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深處藏著沈陽的另一副面孔

（來源：沈陽晚報）

轉自：沈陽晚報

　　沈陽的春天終于有了實感。

　　中山路兩旁的桃花開得不管不顧，粉白的花瓣落在人行道上。風里帶著溫潤的香氣，不再是冬天那種割臉的干冷。從二緯路拐進九如東巷，被一棟紅磚樓拽住了腳步。

　　穿過一扇不起眼的鐵門，奉天海關大樓藏在小區里頭。

　　紅磚墻，綠坡頂，平面呈“凸”字形，像舊式西裝馬甲上別出心裁的一道折痕。這是沈陽現存最早的純英式建筑，1909年建造，距今一百一十七年。木樓梯、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響，扶手被磨得油亮。

　　說起來，這棟樓的誕生，源于1907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一個不平等條約。首任稅務司是英國人歐禮斐。當年，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的海關，自己說了不算。這座樓是城市曾經的一道疤。

　　歲月從不喧嘩，它只是佇立在尋常巷陌里，回憶往昔的蹉跎。

　　如今，傷疤早已愈合。在這里，歷史不再是教科書上的抽象名詞，而是可以觸摸的紅磚、可以踩踏的木梯。

　　從海關大樓出來，沿九如東巷南行，到中山路口，便是214號。

　　東側一棟日式磚木結構的二層小樓，曾經是酒莊、酒吧、海鮮飯店。但你要是知道這兒住過誰，一定會駐足。

　　蔡少武來沈陽居住于此。蔡少武，這個名字現在的年輕人或許陌生。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沈陽，“蔡少武”三個字就是票房的保證。他1919年生于北京，8歲加入飛車旅行團跑江湖。17歲那年，他琢磨出一個絕活——在墻上騎自行車。那個年代，自行車本身就算稀罕物，他卻能讓車在垂直的墻面上飛馳。

　　1951年，他來到沈陽，在北市場借錢做了一個11米高的大木桶，開始表演“飛車走壁”。最紅的時候，他在中山公園表演，1200人的場子，場場爆滿。后來從自行車升級到摩托車，再到汽車，蔡少武的名字紅遍全國。更難得的是，他把全家都帶上了這條“飛車”路。妻子彭鳳是“中國女子飛車第一人”，八個子女被稱為“蔡氏八寶”。全盛時期，蔡家三代十三口人，全部從事飛車表演。

　　1996年，蔡少武因病在沈陽逝世。

　　站在小樓前，忽然明白：真正的傳奇，是藏在尋常巷陌里的，靜默如常。

　　再往西，走到中山路196號，便是于濟川公館。

　　它俗稱“虎樓”——平面呈“凸”字形，形似伏虎。法式風格，三層，門廳前有十級弧形臺階，四根圓形水泥柱撐著一樓抱廈，二三層是寶瓶式雕空欄桿。紅木門窗，樓梯扶手的球頂據說是玉制的。

　　于珍（字濟川）有個外號叫“五不將軍”：不抽大煙、不飲酒、不納妾、不打牌、不扣軍餉。在那個軍閥混戰、聲色犬馬的年代，這五個“不”字，每一個都重得像秤砣。

　　他原是奉系軍長，管過京畿衛戍。后來厭倦了內戰，五次請辭，1927年總算獲批。本以為能安生過日子，“九一八”炮火一響，日本人找上門來。戰犯土肥原賢二、本莊繁，關東軍的頭頭腦腦輪番請他出山，要他當“奉天省警備司令”。他一概回絕。理由說得體面，“身體不好、退出軍界多年、無心從政”�？烧l都知道，這是不想當漢奸。

　　骨頭硬不硬，不看他在臺上說什么，看他關起門來做什么。

　　日本人拿他沒辦法，只好派人住到隔壁監視。他也不怕，照舊在自家公館里營救抗日志士。1932年，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人找到他，說需要面見國聯調查團，當面揭露日軍暴行。于濟川二話沒說，安排秘書聯系法國友人，把人喬裝打扮，坐著小汽車闖過日軍層層封鎖，將人送進了大和旅館，也就是今天的遼寧賓館。

　　新中國成立后，于濟川被聘為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遼寧省政協常委。1959年病逝。

　　春日的午后，我坐在中山路與三經街路口的口袋公園中，在桃花的暗香里，忽覺沈陽這座城市有一種獨特的脾性，它的故事從來不在玻璃幕墻后面，都藏在這種不起眼的巷子里。你不刻意去找，它們就安靜地待著；你愿意走進去，它們便毫無保留地講給你聽。

　　九如巷不長，從北到南，慢悠悠地走，也不過一頓飯的工夫。但你要是肯停下來，聽一聽紅磚墻里的故事，摸一摸木樓梯上的包漿，看一看桃花掩映下的老屋檐，你會覺得，這一下午，走得值。

　　這或許就是一座城市最樸素，也最動人的地方。它從來不急著向你證明什么，只是安安靜靜地，把所有的故事都藏在日常里。

　　你路過，便是相逢；你記得，便是傳承。

　　沈陽晚報、沈陽發布客戶端

　　記者 劉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