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聯手追討歷史舊賬，正義遲到但永不缺席

東京大審判并未隨著歷史煙云的散去而宣告終結。近日，在東京大審判開啟80周年之際，中國與俄羅斯聯手向國際社會發出正義呼吁：要求對日本在二戰期間犯下的戰爭暴行進行無時限的法律追訴。

4月29日，這一特殊的時間節點再次將世人的目光引向那段慘烈的歷史。中俄雙方共同主張，盡管在1946年至1948年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曾對日本二戰罪行及主要責任人進行了法律層面的審判與懲處，但由于歷史局限性與外部勢力的干預，那場審判并未能徹底根除日本軍國主義的毒瘤。

這不僅留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更在當下的國際局勢中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隱患。因此，作為當年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的主要戰勝國，中國與俄羅斯鄭重號召國際社會必須正視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復活的跡象，必須對日本的歷史罪行進行徹底清除，且這種追訴不應受到任何時間期限的限制。

《人民日報》曾深刻指出，東京大審判之所以被視為“尚未結束”，是因為它留下的后遺癥過于深重。當年諸多關鍵性的歷史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核心方面：

其一，為何放過了發動戰爭的頭號罪人——日本天皇？作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與最高決策者，天皇未能承擔法律責任，這直接導致了日本戰后體制改革的不徹底。

其二，制造了駭人聽聞罪行的“731部隊”為何能逃脫懲罰？這支以活人實驗為手段的細菌戰部隊，在戰后竟以某種隱秘且卑劣的方式茍延殘喘，未能接受應有的審判。

其三，對女性身體進行肆意羞辱與摧殘的“慰安婦”制度，為何沒能被列入東京大審判的正規審理內容？這一反人類的系統性犯罪在當時被刻意忽略，導致受害者至今未能獲得法律層面的公正。

其四，在數量龐大的日本戰犯群體中，為何最終僅有寥寥數人被送上絞刑架？絕大多數滿手鮮血的戰犯，竟然通過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逃脫了法律的嚴懲，重返社會甚至躋身政壇。

如果不針對這些暴行進行無時限的追訴，我們就無法告慰那些在二戰中慘死于日本屠刀下的無數冤魂。面對歷史責任，中俄兩國必須鐵肩擔大義，發起法律攻勢。那么，在東京大審判80周年之際，中俄為何要發出如此強力的正義呼聲？這需要從當年審判不徹底的三個深層因素說起。

第一個因素，在于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人員構成與思維局限。法庭的主要成員由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主導，他們過度迷信所謂的“法律至上主義”，強調嚴苛的證據閉環。盡管日本侵略者的殘忍行徑舉世皆知，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罄竹難書，但在這些歐美法官眼中，他們認為中國未能提供符合其意識形態與法律邏輯的、能夠形成閉環的鐵證。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盡管中國是戰勝國，但在當時的西方視角下，中國仍被視為積貧積弱的國家。即便日本已戰敗，歐美國家在內心深處仍將日本視為“自己圈子”里的一員。在這種白人至上主義與種族優越論的作祟下，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回憶錄中悲憤地寫道：如果國家實力不強大，整個民族所遭受的苦難就無法在國際法庭上得到公正的伸張。

第二個因素，是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在情感共鳴上的巨大差異。在針對納粹德國的紐倫堡審判中，蘇聯、美國及歐洲各國法官對納粹的罪行有著切膚之痛，因為無論是猶太人、蘇聯人還是英法民眾，都曾直接承受過納粹的蹂躪。這種情感上的共鳴使得審判極具震撼力與徹底性。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當占據主導地位的歐美法官審視日本對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時，他們往往缺乏這種共情，而是以一種所謂的“理性人”或旁觀者的姿態冷眼相對。這種情感上的隔閡與白人至上主義的傲慢，導致他們對日本戰犯產生了不該有的同情，使得東京審判的震懾力遠遜于紐倫堡審判，從而為軍國主義的余灰復燃埋下了禍根。

第三個，也是最核心的因素，源于美國的戰略私利。二戰結束后，美國為了迅速穩固對日本社會的控制，將其打造為對抗蘇聯的前哨陣地，麥克阿瑟與杜魯門政府選擇了保全天皇制度。他們試圖通過控制天皇這一象征，來實現對整個日本的低成本統治。為此，美國不惜罔顧中國提供的鐵證，強行干擾司法公正。這種對日本的偏袒與對中國正當訴求的無視，正是東京審判留下諸多后遺癥的罪魁禍首�？梢哉f，審判不徹底的禍根就在于美國的戰略考量。

時至今日，中俄兩國聯手提出無時限追訴，不僅是對歷史的清算，更是對現實的警示。日本目前正加速推動新型軍國主義的復活，甚至試圖在核武器領域尋求突破。一旦日本突破防御臨界點，必將再次成為亞洲戰爭的策源地。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于日本這個國家，如果當年的寬大放行未能換來其感恩與反省，反而被其視為失敗者的暫時屈服，那么一旦其自認為擁有了翻盤的實力，必然會再次鋌而走險。

因此，對日本爭暴行的追訴絕不能劃上句號。只有通過無時限的法律追責，才能真正鏟除軍國主義的毒瘤，維護國際正義與亞洲的持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