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之子：打撈審視塵封的正義之聲

“歷史是抹殺、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硬要卷土重來，那么它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臺�！�1983年，91歲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回望歷史，留下這則警語。今年5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就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答記者問時也表示：“任何人、任何勢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圖為侵略翻案，必將遭到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堅決抵制，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80年前在日本東京開庭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又稱“東京審判”），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審判，開創了國際司法先例。向哲濬參與了庭審全程，帶領中國檢察官團隊搜集日本戰犯罪證，在法庭上有力舉證，為捍衛國際公平正義貢獻了中國力量。

如今，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萬已經85歲。曾是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的他，退休后大力搜集東京審判原始資料檔案，親身推動了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的建立。如今，這里已是國內外學界公認的研究高地。

今年4月25日，南都N視頻記者在上海交通大學見到了向隆萬。他白發粲然，總是神采奕奕，笑容和煦。持續兩天的學術研討會，他全程在場傾聽。4月29日，還應邀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加中外交流活動，講述父輩經歷。4月30日，他又趕赴浙江，見證了中文完整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的面世。

“現在國內關于東京審判的研究，越來越有進展了�！闭驹�80周年的節點上，向隆萬說：“希望人們牢記歷史教訓，為制止侵略和維護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八十載的回望

對于1946年5月3日開庭的東京審判，向隆萬自身僅有模糊的認知和片段式的記憶。

“80年前，我是一個剛上小學的小孩�！彼貞浀溃拔矣浀萌ミ^兩次機場。第一次是到江灣機場送父親去東京。飛機很小，我好奇地進機艙看看，機艙內壁粘貼著綠色帆布，靠壁兩條長凳坐人。第二次是到龍華機場接父親回上海。這次父親坐的飛機大多了，母親周芳帶姐姐隆本和我，在飛機前拍了一張照片。”

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場景是，為時兩年半的東京審判期間，父親向哲濬曾多次回國取證�！八偸谴掖一丶液臀覀兇騻�照面，晚上則用自己的打字機輸入他親自翻譯成英文的文字資料，有時我睡一覺醒來，仍聽到‘噠噠’聲不絕。第二天一早，父親就攜帶著文件匆匆飛往東京�！�

今年4月，向隆萬在南京出席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中外交流活動。

向隆萬告訴南都記者，過去很多年里，國內對東京審判鮮有研究，自己沒有足夠的意識，向父親詢問這段往事，而父親也沒有主動談起過當年的庭審見聞。1987年8月31日，父親向哲濬逝于上海，享年95歲。關于那場世紀審判，幾乎沒有留下文字回憶。

時間來到新世紀初，國內外學術界和媒體對東京審判的關注漸多，陸續有采訪者登門，希望了解東京審判的過程以及中國檢察官團隊的作為。這讓向隆萬愈發意識到，父親曾經參與的，是一場影響戰后世界格局的世紀大審判。他的親身經歷若無人整理記述，以致湮沒無考，實在可惜。

事實上，東京審判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參與國家最多、開庭時間最長的審判，用法律途徑對發動侵略戰爭的元兇進行清算，與稍早前的德國紐倫堡審判共同開創了國際司法先例。當時，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之一，曾派出以梅汝璈為法官、向哲濬為檢察官的中方團隊，前后參加工作者凡17人。其中，湖南寧鄉籍、從美國耶魯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歸來的向哲濬，完整參與了庭審全程。

向隆萬對南都記者回憶，中國檢察官團隊最初只有父親向哲濬和一位秘書裘劭恒。1946年2月7日，兩人先行飛赴日本履職。時間緊迫，人手短缺，中國團隊仍想方設法，通過回國走訪、調閱日本戰時媒體報道、訊問被捕戰爭嫌犯等不同方式艱難取證，以法律為準繩，用不可辯駁的鐵證來伸張正義。最終，28名被告日本甲級戰犯，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訴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

東京審判結束后，向哲濬拒絕了國民政府承諾的高官厚祿，選擇進入大學任教，全家人在上海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向隆萬從小隨父母在上海生活，196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數學系，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學工作，后來調入上海交大數學系擔任教授。用他的話說，“我做了40年數學教師，深知若教學生5分，教師至少要有10分以上的儲備。”

從2003年起，向隆萬開始利用退休后的空余時間搜集、整理關于東京審判的資料和線索，深感國內基礎文獻的嚴重缺失。于是，2006年起，他和夫人蔣馥多次自費前往美、日、澳等國家的圖書館、檔案館和戰爭紀念館搜集原始檔案，以了解更多東京審判的真實細節。

親赴海外鉤沉

東京審判的很多第一手資料，都保存在美國。

向隆萬清楚記得，2007年8月13日，他和蔣馥為尋找二戰前后的檔案，來到位于馬里蘭州的美國國家檔案館新館，竟在那里找到了七大盒、數以千計有關東京審判的照片，還有大量當年拍攝的紀錄片，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父親在1946年5月14日庭審中的發言。

東京審判期間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濬。

當時，被告律師喬治·山岡辯稱，中日宣戰是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之后，那之前，中日之間“不存在戰爭狀態，自然也沒有法律意義上的戰爭罪可審判”。如果這一謬論成立，日本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變后侵略中國東北、1937年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后鐵蹄踏向全國的罪行，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都將逃脫審理，豈能容忍！向哲濬在他的發言中慷慨陳詞：

“……日本向全中國出兵，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士兵，還有兒童、婦女和無助的平民——非戰斗人員。我認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么是戰爭？還有什么是戰爭？”

透過這段影像，向隆萬第一次見到了父親當年參與東京審判時淡定從容、大義凜然的模樣，與平日他所熟悉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儒雅的文人，大相徑庭，不禁熱淚盈眶。他也深刻地體會到，國際法庭何以被稱作“沒有硝煙的戰場”，那極度緊張的情勢、唇槍舌劍的交鋒，若非親眼得見，實難想象。

那次美國之行，向隆萬、蔣馥夫婦穿梭于紐約、華盛頓兩地，以復印、翻拍等方式帶回了大量有價值的史料，包括向哲濬檢察官在庭審現場10次講話的英文記錄、末代皇帝溥儀和南京大屠殺的出庭證人所作的證詞等。兩年后的2009年，向隆萬夫婦再次踏出國門，赴日本參觀考察。

在東京的一次小型座談會上，向隆萬曾遇到一名特殊的來客——京都產業大學教授、日本外務省前高官東鄉和彥。其祖父東鄉茂德曾官至日本外務大臣，是東京審判28名被告之一，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后在獄中病故。但這一點并未阻礙東鄉和彥在日本戰后年代繼續出任外交官，甚至在甲級戰犯后裔中，類似情況一再出現。不過，東鄉和彥對于日本的侵略罪行深有反思，他曾公開呼吁日本政府高層不要參拜靖國神社，撰寫了多部重新探討歷史認識問題的著作。

于是，一位中國檢察官之子和一名受審日本戰犯之孫，就這樣在東京審判的“故地”相遇，并通過翻譯完成了一次對談。

向隆萬說，日本之旅讓他了解到當地民眾及學者對二戰歷史和東京審判的認知情況。應該注意到，日本國內也存在著反思和譴責日本侵略罪行、希望中日友好的聲音。

推動國內研究

根據從海外尋訪搜集到的英文資料，結合東京審判時期的媒體報道、母親周芳的記述等，向隆萬輯成《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一書，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書中收錄了許多國內首見的歷史檔案，很快引起社會關注。更令向隆萬意想不到的是，此書也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重視。隨后，教育部選定于上海交大創建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以此為平臺搜集整理更多相關文獻、開展理論研究，從而接續歷史、汲取教訓、守衛正義、維護和平。

2011年5月3日，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正式建立，成為全球第一家專門從事東京審判研究、文獻整理和編譯的學術研究機構。這一天恰逢東京審判開庭65周年紀念日。向隆萬在成立大會上表示，衷心希望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為多學科的學術中心、開放性的研究平臺和國際化的研究基地。

隨著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的到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也迎來15周年。南都記者了解到，這些年里，國內對于東京審判歷史文檔的發掘已有顯著推進，研究成果累累，該中心也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東京審判研究高地，并于2017年拓展為上海交大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

參加學術活動的向隆萬。

向隆萬回顧：“我們整理出版了包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文獻集成》《國際檢察局訊問記錄》《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檔案集成》及其索引、附錄等300多卷基礎文獻，完成多項國家、教育部及上海市重大研究課題。”

身為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自建立以來的名譽主任，向隆萬本人參與編輯了《東京審判文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英文版和中文全譯本，編著了檔案資料《向哲濬東京審判函及法庭陳述》，還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和普及讀物。2013年，他與青年學者趙玉蕙一起，首次在上海交大開設了關于東京審判的通識教育課程，并持續關注和思考如何將東京審判融入國民教育體系。

向隆萬談道，東京審判期間，以及東京審判結束之時，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輿論，對東京審判是“一面倒地肯定”。日本《朝日新聞》派往法庭的記者團曾編著8卷本《東京審判》報道，首卷的《前言》即寫道：“東京審判是對我們過去罪過的鞭笞。審判必然會帶來痛苦，這個痛苦不堪正視。但不正視過去，如何才能再生？”遺憾的是，多年之后，否定東京審判定論、為軍國主義招魂的做法，在日本重新顯化。

如今，親歷東京審判的中國工作者均已告別人世，但在向隆萬看來，東京審判的故事還未終結。

他說：“世界正面臨百年變局，戰爭陰云遠未消除，中日關系又經嚴峻考驗。希望人們牢記歷史教訓，為制止侵略和維護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出品：南都即時

統籌：向雪妮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侯婧婧 發自上海

視頻：南都N視頻記者 侯婧婧 實習生 陳昱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