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學者稱，根據國際法，伊朗和美國應該賠償各國損失

一提到戰爭，很多人首先會去關注“誰贏誰輸”。但放到國際法這本賬里，賠償與修復的拉扯，比戰場上一城一地的得失更考驗各方的耐心、資源以及政治底氣。歷史上也有不少類似的跨境損害案例：波蘭因非法征用德資工廠被判承擔賠償責任；加拿大冶煉廠的廢氣飄到美國農場，最終也需要掏錢補償。

國家責任框架并非憑空出現，而是在沖突、反制、仲裁與談判當中逐步形成共識：只要某項行為能夠“歸因于國家”，并且“違反國際義務”，那么國家就需要去承擔責任，并且原則上要做到“充分賠償”。國際法委員會把既有實踐系統化，形成《國家責任條款》，還用專門章節把修復、補償、賠償、滿意等方式講清楚。

戰爭造成的損害最大，但索賠往往最難落地。戰場上被炸掉的是橋梁、機場與工廠，談判桌上糾纏的則是政治立場、證據鏈完整度以及是否存在可用的國際機制。國際法慣例對時間并不“溫柔”：索賠意圖需要盡快表達，并且要表述得清晰明確；拖得太久，容易被對方抓住空間，聲稱索賠方默認放棄，或者以證據流失為由削弱對方主張。

如果發生伊朗襲擊美國資產、同時波及海合會成員國關鍵基礎設施的情況，索賠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政治共識測試”。伊朗可能會把行動解釋為應對美國、以色列的非法戰爭；海灣國家則會強調本國財產與關鍵設施遭受打擊，直接損失理應由肇事方承擔。

這些大多發生在《聯合國憲章》生效之前。憲章生效后，邏輯更強調“是否違反禁用武力原則”“是否構成非法攻擊”，而不是簡單的“戰敗者就必須賠”。不過，規范層面的清晰不等于執行層面順暢。越南、格林納達等被認定存在非法干預的情形里，賠償并未真正落地，背后往往交織著強權政治、執行機制不足以及國際博弈等因素。

1986年，國際法院裁定美國應向尼加拉瓜支付賠償，理由是軍事干預以及對破壞活動的支持造成損失。這相當于給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可參照的樣本——賠償不一定要等到“戰敗投降”，法律也可以把責任追到“干預與代理人破壞”等更灰色的地帶。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當時聯合國設立賠償委員會，處理約270萬份索賠，受害方不僅是科威特，還包括沙特、美國、英國、法國、印度等，最終伊拉克支付了524億美元，并在2022年才算結清。其細致程度非常高：受損財產、失業、合同無法履行、企業違約等，都被納入登記、評估與核算。

國際法院裁定烏干達因對剛果（金）發動非法戰爭并掠奪資源，需要支付3.25億美元賠償；歐洲在2023年建立機制，開始登記俄烏戰爭相關損失。賠償不再只是在國家之間結總賬，而是逐步把個人與企業損失納入體系。

海合會國家多次強調政治中立，但現實壓力在于：境內可能駐有美軍基地，同時又處在伊朗打擊半徑內。一旦設施受損，國內輿論很容易追問為何要讓本國承擔成本。因此，一些國家可能會強調對從本國境內基地發起的行動“不知情、未授權”，以便把自己從責任鏈條中盡量剝離。

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出現長期封鎖，索賠規�？赡軙䴘L雪球式擴大。封鎖時間越長，企業越會把損失清單拉長：船舶滯留、保險費率飆升、交貨違約、能源價格上行引發的連鎖沖擊，甚至全球股市與大宗商品市場震蕩，都可能被帶入“可預見損失”的爭論。封鎖不只是一個地理點位的控制問題，更像一根導火索，會觸發難以估算的經濟與金融外溢效應。

真正讓賠償走向可執行，往往取決于三件事：路徑、證據以及法律準備。路徑方面，可以選擇他國國內法院，也可能借助聯合國大會推動新的賠償論壇，因為安理會機制容易被否決所卡��；還存在更現實的方案——借鑒烏克蘭做法，以條約為基礎另起機制。

證據層面則是典型的“重體力活”。損失不能靠口頭主張，需要拿出評估報告、發票、衛星圖像、工程鑒定、保險記錄，以及貿易合同違約鏈條等材料。盲目報出天價不僅難以被采信，還容易暴露漏洞，反而給對手提供反擊空間。很多國家還需要補齊國內法工具，例如制定戰爭賠償相關法律或索賠準備性法令，為調查、登記、核算提供明確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