己的頭腦。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東西。"不是國內法律，不是國際法，不是選民的意志，不是上帝，也不是延續數百年的公民與宗教道德傳統。

發展心理學數十年的研究表明，道德推理是在后果中發展起來的——不一定是懲罰，而是親身體驗自己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影響，接受真實的反饋，不得不直面現實本來的樣子，而非你希望它呈現的樣子。富人并非因為富有而變得邪惡，而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停止了向他們傳授那些非富人僅憑活著就被迫學會的東西——活在一個會反推回來的世界里。當你可以用錢擺脫任何錯誤，當你可以解雇任何與你意見相左的人，當你的社交圈完全由需要從你這里得到什么的人組成，人類借以認識到他人真實存在的基本機制，就會陷入黑暗。

當彼得·蒂爾說"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是相容的"，他談論的不是你的自由，而是他自己的自由。你根本不存在。當馬斯克以他稱之為"DOGE"的內部玩笑為名，持電鋸橫掃聯邦政府，他的姿態儼然是一個相信什么都無所謂的人——貧困、混亂、人類的苦難，皆無所謂。他是在找樂子。甚至連這場破壞性行動最終沒有產生任何實際的財政成果，都不重要。對他來說，結果早已注定：他只能贏，因為輸已經失去了意義。

2024年大選以來，右翼——尤其是科技億萬富翁群體——在思想上發生了一次轉變：將"共情"這個概念妖魔化。馬斯克稱共情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弱點"。在他眼里，共情是自由主義社會揮舞的大棒，用來迫使原本理性的人們去做違背自身利益的事。共情是他人對你施加的東西——一種他們加以利用的脆弱，一扇他們借以進入你的資源和意志的后門。這種對共情作為人類價值觀的否定，為那些根本不想感受任何事物的人提供了掩護。如果共情是問題所在，那么缺乏共情便不是缺陷——而是一種優勢。

我在"篝火"聚會的最后一天終于見到了貝索斯，那時已是午餐時分，我妻子的手腕剛剛骨折不久。我走過去向他道謝，感謝他的盛情款待，他問我這次"篝火"體驗如何。我告訴他很棒，但遺憾的是，那天早上我妻子在陪6歲的兒子踢球時，踩到濕草地滑倒，摔斷了手腕。

前一晚，我們全體站在海灘俱樂部的泳池旁，觀看一隊花樣游泳運動員完美地完成了一套水上表演。我與一位著名小說家攀談，他說："我就是搞不懂我為什么在這里。"一位著名搖滾明星即將開始他的不插電演奏。那位名廚做了西班牙海鮮飯。與此同時，在我皮膚深處，一場兇殘的皰疹正在悄然成形。

第二天早晨，我妻子摔倒了。我隨后坐上一輛黑色SUV，由一隊私人安保人員護送，抵達圣巴巴拉某醫院的后門，她立刻得到了診治。我們趕回去時，正好趕上觀看那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從華盛頓特區視頻連線。

你的"篝火"體驗怎么樣？一小時后，貝索斯問我。因為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也因為我自己也做過東道主，我認為他會希望知道發生了一個意外，但他的團隊反應迅速，給予了極大的幫助。我想說清楚，我絕對沒有責怪他的意思，也沒有打算向這位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提出任何訴求。我只是想以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身份，向同為丈夫和父親的貝索斯，分享一次短暫的人之為人的聯結。

然而，當我把事情經過告訴他，貝索斯的表情變得驚恐。他沒有說"真的很抱歉"，沒有說"你們需要什么幫助嗎？"他只是做了個表情，轉眼間，一名助手便走過來將他引走。面對一次共情的機會，哪怕是表演性的共情，他選擇了逃離。

幾個小時后，在回家的私人飛機上，一位著名的電影制片人遞給我妻子一條毯子。我的兩個孩子，臉上已是斑斑點點。我的指甲縫里，紅色的水皰正在悄悄浮起。

這個世界歷來由富人掌控。鍍金時代的強盜資本家以積累財富時的冷酷無情而著稱——雇傭平克頓偵探社鎮壓罷工的工人。但他們與周遭的世界有著直接的接觸，用財富和權力將其塑造成最有利可圖的形態。而如今的億萬富翁，雖然顯然也在操縱社會以謀取最大的私利，但另一種東西也在同步發生——一種與因果現實的脫節，一種與意義和歷史的疏離。這些人不再覺得需要改變世界才能成功，因為無論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什么，他們的成功都已被預先保證。

"我結束了，"丹尼爾·普萊恩維尤高喊道，愉快地端坐在他那屬于自己的天國中光可鑒人的地板上。盡管他剛剛犯下了一樁罪行，但他從未感到如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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