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引我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老師

我們知道，大革命失敗以后，革命處于低潮時期，馬克思主義者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開始了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研究。所謂“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一個什么階段?”就是當時引起廣泛討論的總題目。理論界對中國現階段究竟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問題展開了爭論。既然要爭論這樣一個涉及中國國情的問題，就不能不回過頭去了解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于是問題又從現實轉向歷史，引起了大規模的中國社會史論戰。

我要特別提到的是，在這場論戰中，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重大功績，就是他們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史學的同時，開創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新史學。新史學的出現，激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推動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的高漲。我就是在論戰高潮中，由于受到郭沫若的影響而開始轉向史學研究道路的。

一九三零年我從國外回來不久，便有機會讀到郭沫若的新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本內容豐富而又新穎的著作很快吸引了我。尤其是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方法，以其銳利的眼光，第一次提出并且論證了中國古代同樣存在奴隸制社會，從而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史一般規律的普遍意義，這一大膽的科學發現使我感到興奮。中國的歷史幾千年，而幾千年來的中國史書汗牛充棟，但是從來還沒有一本書能象郭沫若的書這樣對中國古史作出難能可貴的科學解釋來。當然，我不是說這本書盡善盡美，它在某些方面還不夠成熟，甚至還有明顯的缺點錯誤。例如：它對于經濟學的歷史范疇之應用，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解答等等，在我看來，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然而畢竟是它首先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拓荒之作，開辟了“科學的中國歷史學的前途”(見拙著《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序言)。郭沫若在古文獻、古文字和考古學方面的淵博知識以及他對古史研究中疑難問題的大膽論斷，都開闊了我的眼界，啟發了我的思考，喚起了我對古史研究的興趣。因此，我在讀完他的這本書以后，懷著衷心的敬意向他寫信求教。如果說，大革命時期，李大釗同志曾經是指引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老師，那么,從三十年代初開始，我已經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老師。

不同尋常的幫助

我第一次見郭沫若，是在天官府文工會所在地。

一見面，我急不可待地告訴他，一九三零年成仿吾曾有設想，建議中共駐第三國際的代表團出面，把郭沫若從日本請到蘇聯，和我共同翻譯《資本論》。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時，確有翻譯《資本論》的心愿，只是由于沒有地方出版才作罷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國內《資本論》譯況。郭老說，他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從《世界日報》上知道我和王慎明(即王思華)出版了第一卷上冊譯本。當時，我在該報發表過一篇雜談翻譯過程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談及對《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一條注釋中所提的清代官僚王茂蔭名字的考證過程。連這樣一個細節，郭老都記得一清二楚。他告訴我，讀了我的文章之后，他還曾托人向王茂蔭在安徽的家族做調查，進一步核對我的考證。我對他研究問題的嚴謹、周密，不禁佩服之至。

初次見面的第一個話題就把我們兩人的思想完全溝通了。

那天，我對郭老說，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對我啟發極大，我的興趣已經轉向史學，正在繼續他做過的工作，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郭老非常高興，雖說他的名望那樣高，我感覺他是真心誠意地歡迎我這個小兄弟，自告奮勇地前來與他為伍的。

我在古代社會史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過郭老不同尋常的幫助。

當時，重慶甲骨文、金文資料非常少。郭沫若在日本出版過幾部重要的甲骨文、金文研究著作和資料匯編，這在重慶的圖書館里都找不到。能找到的只有王國維的著作，王國維的著作中固然有我所需的資料，但是，進入四十年代，運用甲骨文、金文資料而不讀郭沫若的著作，簡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郭老深知我對殷、周史料的認識和他完全一致，視甲骨文、金文為第一手史料。我去向他求援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把他有關著作中，我最用得著的兩部——《卜辭通纂》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借給了我。

更重要的是，郭老完全了解，我對中國古代生產方式的認識和他很不相同，因此對一些共同注意的材料的理解和處理，和他也很不一樣。可以說，他明知我會用了他提供的材料來佐證我自己的觀點，對他提出異議，他卻還是把他親手搜集的豐富材料全盤端給了我。

這件事是郭老精神品格、襟懷器度不同凡響的突出表現。

我能在半年時間內完成《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一書，很大程度上，有賴郭老的這一支援。

關于屈原思想的辯論

學術界中，朋友們信仰相同而觀點各異，是很普通很常見的現象。

就拿我和郭老來說，四十年代，對周秦社會性質的論斷，郭老和我大體是一致的。盡管我和他對古代生產方式問題的看法很不一致，然而，我寫《古典社會史論》,在理論上論證了他從甲骨文、金文中所發現的中國奴隸社會。因此，當時學術界都公認我是站在他的一邊的，是一個派別的。也正因為此，當一九四二年春天，郭老和我在《新華日報》上辯論屈原思想的文章一篇接一篇發表出來時，學術界的興趣和驚奇差不多是同等的。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后，重慶政治空氣沉悶了大半年。十一月，值郭老五十壽辰，周恩來同志指示搞一次大規模的活動，慶祝郭老五十壽，同時慶祝他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這次慶祝活動，得到成都、桂林、香港等地學術界的響應，盛況空前，顯示了革命文化隊伍的力量；這次慶祝活動，沖破了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的高壓空氣，意義是很大的。

在此之前，我看到郭老一篇題為《屈原的藝術與思想》的講演稿。我對郭老給予屈原的評價，有不同意見。

那時，郭沫若研究屈原，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了。我完全懂得詩人郭沫若之一向愛詩人屈原的道理，但是，我不同意史學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對屈原的評價。于是，慶祝活動結束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我撰文《屈原思想底秘密》，恭恭恭敬地向郭老提出異議。

我的文章剛寫好，聽說郭沫若完成《屈原》歷史劇。《屈原》一劇很快上演。我的《屈原思想底秘密》于二月也發表在《新華日報》上。

我的文章發表后，郭沫若立刻答以《屈原思想》(三月發表在《新華日報》),把論題的分歧點全面展開了。我又寫《屈原思想淵源底先決問題》。四月份，《先決問題》一文剛發完第一部分，《新華日報》國際版負責人于懷同志(喬冠華)對我說：“不要辯下去啦，國民黨在拍手呢。”故此，《先決問題》一文在《新華日報》上只刊登了一半就中斷了。

兩個月后，我把郭老的《屈原思想》和我的三篇（將《先決問題》未發表的后半部分獨立成篇，題為《申論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尺度》）匯成一個專欄，一并刊登在我自己主編的《中蘇文化》第十一卷二、三期上。

關于屈原問題，四十年代我和郭老在認識上有三個共同的基點：其一，由于當時我們都認為封建社會始于秦、漢之交，所以一致地把春秋戰國看作大轉變的時代，封建制在難產中的時代。五十年代，郭老改變了分期的觀點，把封建社會起點提前到戰國，又提前到春秋戰國之交時，他仍然認為屈原是“奴隸制蛻變時代”的人物(見《人民詩人屈原》)。其二，我們都確認屈原是儒者。其三，我們都肯定屈原人格偉大，屈原詩篇不朽。

我和郭老的分歧何在呢？

分歧的本質在于我們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差別很大。

郭老認為，儒家思想是進步的。《屈原思想》一文中，有很長的篇幅，著力分析儒家對人的價值的觀念、儒家倫理觀、儒家天道觀的進步性。郭老認為，屈原的悲劇在于：他懷有先進的儒家思想，他的理想與楚國當時的現實相隔太遠。屈原的理想是以德政實現中國統一，而現實是秦國將要以刑政統一天下，因而，他失望，因而演出殉道者的悲劇。

我認為，從屈原名字與別號“平”、“均”、“正則”看，他的思想有進步內容，他追問百姓為什么受難，他以主張改造楚自居，他充滿理想主義。但是，他的理想是在舊的奴隸社會所依據的氏族制度的廢墟上，恢復美政。我認為，戰國時代奴隸制國家的兼并，是適應了所有制關系轉變的歷史戰爭。屈原的詩，一面反映了人民在戰亂中的痛苦，反映了人民的怨憂，另一面，也反映出他所理想的，所戀憶的，是古舊的王制，他所追求招喚的是舊時代的魂魄。所以，屈原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屈原思想的矛盾，所代表的不是他個人，而是時代的反映，恰好是反映戰國歷史的一面鏡子。

由此可見，我們的分歧的核心在于：對于作為儒者的屈原，他“天問”“招魂”所寓之理想，究竟是“以德政實現中國一統”，還是前王之制的魂魄，說得再簡單些，究竟是社會進步的理想，還是倒退的奴隸制殘余的夢想。

關于屈原思想的辯論，演進為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大大刺激了我加速全面轉入古代思想學術史的研究。

對于歷史劇《屈原》,我也是有不同意見的。在抗戰最艱難的階段，郭沫若借屈原之口，借楚國背景，揭露蔣介石政治腐敗，抗戰不力，一心反共，號召人民警惕。我完全理解，劇作家郭沫若服務現實的目的，這樣做不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不同意史學家郭沫若把他熱愛的人物過于理想化，為儒家人物的頭腦塞進法家思想，以至有損歷史的真實。

當時，這場評價屈原的辯論沒有涉及歷史劇的真實性問題。

這場辯論，雙方僅僅把問題鋪開而沒有深入進行下去，就論題本身而言，沒有得出結論。如果有人要追問結果的話，可以說，結果是文學和藝術戰勝了史學和哲學。今天，已經抹不去中國人心目中郭沫若所加工的屈原形象。史學和哲學嚴肅的面孔，顯然不及藝術的魅力容易讓人們接受。就如同《三國志》永遠不可能贏得《三國演義》所能贏得的讀者，史籍中的諸葛亮永遠不及舞臺上的諸葛亮出神入化。

有人曾和我開玩笑說：“你何不也寫一個屈原劇本？”我只有苦笑，我一點藝術氣質也不具備，一句臺詞也編不出來的。既然我創造不出一個能立于舞臺的另一種形象的屈原，我所認識的屈原只能長眠于高閣，含恨于汨羅，而藝術的屈原將一代接一代地被人請進劇場。

作為一部詩劇，《屈原》是理想主義的作品，它的藝術成就不容置疑，是十分光輝的。

在一些存在分歧的問題上，郭沫若和我都各執己見，互不相讓。辯論屈原思想時，可能因為時機不妥當，郭老曾經發過火。但是，他火他的，我堅持我的。過了幾十年，火氣早已經煙消云散，而彼此的觀點，都不曾退讓分毫。

郭老和我交往幾十年，有些時期，甚至朝夕相廝守。盡管他性格外向，如他自己說，還有“大刀闊斧的作風”(《 <杜國庠論文集> 序言》),但平心而論，郭老對我，一向若師若兄，不大計較我的沖撞。不僅如此，數十年相交，從來看不出他有利用自己革命文化學術界的泰斗地位，強加觀點于我的意圖。相反，一九四五年應蘇聯科學院邀請訪蘇，在講演中國史學界研究現狀時，他還特別對蘇聯學界介紹了我的工作。

選自《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