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時評 | 警惕“官靠數智”的政績觀偏差

政績觀是發展的指南針，決定著發展的方向與成效。進入數智時代，正確政績觀的樹立與踐行面臨著數字形式主義的新風險。例如，重“顯績”輕“潛績”的錯誤傾向有了新的表現形式——“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循環，在某些場合演變為“官靠數智”的怪象。仿佛任何工作只要披上“數智化”的外衣，便立刻顯得“高大上”，政績也隨之而來，至于實際成效如何、是否真能提升治理水平、能否切實回應人民期盼，反倒被擱置一旁。

“官靠數智”現象的根源在于一些領導干部的數智政績觀出現了偏差。面對澎湃而來的數智浪潮與迅猛發展的新技術，部分同志未能準確把握數智技術賦能政務的本質目的、核心要求與實踐路徑，不理解其真正價值所在，只求一味跟風、大干快上。其結果，往往是資源浪費、工作失序。這種盲目推進，實則是以技術喧囂掩蓋研判能力與務實精神的不足，是政績觀的錯位、深思的缺位與指揮的越位。在“言必稱數智、行必求數智、績必現數智”的片面認知驅使下，數智化在一些地方異化為一塊甩不脫的政績“遮羞布”。掀開這層“遮羞布”，可能發現工作并無實質突破，業績也未真實提升，甚至原有問題被數字編碼所遮蔽，在暗處盤桓滋長，最終可能引發更大風險。

錯誤的數智政績觀，通常表現為不顧實際、不分領域地強行推廣數智技術，將工作的“數智化包裝度”當作主要甚至唯一的考核標尺；不計成本、盲目上馬數智平臺，脫離工作實際強制要求工作人員使用數智技術。這本質上是形式主義在數智時代的翻新，是“一窩蜂”思維的典型體現，折射出追求表面政績的浮躁心態。當數智化被泛化、虛化，各類“政績”雖然穿上了光鮮的“數智外殼”，內里卻可能日益空洞。群眾感受不到其與自身福祉的關聯，看到的只是炫目的數字、縹緲的智能，在平臺上找不到人工服務，在公告里查不到線下途徑，在咨詢中得不到清晰解答，獲得感、滿意度不升反降。

防止數智化扭曲政績觀，首先要牢固樹立正確的數智政績觀。正確的數智政績觀，是正確政績觀在數智時代的具體體現。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遵循工作規律與技術運用規律，科學審慎地將有必要、有條件的工作環節有序轉向數智化。數智平臺建設尤需科學論證、民主決策，尋求效率與成本的最優平衡。數智政績的根本標準在于造福人民，基本前提是經得起時間和實踐檢驗，最終目標在于贏得人民認可。唯有樹立這樣的數智政績觀，領導干部才能深刻領悟數智技術對事業發展的賦能真義，也才能更充分地認識人在技術運用中的主體性價值。

其次，必須分清錯誤數智政績觀與政績觀正常數智化轉型。政績觀的數智化轉型，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主要體現在推動建設務實管用的數智政務平臺，以及利用數智化手段提升日常政務的存儲、處理與分析效能。因此，健康的數智化政績主要涵蓋兩方面：一是數智平臺科學建設與高效運行的實績；二是借助數智化工具有效提升工作質效的實績，這與錯誤的數智政績觀有本質區別。健康的數智化轉型要求領導干部切實提升自身數智素養，深入調研本地區、本部門實情，在摸清底數的基礎上穩扎穩打、循序推進。

最后，必須堅持將技術與業務的真實契合度作為衡量數智化成效的操作性標準。并非所有工作都適宜數智化，尤其是那些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需要人性化溝通與溫度的服務，絕不能以冷冰冰的技術替代人的作用。即便是適用數智技術的工作，也不能簡單“一鍵了之”，而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人機協同，對技術處理過程進行必要監督，并暢通渠道，及時聽取群眾反饋、吸納合理意見。在具體推進中，應事前做好業務與技術匹配度的充分論證，事中加強運行校驗與動態調整，同時嚴守數據安全底線，確保數智賦能始終服務于提升治理效能、增進人民福祉這一根本宗旨，使數智技術成為實干為民的“助推器”，而非華而不實的“新花瓶”。

（作者為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

原標題：《文匯時評 | 警惕“官靠數智”的政績觀偏差》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任思蘊

來源：作者：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