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在歡迎英國國王到訪的白宮南草坪儀式上，他說的一段話讓在場所有人都愣了一下。他轉向查爾斯三世，回憶起自己的蘇格蘭母親瑪麗·安妮·麥克勞德當年守在電視機前，看著年輕的查爾斯王子出現在熒幕上，用蘇格蘭口音輕聲念道：“查爾斯，你看，年輕的查爾斯，他真可愛。”

特朗普停了一下，抬起頭望向天空，說，“我的媽媽迷戀過查爾斯——你能相信嗎？我想知道她現在在天上想什么。”

查爾斯尷尬地笑了，臺下掌聲響起。

這個溫情的私人插曲，與過去幾個月美英兩國政府之間的氣氛形成了幾乎荒誕的反差。就在這次國事訪問前數日，特朗普還在橢圓形辦公室對著攝像機揚言，如果英國不撤銷對美國科技公司征收的數字服務稅，他將對英國征收“巨額關稅”，措辭毫不客氣；他還在伊朗戰爭爆發后公開嘲諷斯塔默“根本不是溫斯頓·丘吉爾”，說英國的遲疑讓美軍多飛了好幾個小時的冤枉路。

但國王來了，一切好像暫時化開了。

國王的多重身份

理解查爾斯此次訪美，首先要厘清一件很多人忽略的事——他這次去華盛頓，代表的不僅僅是英國。

查爾斯三世目前是十五個國家的國家元首，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聯邦王國。這個憲制身份在大多數時候不過是個禮儀擺設，但在過去一年多里卻意外成為北美外交最微妙的變量。

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他反復把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后來的馬克·卡尼稱為“省長”，將加拿大比作“第五十一個州”，用嘲弄的方式消解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

加拿大人無法直接反擊這種挑釁——正面沖突對于依賴美國市場的加拿大來說代價太高，罵戰換不來談判。于是查爾斯介入，用一種特朗普無法輕易駁斥的方式。

去年五月，他親赴渥太華宣讀王座演講，在議會高聲說出“真北方，堅強而自由”——加拿大國歌里的詞句。他胸前別著加拿大勛章，在白金漢宮后花園種下一棵紅楓樹，為自己的加拿大私人聯絡官配了一把新劍。這些舉動在外交語言里都是精心設計的信號。

這次在白宮的國宴上，他對特朗普說：“再過幾周，美國和加拿大將共同主辦世界杯。某種意義上，我們是聯合主辦人。”然后又補了一句：“作為五個參賽國的國家元首，我會格外認真地觀看比賽。”

特朗普哈哈一笑，沒有接話。查爾斯的意思很明白——加拿大有自己的國家元首，而那個人不是你特朗普。傳記作家羅伯特·哈德曼寫道，他去年采訪特朗普時，總統曾認真地問查爾斯是否仍是加拿大國家元首。

了解情況后，特朗普說，吞并加拿大在這屆任期內是不可能的事。哈德曼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特朗普對國王的尊重。

換言之，查爾斯這次訪美，既是英國的軟外交任務，也是他以加拿大國家元首身份向特朗普傳遞一個信息——北美大陸的憲制版圖不是隨便可以改寫的。他用的方法是幽默、歷史典故和皇家象征，而不是外交備忘錄或貿易談判的手段。這種方式似乎正在奏效。

裂縫從哪里來

回顧近期美英兩國政府之間的這道裂縫，并不是斯塔默造成的，也不全是特朗普造成的。

短期的導火索是伊朗戰爭。美以聯軍在今年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前，美方曾要求使用英國在塞浦路斯的RAF阿克羅提里軍事基地。斯塔默猶豫了，找政府律師咨詢了一夜，起初拒絕。

特朗普勃然大怒，稱英國的遲疑讓美軍“額外飛行了好幾個小時”，并告訴英國媒體：“這不是我們打交道的方式。我以前從沒想到會從英國那里看到這種事。”伊朗隨后以報復性攻擊波及海灣各國，英國在巴林的軍事人員險些被波及，英方這才最終批準基地使用權——但這份遲來的允許被特朗普解讀為懦弱，而非審慎。

斯塔默其實處境兩難。他面對的是一個高度分裂的英國國內政治：反戰情緒強烈，伊拉克戰爭的創傷從未真正愈合，2003年一百萬人上街的記憶仍然壓在英國左翼心頭。工黨的執政基礎不允許他在未經議會授權的情況下直接卷入一場戰爭，更何況是一場連合法性都存在爭議的戰爭。

他能做的，是在國際法框架內找到一個“防御性支持”的措辭，既向華盛頓交代，又不至于在國內政治上被撕碎。結果兩邊都不滿意——特朗普覺得他軟弱，國內反戰派覺得他出賣了原則。

但如果把這道裂縫完全歸咎于伊朗戰爭，就太短視了。英美關系的深層侵蝕早在若干年前就開始了。英國脫歐之后，倫敦在歐洲的戰略地位急劇下降。過去，華盛頓需要一個歐洲盟友幫助在布魯塞爾傳遞美國的聲音，英國是最合適的人選。但英國出走歐盟之后，這個功能消失了。英國變成了一個體量不夠大、戰略縱深不夠深、又剛剛砍斷自己與歐洲腹地聯系的中等國家。特朗普式的交易主義外交需要的是“有用”的盟友——能幫美國做事的，能替美國分擔軍事開支的，能為美國市場做出犧牲的。英國在上述每一項都乏善可陳。

更根本的矛盾在于，兩國在戰略文化上的分歧正在擴大。美國的“美國優先”和英國的“規則主導秩序”在口頭上依然兼容，但在具體操作上越來越難以協調。英國不愿意為了盟友義務犧牲國際法原則，美國不在乎這些原則。這不是誰當總統、誰當首相的問題——這是兩個社會正在走向不同價值秩序的問題。

空心化的“日不落”帝國

問題的另一面是英國自身。

英國曾經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煤炭、鋼鐵、紡織品從這里源源不斷地流向世界。今天，英國的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已經跌至不足8%，而戰后初期這個數字是33%。去年，英國本土汽車產量跌至73年來的最低點。

與此同時，來自中國品牌的汽車銷量已占英國市場的10%左右——MG在英國年銷量超過7萬輛，比亞迪去年在英國的銷量從不足9000輛猛增至超過4萬輛，奇瑞旗下的Jaecoo和Omoda也迅速站穩腳跟。有報道稱奇瑞正與捷豹路虎洽談，考慮利用后者在英國的閑置產能生產自己的車型——在英國的工廠里，用中國品牌的設計，生產中國品牌的汽車。這個畫面放在任何一個自尊心旺盛的工業強國那里，都是難以接受的。

這個細節不是孤立的。中國汽車品牌能在英國市場迅速崛起，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中國制造業的技術躍升和價格優勢，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英國本土制造業的持續萎縮。英國已經徹底從工業經濟體轉型為以金融和服務業為核心的后工業社會，倫敦金融城貢獻了大量GDP，但那是一套高度精英化、與普通勞動力市場脫節的財富生產方式。

北英格蘭、南威爾士、蘇格蘭部分地區的去工業化后遺癥——失業、低投資、社會流動性停滯——延續了數十年，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脫歐公投中那股無處安放的憤怒。制造業空洞化之后，那些被遺棄的工人階級社區，沒有找到新的經濟支點，只找到了互相指責的對象。

然后是軍事與國防能力的積年欠賬。英國國防部過去15年間走過一段尷尬的歷程：2009年到2017年間，實際國防開支下降了超過兩成；等到俄烏戰爭和伊朗戰爭相繼將歐洲推回熱戰時代，倫敦才意識到自己手里的底牌比預想的薄得多。

英國國家審計署的評估顯示，國防裝備計劃存在將近170億英鎊的資金缺口。政府承諾到2027～2028年度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2.5%，但皇家海軍在伊朗戰爭爆發時，整個波斯灣里就只有一艘掃雷艦。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員直白地說，英國已經習慣于把安全的終極保障外包給華盛頓，等到“大家長”突然變臉，才發現自己已經太久沒練過獨立走路了。

軍工產業的空心化，某種程度上是制造業整體衰退的縮影。英國關閉了重型裝甲生產線，關閉了大型民用造船廠，失去了獨立生產客機的能力。今天，英國的鐵路車輛大量從海外采購，輕型裝甲車輛也有相當部分依賴進口或授權生產。

與此同時，科技領域的研發投入長期偏低，英國雖然擁有牛津、劍橋、帝國理工這些舉世矚目的頂尖學府，但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競爭力的路徑始終狹窄——知識留在論文里，利潤流去了別處。這與以色列那種把大學、軍隊、創業生態緊密編織在一起的創新機制相比，差距顯而易見。

不過，英國最棘手，也最難在公開場合坦率討論的問題，大概是它在人口與社會層面正在承受的巨變。據2021年人口普查，英國穆斯林人口已達約400萬，占總人口6%，較2001年的160萬增長了近150%；同期英國總人口增幅僅約13%。按照各方在2025年的估算，穆斯林人口此后還在持續增長，總數已接近甚至超過430萬。

這個群體高度年輕化，中位年齡約29歲，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出生率高于整體社會，這意味著其人口比重還將持續擴大。地理上，穆斯林社區高度集中于英格蘭北部和東倫敦等特定城市區域——盧頓已是穆斯林人口占比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斯勞、奧爾德姆、伯明翰的部分街區也已形成高度聚居的社區格局。

社區的聚居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問題，但當聚居與貧困、隔離、教育資源匱乏疊加在一起，矛盾的底火就一直在那里燃著。2024年夏天，英格蘭多座城市爆發了自2011年以來最嚴重的社會騷亂，導火索是南港一起針對兒童的兇殺案，網絡上隨即流傳著兇手是穆斯林難民的謠言——事后證明完全是捏造。

但謠言點燃的不理性，蔓延到了27座城鎮，清真寺遭到沖擊，移民經營的商鋪被砸，警察和反示威群眾之間爆發沖突，超過1800人被捕。騷亂平息了，但騷亂所暴露的那道裂縫沒有愈合：一部分本土白人勞工階層感到自己在文化和經濟上被雙重擠壓，而許多英國穆斯林則說，他們活了幾十年，從未像那個夏天那樣感到自己在這片土地上屬于“外人”。

這道裂縫是雙向的，又是多層的，政客們對此進退兩難。向右轉，會被指責煽動仇恨；一味回避，又會被指責對現實問題睜眼閉眼。斯塔默政府夾在工黨的多元文化理念與勞工選區的現實情緒之間，說什么都會得罪一撥人。與此同時，改革黨（Reform UK）借助移民和伊斯蘭議題持續發酵，在英格蘭地方選舉中連續獲得突破，成為建制政黨在極化選民中越來越難以忽視的壓力。

于是我們看到的英國，是一個在產業上被后來者追趕、在軍事上靠借貸才能維持承諾、在社會內部被身份政治撕扯、在國際舞臺上找不到清晰站位的國家。它沒有法國那樣獨立的戰略決斷意志，沒有德國那樣深厚的制造業根基，也沒有日本那種在供應鏈關鍵節點上的不可替代性。它有的，是全球頂尖的大學、根深蒂固的法律與金融體系，以及一種尚未完全消散的文化軟實力。還有一個依然能讓全世界停下來看一眼的王室。

國王，一個去政治化的操作系統

回到特朗普在南草坪上那段母親的故事。

特朗普對斯塔默沒有好感，對英國工黨政府也沒有耐心，但他對查爾斯的欣賞是真實的。他稱查爾斯為“偉大的紳士”“我的朋友”“了不起的國王”，訪問結束后告訴記者“我愛他的演講”。

這種欣賞當然部分來自他蘇格蘭母親留下的文化情感，但背后還有更深的邏輯——查爾斯代表的那套東西，與當下的政治博弈不在同一個頻道上。

查爾斯在國會發表演講，在場的多數兩黨議員幾次起立鼓掌——而這種鼓掌，在一個極化到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幾乎不再同桌吃飯的華盛頓，本身就是奇觀。他談歷史，談自然，談合作，談價值觀，不回避具體分歧，但把分歧包裹在幾百年的共同記憶與敘事里。他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北約盟友在911之后與美國“肩并肩”——那是對特朗普批評北約盟友“白搭便車”的委婉反駁；他為烏克蘭正義和持久的和平發聲——那是對共和黨停止軍援呼聲的隱性批評。但這一切都包裹在幽默、風度和歷史典故里，讓人無法正面反駁。

正是因為王室沒有選舉壓力，沒有政黨立場，沒有任期焦慮，查爾斯才能做到民選政客做不到的事：跨越當下，提供一個更大的敘事框架，讓兩個正在彼此摩擦的盟友暫時抬起頭，記起他們其實站在同一條歷史軌道上。

當美國和英國的政府層面因為貿易稅、基地使用權、伊朗立場爭吵不休，王室提供的是一個不受這些當下紛爭污染的連接界面。這不僅僅是軟實力，更像是兩個操作系統之間的兼容層——底層協議還在跑著，哪怕上層的應用程序在互相崩潰。

有人說王室不過是潤滑劑、止痛藥，解決不了實質問題。這話沒錯，王室本來就不負責解決問題，民選政府才是。王室的價值在于，當民選政府把關系弄得很糟的時候，它能讓事情不至于徹底破裂，為下一次修復留著門縫。在查爾斯離開華盛頓之前，特朗普說了一句話：“你問我英國王室的訪問能不能幫助修復關系？答案是，絕對可以。”

這當然是特朗普式的客氣話。但它也提示了一個真相：在這個充滿算計的世界里，一個不掌握實權的國王，有時候能做到掌握實權的首相做不到的事。

不是因為他更強大，而是因為他不在這場游戲里。

No.6876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朱兆一

作者簡介：北大匯豐商學院智庫世界經濟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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