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湯因比：《歷史研究》全本翻譯的當下意義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其十二卷《歷史研究》講述了世界各個主要文明的興衰，啟發人類對未來的思考與探索，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可惜這樣一部巨著目前在中文世界尚無完整譯本。2024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正式啟動湯因比《歷史研究》十二卷全本的翻譯工作。兩年過去，已有四五卷完成翻譯初稿。2026年4月25日，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浙江師范大學絲路文化與國際漢學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湯因比《歷史研究》十二卷本翻譯與出版工作坊”在復旦大學召開。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

張廣智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從1975年湯因比去世，至今已有半個世紀了，但他似乎還活著，活在他的12卷本的《歷史研究》中。

對中國西方史學史領域的學者而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是極具影響力的著作。我于1959年首次接觸這部作品，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薩默維爾（D. C. Somervell）節本；大學期間閱讀時我尚不能理解，卻印象深刻——彼時湯因比被冠以 “反動的資產階級史學家”標簽。從1959年至今，我與湯因比研究結緣已六十七年，親歷了他從被全盤否定到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的評價轉變，我認為這一評價是恰當的。

我主要談三點內容：

第一， 湯因比及其《歷史研究》的東傳史，也即其在華傳譯歷程。20世紀40年代抗戰時期，“戰國策派”雷海宗、林同濟等人率先引介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并結合中國語境展開闡釋，湯因比學說自此在中國擁有受眾。1949年后，受蘇聯史學理論影響，五六十年代學界對湯因比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后，學界撥亂反正、重新審視湯因比及其著作，我也撰文參與相關研討，認為此前的否定是一樁學術冤案。新世紀以來，學界對湯因比展開全新評價，從曹未風等舊譯本到郭小凌教授新譯本相繼問世，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湯因比著作集”也獲得良好反響。湯因比曾到訪中國，對中國文明高度期許，認為這片土地將誕生震撼世人、革新思維的新事物；《人類的明天會怎樣？》邀我作序，我以“湯因比給我們留下了什么？”為題，指出他為中國學界留下了宏闊的史學思辨思想與深切的人文關懷，飽含對人類未來的期望。

第二， 當下我們為何仍要研究湯因比。一方面，其史學思想完成了從思辨到敘事的重要轉型，從《歷史研究》到《人類與大地母親》的創作脈絡，彰顯了優秀史學家的治學進階；另一方面，其理論具有強烈現實意義，他關于文明形態與文明發展的學說，能為當下文明交流互鑒提供理論支撐，激發創新活力，這也是本次工作坊的核心意義所在。

第三，《歷史研究》中譯本的史學史。國內薩默維爾節本翻譯歷經多代學人名家打磨：早期譯本，1959年曹未風首譯上冊，1962年由曹未風、徐懷啟、樂群、王國秀四人翻譯出版中冊，1964年由曹未風、周煦良、徐孝通、劉玉麟、耿淡如、林同濟、張師竹、章克生、丁彥博、王造時十人翻譯出版下冊，譯者均為學術大家，譯文水準極高，長期成為通行本。新時期，郭小凌教授團隊的新譯本更具時代突破性。翻譯如同搭建“巴別通天塔”，是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紐帶，梁啟超曾提出：“今日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弊阋姺g的重要價值。在此，我謹向承擔本次十二卷本全譯這一重大學術文化工程的譯者與出版人致敬。

1959年版的《歷史研究》（上中冊），湯因比著，索麥維爾節錄，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8月1日首次出版，1966年6月2日第二次印刷，內部發行。圖片來自網絡。

李雪濤 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我今天真正要說的，其實不是《歷史研究》怎樣被譯成中文，而是一部世界歷史研究巨著進入不同語言世界之后，如何在新的知識結構中被重新編排、重新閱讀、重新安置�！稓v史研究》英文原作共12卷，1934年至1961年陸續出版；張廣智老師剛才提到，薩默維爾先后將前六卷與第七至十卷分別縮編，并形成后來影響極大的節本；該節本后來由曹未風先生等學術大家譯成中文，在國內流傳甚廣。德文《Der Gang der Weltgeschichte》則是基于薩默維爾縮編本的兩卷譯本；日本方面除完整的25卷譯本外，還有三卷縮譯本與面向更廣泛讀者的圖說、通俗化版本，形成了多層次的閱讀體系�；谶@些不同譯本的差異化呈現，我今天發言的主題定為“從翻譯到再結構：湯因比《歷史研究》的跨文化重構問題”，以此凸顯這部著作在跨文化傳播中的核心差異。

過去我們討論《歷史研究》的翻譯，往往默認英文原著是唯一標準，其他語言只是“忠實”或“不忠實”的問題；但如果把日文、德文譯本放進來，就會發現它們并不是被動復制原作，而是在各自文化空間中對湯因比進行了再組織、再排序與再解釋。于是，翻譯就不只是語言轉換，而成為一種“跨文化知識生產”。

《歷史研究》十二卷本的體量極為龐大，全書超過三百萬字、近七千頁，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核心并非單一的文明興衰命題，而是一套高度分層、內容持續增補、晚年又經作者自我修正的龐大學術體系，本身并不適合普通讀者進行全書通讀。事實上，絕大多數讀者并不會完整研讀十二卷全本，閱讀節本完全可以滿足基礎認知需求，而日譯本、德譯本的“再結構”，也并非對原著的隨意改動，而是適配不同閱讀需求的合理優化。

在英語世界內部，薩默維爾的節本完成了第一次重要“再結構”，“節本”不等于簡化，而是一次知識重組。它對原著進行壓縮提煉，梳理出核心思想主線，將卷帙浩繁的“文明百科”式圖書，轉化為系統化的“歷史哲學文本”，大幅提升了可讀性。十二卷全本承載著完整的學術史料價值，節本則兼顧了思想傳播與閱讀效率，二者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強化歷史哲學主線、聚焦核心思想的呈現方式，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義。

日文譯本的處理方式極具參考價值：并未機械照搬十二卷原貌，而是將其拆分為二十五卷學術版，同時配套三卷節本，還推出了圖說版、通俗普及版，實現了讀者分層與閱讀節奏的重構，既保留了學術完整性，又兼顧了大眾傳播需求。這意味著日本在接受湯因比思想時，并不是“原樣搬運”，而是進行了精細化的出版與閱讀設計，既保留學術完整性，又主動分層讀者。換言之，日本譯本面對的不是一個抽象的“原著”，而是一個需要重新切分、重新安排閱讀節奏的知識對象。我在編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雅斯貝爾斯著作集》時，也借鑒了這一思路：將《大哲學家》中佛陀與龍樹、孔子與老子的相關內容分別獨立成冊，打破了原著原有范疇劃分。這一調整契合了東亞學界的研究需求，直接推動了相關領域的研究熱潮，也印證了重新切分文本、安排閱讀節奏的重要意義。

德文兩卷本《Der Gang der Weltgeschichte》不是直接據十二卷全譯，而是據薩默維爾獲授權的縮編本轉譯。對于德語讀者而言，英文并非外語，可直接閱讀原著，因此德文譯本的核心并非語言轉換，而是在德語世界中對原著再次進行思想重組，將龐大的內容壓縮為清晰的歷史哲學主線，把它安置為一部更契合德語世界需求、接近“世界歷史進程”式的思想史、普遍史著作。也就是說，德文文本不是“少一點的湯因比”，而是“被重新聚焦的湯因比”。德語世界更關心的，不只是材料全備，而是歷史哲學的主干是否清晰。德文譯本正是以此為核心進行重構，才真正融入了當地的學術閱讀體系。

我在從事《雅斯貝爾斯著作集》編譯時，于2014年前往奧爾登堡查閱其全部藏書（共計一千一百余種），發現其中藏有三種不同版本的湯因比著作，包含這套兩卷本德譯本，且留有雅斯貝爾斯認真研讀的痕跡。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也引用過湯因比的觀點，這一“閱讀現場”足以證明，德文兩卷本并非普通的市場普及版，而是真正進入了20世紀德國哲學界與歷史哲學研究的核心視野，這也讓我們得以從“版本差異”切入，探究湯因比思想的“跨文化接受史”。

雅斯貝爾斯與湯因比雖然不屬于同一理論系統，但兩人都試圖以大尺度歷史視野重新組織人類文明經驗。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湯因比則以文明興衰與“挑戰—應戰”模式來把握世界歷史。德語世界閱讀湯因比，并不是偶然的出版現象，而是戰后歐洲重新思考普遍史與文明史的一部分。

歌德曾在與秘書愛克曼的談話中提到，自己閱讀《浮士德》德文原文時覺得生硬晦澀，讀法文譯本卻感覺煥然一新，譯本讓作品呈現出全新的思想內涵。我看到這些書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很直觀的感覺——雅斯貝爾斯讀到的湯因比，已經不是原來的那一部書了。我在長期的翻譯實踐中也深有同感：一部著作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后，往往會成為一部全新的作品，這對于雅斯貝爾斯、湯因比這類思想家的著作而言，意義尤為重要。

從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歷史研究》的跨文化傳播呈現出典型特征：文本并非在不同語言中被簡單復制，而是在不同的知識秩序中被重新安置。在英語語境中，它是開放、持續增補的文明史體系；在日語語境中，它是可分層閱讀的知識系統；在德語世界中，它被凝練為具有哲學深度的歷史主線，進入了雅斯貝爾斯這樣的思想家的閱讀研究視野。我們面對的早已不是“一部書的多種譯本”，而是同一個知識對象，在不同文化結構中多次生成并產生差異化影響的完整過程。

結合日、德譯本的經驗，我對《歷史研究》中文全譯本提出三點核心建議：

第一，中文全譯本應以英文原著為底本，但不必將“忠實”理解為機械保留原著的卷冊形態，需充分適配中文的閱讀與表達習慣。

第二，日文、德文譯本提醒我們，大型思想史著作的譯本，結構安排、卷冊劃分、導讀層次、讀者分層都是譯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在編譯《雅斯貝爾斯著作集》時，為每冊撰寫了長篇導讀，整合全球相關前沿研究成果，既滿足普通讀者的背景了解需求，也為專業研究者提供學術參考，這一經驗值得借鑒。

第三，中文全譯本若要真正融入當代學術與公共閱讀空間，除了“譯出來”，還必須“重新組織出來”。

借用概念史的表述，翻譯從來不是一詞一句的刻板對應，而是語義結構與知識結構的再組織過程�！稓v史研究》中文全譯本的核心任務，不僅是還原既有文本，更是在中文學術語境中，為這部巨著構建可理解、可討論、可進入的結構形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不是終點，而是一次全新的思想生成的起點。

劉文明 首都師范大學國別區域研究院教授

我從事全球史與文明史相關研究，感受到了《歷史研究》缺乏完整中文全譯本給研究帶來的不便。因為這部著作共十二卷，篇幅浩大，若非專門研究湯因比的學者，很難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讀英文原著；我不專門研究湯因比，但研究全球史和文明史無法繞開他，這就導致了“想讀沒時間、不讀又不行”的困境。如果有了《歷史研究》中文全譯本，就能夠更便捷、全面地掌握其內容。因此這項翻譯工作極具必要性，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此外，《歷史研究》在西方學界的評價雖有分歧，但對于全球史興起而言，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淵源。湯因比對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的影響很大，二人交往密切；麥克尼爾的岳父與湯因比是摯友，因此麥克尼爾稱湯因比為“叔叔”。湯因比去世后，其家人還專門委托麥克尼爾為他撰寫傳記，麥克尼爾在回憶錄中也專門談及此事。湯因比對麥克尼爾的影響，明顯表現在“以文明作為歷史研究基本單位”，這一點從麥克尼爾的經典著作《西方的興起》可以看出來。盡管在《西方的興起》出版二十五年后，麥克尼爾反思認為不應過度強調以文明為研究單位，應更注重文明間的聯系與互動，但他明確承認，自己的學術思想深受湯因比的影響。麥克尼爾的核心理論有兩大來源，一是湯因比《歷史研究》的文明單位研究范式，二是人類學中的文化傳播、交流與互動觀念。由此可見，《歷史研究》是考察全球史興起的關鍵淵源文本。

《歷史研究》的中文全譯本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學界研究湯因比時，大多聚焦于其文明形態理論，卻較少關注他對文明與戰爭關系的思考。湯因比親身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歷史研究》中論述文明衰落與解體的第四至六卷，正是創作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30年代），書中深刻揭示了戰爭與文明衰亡的密切關聯。他常將西方文明與古希臘文明對比，提出自己與修昔底德在哲學上是同時代的，處于相同的戰亂環境；他指出，伯羅奔尼撒戰爭直接導致了古希臘文明的衰落。湯因比這些思考，對于審視當下的國際局勢、理解戰爭與文明的關系，具有現實參考價值。

因此，這部著作并不過時，其中仍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價值。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只能依靠曹未風、郭小凌等翻譯的節譯本�！稓v史研究》中文全譯本的推出，能夠全面推動國內學界對湯因比思想的研究，讓學界更完整、系統地認知其理論體系。這項翻譯出版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與現實意義。

邱江寧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我雖并非《歷史研究》領域的專業研究者，但聆聽各位專家的闡釋后，深受啟發與鼓舞，也深刻認識到《歷史研究》的重大研究價值。我能參與此次會議，源于一段機緣：2024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嚴峰董事長率團隊到訪浙江師范大學，與我當時主持的絲路文化與國際漢學研究院，簽訂了《歷史研究》全譯本的框架合作協議。能夠參與這樣一項意義重大的學術工程，與有榮焉。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是現代學術領域的偉大成就，湯因比本人曾登上《新聞周刊》封面，被譽為“世界史學的愛因斯坦”，也是最后一位以宏觀視野思考人類文明的歷史學家。湯因比的獨特之處，在于他親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身處時代變局的核心位置，這份豐富的時代閱歷讓他更愿意以學術回應時代危機、用歷史視角解讀現實變局。同時，他具備多語言研究優勢，擁有多元文化背景支撐下的全球格局與宏觀思考能力。在《歷史研究》中，湯因比以“文明”為單位看待世界歷史與世界格局，提出所有文明在哲學上是同時代的、可比較的，每種文明都有其自身的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的規律，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不存在高低優劣之分。這種對文明平等性的堅守，正是學術同理心的核心——不以自身文明的標準評判其他文明，而是尊重每個文明的歷史語境與發展邏輯。湯因比確立的學術范式，至今仍是史學界的重要參照，也讓《歷史研究》的全譯工作兼具極高的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

我長期從事元代文獻與文學研究，在此結合自身研究領域，談談跨文化翻譯的啟示。13世紀的元朝，打破了此前各文明封閉獨立的狀態，呈現出“車不同軌、書不同文、行不同倫”的大一統特征，肇開世界史誕生之端始，與湯因比所形容的文明形態有異代而同質的相似處。與前代中原王朝不同，蒙古統治者沒有自身成熟的文字體系，也缺乏漢文化基礎，各民族、各文明保留著自身的文化體系、思維方式與語言邏輯，這讓元代知識分子面臨著核心難題：如何將儒家典籍精準譯介給蒙古統治者，讓其理解并接受中原文化，以實現對統一王朝的有效治理。這種現實困境，催生了元代獨特的翻譯智慧，對當下《歷史研究》的翻譯工作極具參考價值。

舉一經典案例：孔子作為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在漢文化場域中是不可質疑的為萬世立法的至圣，但在“國言語未盡通中原”，而蒙古人更未習學漢文的情境中，卻面臨“孔子為何如人”的身份定位問題。忽必烈與漢族儒士交流時，曾直問“孔子為何如人”，儒士趙璧解釋道：孔子乃“天的怯里馬赤”，這一翻譯不僅讓忽必烈迅速明白孔子的地位與意義，而且深深認可其表達，以為“辭旨明貫”（《元史·趙璧傳》），并感嘆云“漢人乃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虞集《中書平章政事趙璧改謚文忠議》）。“天”指“長生天”（Munkh Khukh Tengri），是蒙古統治者所信奉的、賦予他們統治合法性的最高神權；“怯里馬赤”由蒙古語“kelemür?i”（kelemechi）音譯而來，其構詞法、發音與突厥語“tilm??”（翻譯者）同源�！発ele-”為動詞詞根，意為“說、傳達”，“-mür?i”是表示從事某事、某職業的后綴詞，“kelemür?i”可直譯為“傳話人”。二者相連，意即“天意的傳達者”。趙璧的翻譯，是將漢人敬慕的圣人孔子，轉換成蒙古人敬慕的、傳達天意的宗教職業身份。這一精妙的跨文化轉譯，促進了兩種文化之間的親近體貼，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元代儒家典籍地位提升、程朱理學被確立為官學。元代在評定趙璧的謚號時，用“潛融密化于幾微之間”評價其翻譯造詣。“潛融”，是深度融入到某種文化、族群或者環境中，但又不失自己的價值理念和主體意識的行為；而“密化”是通過幾微細切的表達，將自己的價值理念和文化內容浸入到某種文化、族群或環境中，并讓對方感到允當妥帖。這啟示我們：翻譯者需具備貫通雙方文化語境的素質，達到圓融精微的轉譯境界，來實現不同文明間的知識傳遞與認同。這與李雪濤老師提出的“知識序列重組、知識新生產”的翻譯理念高度契合。

元代的跨文化融合有著豐富的實踐形式，除典籍翻譯外，還出現了圖像本、故事本、全相本等通俗化傳播載體，元雜劇更是多元文明與知識高度融合重組的典范。以關公形象為例，這一形象被完整納入藏傳佛教信仰體系，很可能得益于元雜劇中其標志性武器青龍偃月刀的傳播效力。彼時知識分子對漢文化知識的精妙建構、西亞兵器鍛造技術和紋樣藝術的傳入，是此形象定型、成熟的材料基礎。最終，關羽因元雜劇的演繹，成為深入人心的保護神形象，進而被蒙古統治者納入元代宮廷儀軌，進入藏傳佛教體系，完成了跨文明的傳播與認同。這一案例也印證了翻譯本質上是知識的重新生成與重組過程。

湯因比擁有復雜的時代閱歷與深厚的多語言素養，《歷史研究》體系宏大、內涵深邃，其中文全譯是一項偉大且繁難的學術工程。我由衷期待這項重大學術文化工程能夠圓滿完成。

黃洋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我對湯因比的了解十分淺顯，前面幾位老師已從不同角度做了精彩闡述，我僅談一些零散的想法。首先，我認為本次《歷史研究》的翻譯團隊組建得非常好，不少譯者是學古典學的，這一配置與湯因比的學術背景十分契合�！稓v史研究》一書中也不斷論及希臘文明。

湯因比是學古典學出身，早年在英國溫切斯特公學就讀，這所貴族學校的教育讓他在中學階段就精通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他本科就讀于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的專業是古典學。他的古典學功底深厚，古希臘文和拉丁文達到能夠創作詩歌的地步。后來每逢重要事情，他都用創作的古希臘文詩歌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期間他受到牛津大學著名古典學家、古希臘文欽定講席教授吉爾伯特·默里賞識，成為他的乘龍快婿。畢業后，他獲得貝利奧爾學院教職，留院任教。若按正常的路徑發展，他會成為一名優秀的古典學家。但他是古典學界的“異類”：當時歐洲古典學界普遍將希臘文明奉為崇高的文明，把它當作西方文明的源頭。湯因比卻不認為希臘文明有多么崇高，這大概跟他興趣廣泛有關。無論如何，這一看法可能影響了后來《歷史研究》的寫作。由于興趣極為廣泛，僅過了三年，湯因比就對古典學失去了興趣，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對現實國際問題的研究與思考。

一戰爆發后，湯因比投入政府部門，后來被調派到英國政府政治情報部工作。戰后，他作為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幕僚參加巴黎和會，但并未起到什么作用，政治抱負受挫，乃決定離開政界。他在岳父吉爾伯特·默里的幫助下，擊敗強有力競爭者，于1919年獲得倫敦大學科拉伊斯拜占庭及現代希臘歷史、語言與文學講席教授職位。任職期間，他利用假期赴希臘實地考察，撰寫了《希臘和土耳其的西方問題》，副標題為“文明的接觸：一個研究”，此時他便已確立以文明為研究單位的核心思路。

湯因比的《希臘和土耳其的西方問題》表現出對土耳其的同情，卻又不贊賞希臘，這觸犯了捐款設立科拉伊斯講席教授的英國希臘人。到1924年，湯因比被迫辭去科拉伊斯講席教授的職位，轉而謀得英國國際事務研究所臨時職位，負責撰寫當年的國際事務年度報告。這個研究所在一戰后成立，后來改名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也就是現在國際上大名鼎鼎的智庫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1925年，湯因比獲得一個煤老板資助，保住了在研究所的工作，此后每年負責撰寫國際事務年度報告，一直到1938年，他似乎更樂于此道。正是在這期間，他開始構思和撰寫《歷史研究》這部著作。

《歷史研究》出版以后，曾經風靡一時，但到1950年代中期，西方學界開始對湯因比大加批評，自此他在歐美學界遭受冷遇；與之相反，他的學說在其他地區如日本、俄國、阿拉伯世界備受推崇，其中日本是最熱烈的接受國之一。

我認為當下出版《歷史研究》全譯本是有意義的，也可以說正當其時。我談三點想法。

第一點涉及到學術研究的趨勢。近年來，文明史研究強勁復蘇，文明交流互鑒研究方興未艾。湯因比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明史家，在這一領域無人能望其項背。為湯因比撰寫傳記的著名全球史家威廉·麥克尼爾對湯因比評價極高，把他和希羅多德相提并論，更稱他是但丁和彌爾頓的繼承者，說他“具有強大而富于創造性的大腦，堅持不懈地力圖讓人們理解這個世界”。1950年代中期后湯因比雖遭學界冷遇，在大眾讀者中卻始終影響巨大。1996年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問世后，文明視角重新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接著在2011年，又相繼出版了兩部影響廣泛的文明史著作，那就是尼爾·弗格森的《文明》和伊恩·莫里斯《西方將主宰多久》，均圍繞西方文明能否繼續占據統治地位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其研究思路與湯因比深度關聯。因此文明史大有回歸之勢，有學者甚至提出文明史的回歸也意味著湯因比的回歸。另一方面，可以說湯因比也是全球史的先驅，他的《歷史研究》是一部真正的全球史。研究全球史也無法繞開他。結合當下國內文明交流互鑒研究的熱潮，我認為全譯《歷史研究》正當其時。

第二，湯因比的歷史認識與史學方法仍具啟發性。他主張以文明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尖銳批判西方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我們知道，民族國家是近代西方世界的產物，不是與生俱來的。無論從文明史還是全球史的角度看，抑或是從整體的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以民族國家為中心書寫從古至今的歷史都會扭曲歷史的本來面目。在湯因比看來，民族國家是很多問題的根源，他把民族主義說成是“部族主義”。

湯因比提出的另一個批評也十分深刻。他指出歐洲工業化從根本上塑造了現代歷史思維，稱之為“歷史思想的工業化”。受工業化影響，史學研究者往往不是去關注歷史中真正重要的、有挑戰性的問題，而是趨之若鶩地簇擁到原材料集中的地方，為的是能夠產出產品。實際上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歷史研究中的厚今薄古傾向和湯因比說的問題有關。我以為，湯因比所說的“歷史思想的工業化”也是我們常常提到的史學研究專門化和碎片化的核心根源�？偠灾�，湯因比認為，“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部族主義”是現代歷史學弊端的兩個根源。

第三，湯因比對西方中心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也是他在歐美學界遭受冷遇和批判的原因之一。1954年，英國歷史學家道格拉斯·杰羅爾德出版《關于西方的謊言》，專門批判湯因比，指責他是西方文明的“背叛者”。湯因比在1922年的著作中提出“西方問題”這一概念，指出土耳其的問題是西方侵略導致的。在《歷史研究》中，他運用這一概念論述所有其他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接觸，指出所有非西方文明都面臨“西方侵略”這一“西方問題”；不過出于宗教信仰，他也試圖區分，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并非源于基督教因素、而是世俗因素所致。在《歷史研究》第一卷中，他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實踐背離了普世人道主義，呈現出部族性與好戰性；第八卷中，他直言西方與其他文明的接觸總體上“是沒有教益的”。1953年，他出版《世界與西方》一書，更直白地批判西方，指出近一個半世紀以來，西方民族國家制度向外擴張，在東歐、西南亞、印度等地留下破壞、驅逐與屠殺，非西方地區盲目引入這一制度，僅是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強權與聲望�？傮w來說，湯因比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仍十分具有啟發性。

最后要指出的是，湯因比的文風古雅、句式繁復、詞匯豐富，翻譯難度很大，但這部著作的思想價值值得我們克服困難完成全譯。

李宏圖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我早年讀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史研究》三卷節本，后來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湯因比的一系列著作，其中大部分也都讀過，近期又重新溫習，我完全認同前面各位老師闡述的觀點。當下我們重新閱讀湯因比，其核心意義究竟何在？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以及本次十二卷本翻譯出版的學術條件來看，這項工作自然具備重要的學術價值，但我認為，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湯因比著作文本翻譯的學術價值上，更應關注另外兩個核心向度：一是他的研究范式與問題意識，二是其對全球文明的理論思考，這兩點恰恰呼應了我們當下倡導的文明互鑒、文明交流與融通的時代主題。

在全球化、跨中心的研究維度下，我們始終在反思各類文明的中心論，歐美學界也長期深耕這一領域，其研究可以說也正是沿著湯因比的文明維度展開的。當然，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也離不開諸多學術潮流與思想資源的推動。我熟悉的倫敦大學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瓦魯薩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教授剛出版了《西方：一種觀念的歷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重新梳理了“西方”概念的形成以及在歷史中的演進；去年暑假我還在書店看到大量反思西方的著作，比如《世界如何制造西方》(How the World Made the West)等。在這個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交織的時代，每個文明空間的人們，都在重新審視自身文明的價值與定位，以及與世界的關系。

基于此，重回湯因比以文明為單位、以文明形態為核心的研究，我深刻體會到他提出的“文明獨特性與普適性相結合”的觀點：每種文明都有自身的獨特特質，但絕不能過度強調獨特性，必須兼顧內在的普適價值。二者之間的尺度把握，不僅是對學者的考驗，更是政治實踐中的重要課題。此外，湯因比在《從東方到西方》等游記中還提出了關鍵問題：如果全球城市都在照搬倫敦的模式，趨于同質化，并將此視之為文明，那么文明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又該由誰來制定？諸如這些問題應該在當下被重新激活，湯因比雖未給出理論層面的答案，卻為我們指明了研究方向，這正是我們翻譯、研讀湯因比著作的核心意義。

我們還常常忽略一個關鍵因素：湯因比并非純粹的學院派學者。他的學術研究在歐美學界飽受批評，被認為不完全符合歷史學的學術規范，但如果考慮到他長期在英國外交部任職，主持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主編《國際事務概覽》，還在一戰期間服務于情報部門，戰后以幕僚身份參與巴黎和會。他與凱恩斯一樣，對巴黎和會上各國只顧自身民族與國家利益的行徑深惡痛絕，認為這是引發新的大戰的根源。如今學界已將一戰、二戰視為“新的三十年戰爭”，二者存在緊密的內在關聯。正是這段外交與國際事務的從業經歷，讓湯因比擁有了超越民族國家、以文明為研究單位的全球視野，也使其著述不再拘泥于學院派的“規范”。正是如此，湯因比的學術視野覆蓋全球，這也是他能寫出這部世界性巨著的核心原因。因此，我們翻譯湯因比著作，不能只看重其學術研究價值，更應將其視為是一種反思全球性文明形態和模式的理論范式。

基于以上思考，我也建議：翻譯與研究深度結合。我們不能僅完成十二卷本的文本翻譯，更要圍繞湯因比的文明思考、西方文明的反思、文明價值等議題展開深度研究并撰寫學術文章，讓學界與社會全面理解湯因比的貢獻與意義，這也同時能讓十二卷本獲得社會更多關注與認可，似乎可以解決剛才李雪濤老師所說，多數人不會通讀十二卷全本這一問題。不僅如此，我們可以依托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打造出文明史主題翻譯叢書。比如法國歷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在《文明：詞語與觀念》一書中，曾對“文明”這一概念作過系統梳理，該書目前尚無中譯本，極具翻譯價值。當然還有很多這一主題的書，因此，以《歷史研究》十二卷本翻譯為契機和基礎，系統納入各種文明單元、文明形態研究相關的著作，形成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學術“拳頭”產品，這不僅能提升學術貢獻，更能引導社會反思各類文明中心論——湯因比的研究絕非抬高某一文明為中心，而是以全球視野審視所有文明的形態與內在價值。在我看來，這套叢書將推動史學研究范式創新，重塑民族思想觀念，正如李雪濤老師所說，是對知識體系的重新結構化與重置。

總而言之，《歷史研究》十二卷本的翻譯是起點而非終點。我們可以依托現有翻譯團隊，持續推進文明史系列著作的翻譯出版，以十年為期，做成一個兼具學術影響力與社會文化效應的叢書出版，這是對時代的真正貢獻。復旦大學出版社理應承擔起這一使命，讓翻譯出版不止于一種文本呈現，更成為推動思想創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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