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宜澤被英國搶劫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奧派經濟學）

文丨漫天雪

中國斯諾克選手吳宜澤在2026 年斯諾克世錦賽上奪冠，獲得了50萬英鎊冠軍獎金。吳宜澤于2023年在英國注冊成立了個人斯諾克公司，屬于英國的所得稅居民納稅人，因此適用英國稅法。他將按照英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45%繳納個人所得稅，總計22.5萬英鎊；另外，還需繳納1萬英鎊英國國民保險稅。

也就是說，他的50萬獎金，到手的只有26.5萬英鎊。換句話說，他的收入的47%，被英國政府征收了。

他在英國被攔路搶劫了——不，比攔路搶劫的劫匪要兇悍得多。

劫匪是“盜亦有道”的，他搶完你之后，就不再騷擾你，而且保你一路不再被別人騷擾。劫匪壞得很誠實，他說“留下買路錢”，就是搶你倆錢自己花花，不會說我搶你是為了用之于你，是為你好。劫匪知道自己是劫匪，從來不會要求你熱愛他，感恩他，看到他的海盜旗就敬禮。

英國政府則永遠不知饜足，只要吳宜澤繼續在英國有收入、乃至全球有收入，就會不斷糾纏他，它像個幽靈一樣如影隨形，吳宜澤的一生都難以擺脫，稍有不從就會被關進監獄。它說這些錢自己并不用，反而都會用之于你。它搶走吳宜澤的錢后，說這是你的榮耀，你應該感到自豪，你要膜拜它，你應當在大英帝國的旗幟下慷慨赴死。

一個把個人收入的將近一半拿走的英國，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嗎？它不是。這分明是毀滅資本，因為只要這樣做，就沒有人愿意積累資本，只會消費資本。它還是市場經濟嗎？更不是。因為市場經濟以產權為根基，這種赤裸裸的侵犯產權的政策，是反市場經濟的；市場經濟是消費者主權的制度，是消費者的金錢投票讓一個人收入變高的，那么對收入高的人課征重稅，就面臨一個終極的問題：一個人的收入到底由國家來決定，還是由消費者來決定，前者是計劃經濟，后者是市場經濟。

所以，英國的現行體制，是民主社會主義。它就是直接運用資本主義幾百年來創造的成果，來費邊推進社會主義，實現財富平均分配、最終消滅私有產權的目標。這就是國內民主派和所謂“右派”向往的體制。這些人，按照國際主流的劃分，是妥妥的左。

英國的稅收，并不是一直這么高的。

在英國的絕對君主制時代，國王是國家的主人，也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地主。他的主要收入來源，一是監護權收入、王室領地租金、封建協助金；二是關稅；三是對國內征收的直接稅，跟我國古代一樣，最多是十分之一稅、十五分之一稅，覆蓋面較窄，大部分平民不納稅。這些稅收主要用于王室宮廷的開支、戰爭開支等。

為了滿足國王的征服欲，收入總是不夠，因此國王經常向國內貴族借錢，然后父債子還；有時候實在還不起，就用土地來抵債。比如賓夕法尼亞，就是英王威廉·佩恩借給英王錢之后的抵債所得。

英王當然想多征稅，但是他面臨多重制約。

首先是，作為寄生階層，必須依靠宿主才能存活，如果對宿主壓迫太甚，那么他自己也就沒啥可吸血了，所以必須輕徭薄賦，讓民眾生活好一點，他才能更多更持久地吸血。

其次，他面對貴族的制約。眾所周知，光榮革命實行君主立憲，就是要求國王不能未經同意就隨便征稅，無代表不納稅，征稅權移交給議會，他要是肆意妄為，那大家就揭竿而起。

第三，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地主，如果他總是要侵犯他人的私產，那么就是在否定自己，既然別人的財產你能隨便拿走，那么你的財產被別人拿走又何嘗不可？

總體而言，英國在君主制時代，全國稅收占GDP的比重長期保持在8%～12%的區間；和平年份更低，主要靠關稅、消費稅，基本無常態化高額直接稅（所得稅、遺產稅）。

英國稅收的第一次大幅攀升，發生在19世紀后期建立現代民主制度，大幅度擴大投票權后。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總體稅負攀升至15%→20%。這個時期英國出現了累進所得稅、高額遺產稅，直接稅從過去的次要稅收，變成了核心稅源；1909 年，英國 “人民預算法”， 直接向大地主、富豪加征地稅、超高收入附加稅；同時徹底打破貴族免稅特權，稅收從 “王室斂財” 變成 “社會再分配工具”。

道理很清楚，民主制度讓每個人都可以發聲，言論自由是政治正確，哪怕是公開煽動再分配（搶劫）的言論。英國政府在輿論壓力下，為了維護執政地位，開始賄賂選民，搞養老、醫保、扶貧。但英國政府不生產一分錢財富，它是一個巨型的消耗機構，所以辦法當然就是對另一部分人征稅，稅負就節節攀升。

英國稅收的第二次大幅度攀升，發生在一戰期間。

在戰前的1913 年，英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僅為5.8%。到了1915年，升至17.5%，1916 年為25%，1918 年達30%，同時大幅降低免稅額度，這意味著個稅覆蓋的人群顯著擴大。

這個道理也很清楚，戰時籌措戰爭經費的辦法，一是征稅；二是通脹，即隱秘地征稅；三是舉債，也是征稅，向未來征稅，或者，債務貨幣化，還是征稅，即將民眾的儲蓄通過印鈔的手段稀釋，轉移到政府手中。

第三次是最瘋狂的攀升，發生在二戰及以后。

1940 年，英國開征戰時超額利潤稅，最高為80%；1944 年，英國綜合所得稅（含附加稅）最高邊際稅率為94%。這就是沒收性稅率。

戰后，為支撐國民保險、NHS 等福利體系，高稅率長期固化。1974 年工黨政府將勞動收入最高稅率升至83%，疊加 15% 投資附加稅，總稅率達98%（針對年收入超 2 萬英鎊人群）。這就是共產主義了。

請注意，人們通常認為英國是工黨政府愛搞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錯了，這是受到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在1980年代推行自由化改革的歷史敘事的影響。其實，英國的福利國家體系和全盤計劃體系，是保守黨政府首先搞出來的。

1940-1945年，在英國執政的，正是保守黨的戰爭狂人和計劃狂魔溫斯頓·丘吉爾。

這倒也不是說他一個人這樣搞，這是當時的“潮流”。

在戰爭期間和戰后，歐洲各國都在干預主義的道路上爭先恐后一路狂奔。首先是德國，主要的干預措施不是納粹首先采取的，而是希特勒掌權之前魏瑪共和國時期，就采取了中央計劃經濟、興登堡式的社會主義。然后是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均實行了中央計劃經濟模式，英國主要的干預措施不是工黨首先采取的，而是在戰時丘吉爾內閣的領導下，從某些商品的價格管制開始，一步一步地干預遞增，越來越多地控制了經濟。戰爭結束時，英國實行的幾乎就是純粹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英國不是被 1945 年成立的工黨政府帶向社會主義的，而就是溫斯頓·丘吉爾政府搞出來的，戰后工黨政府只不過保留了丘吉爾的體制而已，直到把英國經濟搞得面臨崩潰邊緣，才迎來了撒切爾夫人（并不徹底）的改革。

好了，通過簡要梳理英國的稅收飆升歷程，我們發現一個規律：那萬惡的君主制時代，相比于全民民主時代，反而是剝削和征斂有度的。這是為什么？

這就涉及經濟學里的一個重要概念：時間偏好。

通俗說，時間偏好高，就是更加注重當下，而忽視長遠；時間偏好低，就是更加注重未來，而在當下有所節制。

時間偏好與私有產權和對未來的預期緊密相關。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的財產將在未來被征收一部分或者被沒收，那么它就會傾向于消費財富，而不是積累財富；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那么時間偏好將高到離譜，不會有對未來的任何儲蓄，今天人們就會盡可能地吃干喝凈。

反過來，如果產權有保障，對未來的預期穩定，那么人們就能通過理性讓當下的愿望服從于未來的愿望，進而積累儲蓄。因為他認識到，相對于現在就吃干喝凈，積累儲蓄能夠為他提供未來的、長遠的、更大的滿足。

君主制度下，整個國家實際上就是英王的私有財產。這份私有財產，是可以傳給自己的后代的。因此我們會看到，有些節儉的老人，低時間偏好的傾向可以延續到他死亡后——他要為子孫后代積累財產。這個國王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剝削有度，因為他知道，一旦剝削過度，就像自己損害自己的房子一樣，讓它在未來失去價值。用經濟學的話說，他會維護自己的資本價值，以圖獲得未來的更大租金。

這就是君主制下國王剝削有度的原因。這不是說君主制好，或者說君主很仁慈。當然不是，這只是比較經濟制度的研究，是相對意義上的時間偏好低。正是貪婪的算計，讓他們剝削有度。

到了民主時代，一切都發生了逆轉。

如果絕對君主制時代的英王活到現在，看到現在的英國政府可以對一個人征收45%的稅收，居然還沒有引起反抗，反而讓大眾歌功頌德，他得羨慕地從棺材板里跳出來——你們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讓我的子民們這么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財產的�。�

答案就在于民主制度本身。

民主制度沒有國王了嗎？

不。議會從屠龍少年變惡龍，把自己從一個限制王權的機構，變成了一個行使王權的機構。它不是不要國王，而是自己要當國王。哪一個征稅法令，不是議會通過的呢？

這會讓我們對各種政治行動有一個更加清醒的認知，而不是天真地以為換一個國王一切就會變好。

議會又是民眾選出來的，誰占多數，誰就組閣，誰能給我們發福利，我們民眾就推舉誰。在這個議題上是少數，在下一個議題上可能是多數。

所以議會民主制度消滅了國王了嗎？

不，它把議會變成了新的國王，它把人人都變成了國王。

“國王”的意思就是，他可以不勞而獲，將手伸進別人的口袋里，為自己謀利益。誠如巴斯夏所說：在民主制度下，國家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神話，每個人都在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謀求生存，每個人和他的個人財產都觸手可及，可供其他每個人攫取。

所以民主是什么呢？就是財產公有嘛。

為什么千百年來人們形成的私有財產觀念，在民主面前發生潰敗呢？

因為民主制度模糊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界限。

民主制度開放了權力準入通道，讓每個人都可以當國王。相比于君主時代，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界限涇渭分明，國王剝削，大眾被剝削。民主時代則人人都可以剝削，人人也都可以被剝削。這個時候似乎沒有剝削者了，人人平等了，但是很清楚，功能性的剝削依然存在，那些稅收的凈消費者就是剝削者，而稅收的凈貢獻者，就是被剝削者。人們在這種制度下，被解除了對剝削的警惕和反抗心理，會覺得反正這些錢都會花給自己，由此進一步培養了對國家的崇拜和對權力擴張的支持。

但是相對于世襲制的國王，民主制度下的國王，都是暫時的，議會里的執政黨團，并不像國王那樣，擁有整個國家的資本價值本身，他們任期就那幾年，只是在任期期間，臨時管理整個國家的資產。

這個時候，人的時間偏好驟然提高。既然這些財產并不屬于自己，也無法傳之于后世，自己只是作為財產的臨時代管人存在，那么他們將傾向于在任期內作為臨時代管人，只顧當前而不顧長遠，榨干整個國家的資本價值。我死后那管他洪水滔天。

于是就會出現，為了保證自己的地位，不斷地向選民承諾福利，開啟了一場福利競賽，誰賄賂的多，誰就當選。伴隨著福利節節攀升的，當然就是稅收的節節攀升。

所以，這是一種相互強化-惡化的過程。它系統性地激勵人們對他人的財產主張權利而毫無愧色，系統性地打擊社會上最勤勞、最聰慧、最有能力的人群，開啟種族的逆淘汰即退化過程。然后，那些臨時代管人不用為未來負責，只用關注自己有限的任期，自己也不用出一分錢，誰的票不是一票呢？所以，越是巧舌如簧、善于煽動、善于忽悠民眾、說謊毫無內心負擔、越沒有道德底線的人，越容易贏得流氓的青睞，越容易登上議會政府的高位。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最壞者當政”。

英國稅收的不斷提高，伴隨著民主制度而來；英國經濟的衰退，也伴隨著民主制度而來。認清民主的真相和它的后果，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