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被日本遠遠甩在身后的原因是什么？

同樣是農業社會，同樣是君主專制，為什么日本就能通過明治維新發憤圖強，一躍成為列強的一員，而清朝卻爛泥扶不上墻，淪為任人宰割的對象呢？

說到底，就是兩大思想在作怪，第一是天朝思想；第二是理學思想。

先說天朝思想，自古以來，華夏民族憑借自己獨一檔的戰斗力。牢牢占據著東亞大陸最肥沃富饒的土地。

豐富的物產和穩定的農耕生活促進了文化的繁榮。

久而久之，在中原王朝眼里，世界就分成了兩部分，中原這塊王化之地和四周的化外之民。

北邊草原游牧民族算上俄羅斯統稱北狄；南方南越諸國包括東南亞那都是南蠻；西方從西域到歐洲則一股腦算作西戎。

你就說，秦始皇修那長城像不像《權游》里凜冬城外面的絕境長城，防的那都是“野人”。

長期下來，自然也就造就了華夏文明對于其他文明的絕對自信，即使中原王朝弱勢時，我可能打不過你，但是我的文化和制度那是遙遙領先于你，不管是誰入主中原，最終都得學習我們的文化，以至于慢慢被同化。

這就是近代以來國人迷之自信的源頭，我們是打不過列強，可那又怎樣，這些蠻夷之輩不過就是仗著一些奇技淫巧罷了，更何況，火藥大炮這些還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相對于清朝來說，日本明顯就沒有這方面的障礙，在歷史上，他從來就是一個追趕者，沒有做過領跑者。

所以被打開國門后，立刻就意識到了西方世界的強大，很快就開始全盤西化，深入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先進科學技術。

2000年前，日本就管中國叫大哥，現在更是管漂亮國叫干爹。關于放低姿態、拜師學藝這件事，人家從來就沒有面子問題和心理壓力。

這一點上，跟清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天朝思想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為禍甚巨。導致于近代以來一次次被欺負，卻始終如小媳婦一般，扭扭捏捏不愿改變。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朝慢慢低下高傲的頭顱，開始搞洋務運動。

天朝思想才算慢慢消散，但取而代之的則是更可怕的崇洋媚外。

很多人的骨頭，自從當年彎下來后，一直就沒再直起來過。

直到這些年，中國再次強大起來，我們的民族自信才慢慢重建。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防止天朝思想的死灰復燃。

其次則是理學思想。

自宋朝理學興起以后，就一直在中國社會中起著主導地位。在這里我們不去討論理學思維的是非對錯，畢竟這個屬于哲學范疇，也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的。

我們只需要知道，理學在實際的運用中，很容易讓人們過于重視“心”，而忽略了“物”。

就比如說戰爭，在理學觀念看來，“得人心”、“正義之師”、“士氣”這些東西是致勝的關鍵，而武器裝備這些“器物”，并不是決定因素。

這話放到什么時候看，都非常的“政治正確”，放在歷史長河中，事實也一再的印證這句話的普適性。

但問題是，歷史上發生的戰爭，都是冷兵器之間的對決，就算有火器，也是很簡陋的火槍火炮，都無法對戰爭起到決定性作用。

于是，哪一方的將士人心齊，士氣高，作戰勇猛就成了扭轉戰場的關鍵因素。

狹路相逢勇者勝，也就成為一般政治家和軍事家的信條。

然而時代變了，晚清以來，列強和大清之間那是存在文明差距的，這不是普通的差距，而是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的代差。

列強打清軍，那相當于是三體人打地球人，四維文明打三維文明，當“物”的差距達到一定大的時候，“心”也無力回天。

不要和我杠說什么抗美援朝咱們志愿軍憑借堅強的意志也打贏了聯合國軍。

要知道當時志愿軍裝備雖然差，但也是有一定基礎的，還有蘇聯在背后明里暗里的援助。真要給你換成冷兵器時代的大刀長矛，這仗還怎么打。

理學思想相對于天朝思想，消亡的更晚，危害也更大。

一直到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興起，慈禧都還認為拳民忠勇，民心可用。憑借這一腔熱誠和滿腔熱血，定可將洋人盡數翦除。

結果就是聯軍入侵，太后西奔，最終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理學思想或者說唯心主義的危害是很嚴重的，教員就是認識到了這種思想在國人心中的根深蒂固，才會從小就教導我們說凡事要實事求是。

所以說，從小學習唯物主義哲學觀點是很重要的，實事求是，可千萬不要低估了這句話的分量。

那么這兩種思想是如何陰魂不散，相互糾纏作用下，影響著中國近代史的進程呢？舉個例子就知道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主持浙江方面戰事的主帥是裕謙。

作為大清王朝最堅定的主戰派，裕謙做事極為激進。

他曾下令掘開英軍的墳墓，將數百具尸體刨出挫骨揚灰，然后棄之大海。還凌遲過一個英國俘虜。

為了激勵將士，裕謙甚至還把一名戰俘的皮剝了，制作成馬韁。

身為一名深受傳統文化熏陶，忠君愛國，根正苗紅的朝廷大員。這兩種思想在裕謙身上可謂是體現的淋漓盡致。

裕謙主持的第二次定海之戰總共只打了一天，英軍從早上發動進攻，下午2點就已經結束了戰斗，只付出了2人戰死，27人受傷的微小代價。

定海失守后，英軍的目標直指裕謙所鎮守的鎮江。戰前，裕謙帶著文武百官在神靈面前宣誓：文武將佐，敢有受夷一紙書去鎮海一帶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

戰事糜爛至此，但裕謙依然希望通過穩固“軍心”獲勝，他還是意識不到雙方在裝備上的差距是難以彌補的。

他將希望寄予神靈，可是他并沒有想過，就算真有神的存在，那么有沒有可能不是佛祖，而是上帝呢？

10月10日，英軍開始炮轟鎮海，登上城墻指揮作戰的裕謙驚訝的發現，英國人居然不像開戰前設想的那樣進入內江作戰，而是遠遠的用大炮轟擊。

什么？英軍的大炮居然能打這么遠！

裕謙的一切戰略部署，都是基于清軍的炮能打到英軍，而英國人的炮打不到清軍設置的，直到此時，他才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多么大的錯誤。而這個錯誤低級的，讓人在可氣之余甚至會覺得可笑。

很快，重要據點金雞山失守，總兵謝朝恩戰死。緊接著，英軍又從招寶山登陸，這些傳說中“腰硬腿直”，如僵尸一般只會跳走的英國人，居然可以矯健的攀巖。看到這里，裕謙絕望了。

天朝思維，在這里體現的淋漓盡致。

在戰后裕謙家中的敘述中，這時的他陷入了迷惘，懵懵懂懂的從城墻走下，口中喃喃，大約走了一百多米，忽然間跪倒，朝著北方磕頭，然后縱身一躍，跳入了泮池。左右急忙將他救出，然而此時的裕謙已經只有微息，沒多久就氣絕身亡。

他完全可以走，雖然戰敗罪責不輕，但無非也就是罷官免職，過一段時間又起復，繼續高官厚祿，享受榮華富貴。然而裕謙選擇了自盡，他的死不是怕被追責，而是一種絕望，深深的絕望。

他看到了兩軍的差距，那種差距大到讓他迷茫，讓他對自己從小受到的教育產生懷疑。這樣的敵人，光憑勇氣可以戰勝么？這樣的國家，真的是天朝上國么？這些夷人，真的是夷人么？

究竟誰才是夷人？究竟誰才是文明的代言人？別說裕謙想不明白，整個大清朝，似乎也沒有人能想明白。

裕謙的壯烈，是中華民族的壯烈，而裕謙的悲哀，也是那個時代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