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拒執罪司法實踐中律師角色賦能與機制優化以刑民協同治理為視角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金誠同達）

作者 | 張靜靜

近年來，我國民商事案件執行問題雖經司法改革持續紓解，但被執行人惡意轉移財產、逃避隱匿等拒執行為仍較為多發，既挑戰司法權威，也損害了當事人合法權益。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簡稱“拒執罪”）作為破解民商事案件執行問題的重要刑事法條，卻因司法認定標準模糊、刑民銜接不暢、部門聯動受阻等困境，其司法適用率在低位徘徊。

律師作為連接當事人、法院、公安機關的紐帶，在拒執罪案件的證據固定、標準闡釋、程序銜接、機制協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筆者立足律師實務視角，結合司法實踐數據與典型案例，剖析拒執罪司法認定與聯動機制中的核心難題，闡釋律師在細化認定標準、規范刑民銜接、優化公安聯動等環節的職能價值與實踐路徑，為充分發揮拒執罪刑事威懾功能、構建民商事案件執行與刑事追責協同治理格局提供實務參考，助力破解民商事案件執行問題。

01.

拒執罪司法實踐的核心問題與律師介入的必要性

（一）司法認定標準模糊導致執行路徑不暢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核心要件，在實踐中存在多重認定爭議。其中“有能力執行”的時間節點、財產范圍、部分履行能力認定等要素缺乏統一標準，“拒不執行”的非典型行為定性模糊，“情節嚴重”缺乏量化指標，這些問題導致當事人在拒執罪控告時面臨舉證難、定性難的困境。例如，被執行人通過虛假離婚轉移財產、隱匿可預期收入等行為，當事人自行收集證據時往往因缺乏專業指引而遺漏關鍵線索，即便向法院申請執行也常因證據不足無法啟動拒執罪追責程序。

（二）刑民銜接與部門聯動受阻加劇執行困境

不容忽視的是，當前民商事案件執行與刑事追責的程序銜接存在缺乏規范設計、證據轉化標準不明確等問題，導致拒執罪案件在移送、立案、偵查等環節存在諸多“堵點”。據統計，2023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以拒執罪判處罪犯4246人，而當年全國法院執結執行案件976萬余起，全國法院來信來訪反映有財產拒不履行的案件65550起。當事人在面對法院和公安機關之間的流程阻隔、信息壁壘時，因缺乏專業的法律支持，往往會陷入“求助無門”的境地，合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救濟。

（三）律師介入是破解實踐困境的關鍵支撐

在民商事案件執行過程中，律師的介入能夠有效填補當事人維權能力與司法實踐需求之間的鴻溝。從實務來看，律師既可以憑借專業知識幫助當事人固定拒執行為證據、明確追責路徑，又能夠在刑民銜接、部門聯動中發揮溝通協調作用，推動案件規范流轉；同時，律師通過參與案件辦理還能為司法機關提供專業法律意見，助力細化認定標準、統一裁判尺度，提高拒執罪司法適用的精準度與效率。

02.

律師在拒執罪司法認定中的作用

（一）精準界定構成要件，助力證據固定與完善

明確“有能力執行”的認定邊界。律師可以結合法律規范與實務經驗，協助當事人梳理被執行人的財產線索，包括判決生效后履行期限屆滿時的現實財產、可預期收入、家庭成員共同財產中應得份額等，通過調查取證、申請法院出具調查令等方式，固定被執行人具備履行能力的關鍵證據。例如，針對被執行人惡意轉移經營收入至他人賬戶的行為，律師可申請調取銀行流水、交易記錄等證據，證明該收入屬于被執行人可支配財產性利益，為認定“有能力執行”提供支撐。

厘清“拒不執行”的行為性質。對于“虛假報告財產”“擅自處分查封財產”等非典型拒執行為，律師可依據司法解釋與理論通說向司法機關出具法律意見，明確此類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同時，律師可協助區分被執行人的“故意拒執”與“客觀無力履行”，避免將因自然災害、重大疾病等客觀原因導致的執行不能納入刑事追責范圍，保障法律適用的準確性。

量化“情節嚴重”的認定依據。律師可結合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被執行人拒執行為的次數、對申請執行人權益的損害程度等因素，協助司法機關判斷其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入罪標準。例如，針對被執行人轉移財產的金額、是否導致申請執行人生活陷入困境、是否引發惡劣社會影響等情節，律師可通過收集相關證據、出具專業法律意見，為司法機關的裁量提供參考，盡可能避免出現同案不同判情形。

（二）搭建溝通橋梁，推動認定標準統一

律師在辦理拒執罪案件過程中，可通過參與庭審辯論、提交法律意見書等方式，就司法認定中的爭議問題與法官、檢察官充分溝通。例如，針對“部分履行能力”的入罪標準、“消極拒執行為”的定性等爭議點，律師可結合案例與理論依據提出明確的認定建議，助力司法機關形成共識。同時，律師可通過參與行業研討、向立法機關提交建議等方式，推動司法解釋細化拒執罪認定標準，從源頭上解決認定模糊的問題。

03.

律師在刑民銜接與公安聯動中的職能

（一）規范案件移送流程，提高移送的成功率協助當事人啟動移送程序

律師可在民事執行階段充分預判被執行人的拒執行為、及時固定證據，當被執行人的行為符合拒執罪移送條件時，協助當事人向執行法院提交移送申請以及完整的證據目錄材料，包括執行依據、財產調查報告、被執行人拒執行為的具體證據等，提高移送申請的規范性與成功率。

推動移送標準統一。針對法院和公安機關對移送標準認定不統一的問題，律師可作為溝通橋梁向執行法院闡釋刑事證據標準，協助法院完善移送材料，確保材料中包含被執行人財產狀況明細、拒執行為的時間地點等關鍵信息；同時，協助公安機關合理把握立案審查標準，避免因證據要求過高而拒收案件。

（二）優化證據轉化與偵查協作，提高立案成功率和偵查效率

推動民事證據向刑事證據轉化。律師可依據民事證據和刑事證據的不同標準，協助法院規范證據收集程序，確保民事執行階段獲取的財產調查記錄、電子轉賬記錄等證據符合刑事訴訟的合法性、關聯性要求。對于存在瑕疵的證據，律師可建議司法機關通過補充取證、核實來源等方式進行完善，避免因證據問題導致案件無法進入刑事立案程序。

協助公安機關開展偵查工作。律師可向公安機關提供專業法律意見，以明確偵查方向與重點。同時，律師可協助申請執行人向公安機關提供新的財產線索及被執行人行蹤信息，配合公安機關開展跨區域取證、財產查控等工作，提高偵查效率。

（三）推動信息共享與機制銜接，提升聯動效能

律師可在案件辦理過程中，積極與法院和公安機關之間進行信息溝通。例如，當公安機關在偵查中發現新的財產線索時，律師可建議法院及時采取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當法院在執行中發現新的拒執行為時，律師可協助法院補充移送相關證據，確保刑事偵查及時跟進。同時，律師也可通過個案實踐中的問題反饋，推動建立常態化的信息共享平臺與協作機制，破解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

04.

律師發揮作用的保障機制與實踐建議

（一）強化律師執業保障，拓寬調查取證路徑

筆者建議，進一步完善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法律保障，明確律師在拒執罪案件中可查詢被執行人財產狀況、交易記錄、身份信息等關鍵線索的權限；優化調查令制度，擴大調查令的適用范圍和效力，允許律師憑調查令向金融機構、不動產登記部門、網絡平臺等單位調取證據，解決律師取證難的問題。同時，應建立對妨害律師執業行為的懲戒機制，確保律師能夠順利開展調查取證、溝通協調等工作。

（二）加強專業能力建設，提高律師執業水平

拒執罪案件涉及民事執行、刑事犯罪、財產法律關系等多個領域，對律師的專業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建議律師行業加強專項培訓，重點提升律師在財產調查、證據固定、刑民銜接程序等方面的實務能力；鼓勵律師參與拒執罪案件的案例研討與學術交流，總結實踐經驗，形成標準化的辦案流程與操作指引，提高整體執業水平。

（三）推動制度完善，構建律師參與的協同治理格局

建議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完善拒執罪相關制度時，充分吸納律師的實務意見。例如，在細化司法認定標準、規范刑民銜接程序、建立公安聯動機制等方面，邀請律師參與論證，確保制度設計符合實務需求；建立律師參與拒執罪案件的常態化機制，例如在案件移送、立案偵查、審查起訴等環節，允許律師發表意見，充分發揮律師的專業優勢，構建民事執行、刑事追責與律師服務協同發力的治理格局。

拒執罪的有效適用是維護司法權威、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重要舉措。從司法認定中的證據固定、標準闡釋，到刑民銜接中的程序推動、溝通協調，再到公安聯動中的偵查協助、信息共享，在這一過程中律師的專業參與能夠有效破解拒執罪司法實踐中的多重困境，提升案件辦理的精準性和效率。此外，還需進一步強化律師執業保障、提升律師專業能力、完善律師參與機制，充分發揮律師的職能作用，推動拒執罪司法認定標準的細化、刑民銜接程序的規范與公安聯動機制的優化，為破解民商事案件執行問題、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貢獻專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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