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覺明師，諱達，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生，著名史學家、翻譯家，北京大學教授。土家族是中國古老的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湘鄂川交界地區，與漢族、苗族等雜居。環境促進了民族間文化的交流和民族自身的發展。土家族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和進步。土家族彭氏、田氏、向氏、張氏、唐氏等涌現一批詩人文士。向先生就誕生在一個頗有文化根基的家庭。他的父親曾出任廣東梅縣知事，但老爺子去世較早，家境衰落。向先生依靠有見識有毅力的母親，苦心孤詣地培養、扶植，成為蜚聲遠邇的學者。

我于1953年秋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才認識先生。我記得，1954年春節，我們第一次去老師家里拜年，那時候大部分老師年方壯盛，拉家帶口，工資不高，只有系主任剪伯贊先生、中國古代史教授向達先生用奶油糖果招待川流不息的學生。先生把糖果擺在那里，招呼大家隨意取用，向先生則每人分兩顆，吃完自己拿，但大家也不好露出饞相，再去伸手。

向先生在1955年下學期我們進入三年級時，給我們講授《中國古代史料學》,每周三課時，一學期授完。與向先生的課同時，還有邵循正先生開的《中國近代史料學》。那時同學們已分定專門化，各人根據自己專門化的需要選擇聽課。《中國古代史料學》的主要內容，是史部目錄學。六經皆史，故也旁及其他各部典籍，以及文書、考古、調查材料等等。比如先生講，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號布告和其他各號布告原件，都是極其重要的文物和史料，需要妥善保存。史料學知識豐富而系統。先生于講課似非甚擅場，聲音很低，有時聽不清楚。不過我們已是三年級生，自己會找一些書參考、補充。向先生為人既嚴肅又隨和，課間休息也愿與同學閑談。但他多少總有些知識分子的高傲性格。從總體上看，他們那一輩人在國學和外語上都較我們高出很多。因此，在向先生心目中，這些年招的學生，知識素質都比較差。我們有一位同學自覺古漢語水平低，需要提高，就請教向先生，應該讀什么書。向先生不假思索，隨口答道：“先看《三國演義》,看懂了，再看別的。”他又不說明“別的”是什么,顯然認為大家都處在看不懂《三國演義》的水平，還不須指點進一步閱讀的書目。我的同學碰了一鼻子灰，自尊心受到挫傷，深感失望和不快。他認為向先生過于貶低同學們的古漢語水平。

現在看來，向先生的話說得確實有點兒過頭。根據我的了解，我們全班用古漢語寫作都不夠格，至于閱讀《三國演義》,雖不敢說沒有一個人讀不懂，對絕大多數人則無疑不是問題。有些人感覺水平較低，不是看不懂《三國演義》,而是因為了解、分析、利用史籍史文有隔閡，要做到這一點，顯然比讀懂《三國演義》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剛進三年級的學生無此能力，是可以理解的。向先生偶然說話過頭，不必不快，當作老師的激勵可矣。向先生對我班并不熟悉，過去兩年他從來沒有給我班講過課，還沒有對我班進行過考試、測驗，憑著一些不太準確的材料，對幾年來的學生素質形成一個整體估計，把新招的學生都籠罩在內。除了主觀，他并沒有什么惡意。當然，“看懂了”三個字也不易說。如果細摳，《三國演義》也可能有不好懂的地方。不僅《三國演義》的淺顯文言，連《水滸》的大白話，也并非一點沒有理解上的窒礙。我讀《水滸》第二十四回，西門慶問王婆，隔壁武大郎家“賣甚么?”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燙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風!”這幾句話雖簡單，但怎么理解卻使人一頭霧水。經過查考后，知道大辣酥是蒙語的“酒”,“熱燙溫和”與酒合得上。但“熱燙溫和大辣酥”為什么是“風”呢?我猜想其語意雙關，這里有猥褻的意思，指潘金蓮的性感。這樣說是否強作解人，有待進一步查考。而“拖蒸河漏子”則全不可解了。河漏子即今之所謂饸饹(各地鄉俗不同，名稱也有差異，或名活絡。瓢兒漏、蝌蚪子、格豆子等等),王禎《農書》即有記載，是北方民間常吃的一種小面食。饸饹原料以蕎麥面為主，可摻以其他面粉(小麥面、玉米面、糜子面、紅薯面、豆面、榆皮面等),亦可改為其他某種面為主制作。饸饹是煮熟食用的。先燒開鍋，將面用溫水調揉成面團，放在饸饹床子中用力擠壓，使面從饸饹床子的漏孔掉進沸水中成形、熟透。然后撈出，加醬、汁等調味，即可食用。也可以做成饸饹湯，即煮熟后并不撈出，在沸水中加油鹽、調料，連湯食用。這里的問題是，饸饹不須上籠屜，為什么用一“蒸”字?加“拖”字是何意?為什么“拖蒸河漏子”是風?我將王婆與西門慶這段對話請教過許多專家、讀者，無人給以解答。我所以不惜離題細說，只是想說明，即使是大白話，因古今異趣也有不能通解處，向先生所謂“看懂了”實際也難說。向先生如果沒有那一點主觀，有分析地看待學生的素質，他就不會失去幫助一個同學提高古漢語水平的機會。但這是向先生的性格使然，誰也不能勉強。

轉瞬就是1957年。向先生掉進劫難之中。究竟是為什么？學生說不清楚。閻文儒先生寫的向先生小傳回避做出解釋，蕭良瓊學長寫的傳記和回憶文章則就過去的言論做分析。當時通行的說法是，中央準備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族有些人不想與苗族合作自治，策劃單建，并請向先生出任州長，向先生沒有明確反對，于是被指為默認。實際是否如此，我也不清楚。前些年讀一本書，言詞之間，有說向先生在反右斗爭中遭難，是翦伯贊先生運作的結果之意。附帶說明，另一位前輩學者親口告訴我，他因沒有滿足翦先生愿望，追隨翦先生去北京大學，幫助翦先生整理民族史資料，遭翦先生嫉恨，乘反右斗爭給他狠狠一擊。我很尊敬翦先生，他不肯歪曲歷史，誣賴無辜，遭迫害致死。我不希望把一些不是他干的壞事也貼到他名下，如果確是他所為則歷史也不容抹殺。希望看到知情者有說服力的說明。記得當時有一種傳說，說有一天翦伯贊先生與向先生、鄧恭三先生同乘一小車外出，伯贊先生問向、鄧二先生說，近來鳴放，你們言行有沒有走火？鄧先生首先回答說：“心里本來沒有火，也就無所謂走火。”向先生則表示，恐怕有些走火。翦先生默然半響，囑以謹言慎行。此說如果屬實，則向先生似早已“闖禍”，向先生自己也感覺到了。自院系調整后，翦先生出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職員工來自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搞不好可能形成山頭。翦先生謹慎、嚴肅執行政策，團結教職員，愛護學生。全系一派積極向上的氣象，翦先生與有力焉。1958年，我們畢業班曾被允許參加全系教職員工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大會。會上有的發言偏激，上綱過頭。翦先生被批得臉色鐵青，由兩人攙扶出會場，但批判發言中無人說到他在人事關系中有任何污點。翦先生自己說，他對非黨的史學家很重視。北京大學歷史系幾乎要把這些教授當“廢品”處理掉。他對排擠張政烺先生，特別是限其搬出北京大學宿舍，心里是不同意的。后來他和系總支書記徐華民先生一道到歷史研究所，想把張先生請回去，遭到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尹達先生拒絕。我只知道翦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大難臨頭時寧愿以死抗爭，不肯對劉少奇主席落井下石，不知道他曾陷害無辜。向先生遭難，我寧愿相信與翦先生無關。

歷史研究所成立初，分設一、二兩個所，原近代史研究所改為歷史三所。向先生兼二所副所長，另一副所長侯外廬先生，后來又增加熊德基先生，所長為陳垣先生。向先生在任上頗著創業之功。于培養研究人才、購置圖書資料等方面貢獻尤多。因此，向先生的玉照懸掛在院里的社科會堂和所里的大會議室墻壁上，印制在院慶三十周年紀念郵票上，充分反映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及所屬歷史研究所對向先生辛勤的創建工作和卓越的學術成就的肯定。1957年后，向先生被免去行政職務，才與歷史研究所脫離。

向先生在副所長任上，工作也有失誤。人不工作就不會有失誤。有失誤并不奇怪。1955年或稍后，碰上將折實工資改為貨幣工資制，科研員工定職稱、級別，二所由向先生主持初審初定，方法是將職工折實工資(小米)改為貨幣，同時依據貨幣數定出職稱、級別。結果將王毓銓先生定為四級副研究員、陰法魯先生定為五級副研究員。兩位先生都很生氣。陰先生去邀約王先生說，向覺明把我們定得這么低，不行，得找他去。王先生一向清高自持，認為正確評價和使用職工是領導者的責任，雖然對給自己所定職級過低強烈不滿，卻認為不應也不屑由個人登門自陳。最后陰先生反映后，即改正為四級(職稱不變)。王先生的職級卻從此維持二十五年之久。王先生的折實工資，中間有過一些曲折。1950年他們全家從美國歸來，因屬愛國歸僑，折實工資小米數額定得較高。后來他受人提醒，申請減半，得到批準。向先生沒有考慮他的這種特殊情況。他在美國時擔任古錢學會遠東部主任，社會地位較高，用英語寫成專著《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中文版書名“中國”改“我國”,科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還有若干論文。向先生對此考慮不夠。王先生一家積極響應周總理號召，游子還鄉，是愛國行動，應該鼓勵。向先生仍然沒有顧及。向先生初審初定的失誤，復審時沒有改正。四級已嫌其低，副研尤為不妥。分析發生失誤原因，不外兩個：一是對王先生的能力和成就認識不足，工作粗疏失察；二是蓄意貶低。向先生從來不是居心不良的人，因此我傾向認為前一原因較符合實際。不能否認，向先生的高傲性格，瞧不起人，在其中起了頗大的作用。

歷史研究所年青研究人員那向芹、虞明英編輯《敦煌資料》第一輯，于1961年9月出版。據說，此前歷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唐長孺先生，曾建議歷史研究所設立敦煌學研究室或研究中心，沒有得到響應、采納，只搞起一個編輯資料的項目，其結果就是編成此書。向先生是敦煌學權威。據那向芹女士回憶，書中使用了向先生、王重民先生在歐洲考察期間抄錄和拍攝回來的資料，向先生和賀昌群先生具體指導過這次整理、編輯。出版時這些情況無疑都應有所交待、說明。歷史研究所曾有信給向先生，可能是就署名、寫說明等問題征求意見。我手頭保存一封向先生寫于1月26日的復信，年份不明。信中說：“廿四日函奉悉。關于‘敦煌資料’,我沒有出過甚么力。請將我除去不論，是為至感。此致歷史研究所。向達一月廿六。”歷史研究所建議什么,就什么問題征求意見，不見原信，不能確知。向先生復函不同意提到他的名字，“請將我除去不論”。我分析，向先生雖做過指導，但不是始終參加的，沒有深入全書內容。他對這本書的質量沒有認可的把握。于是不署名，編得好時不沾其光，編得不好時不任其咎，體現了科學家實事求是的態度。

我最后一次接觸向先生，是1958年我們畢業離校前。那時學校掀起教育革命高潮，全校師生都卷進了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我們班雖距各自分飛的時刻僅咫尺之遙，也概莫能外。批判的具體任務是怎么分配的，我已記不清了。我只記得我與梁太濟參加了以楊訥為首的批判小組，還有誰參加我也記不得了。任務是寫一篇批判法國著名中國學家伯希和的文章。系里對這項任務明顯重視，總支書記找我們談話，鼓勵我們寫好這篇文章，遇到疑難問題，就去問向先生。他把這個意思概括成一句簡單、粗暴、形象的口號：“揪住向達不放!”伯希和是什么人?我們其實所知很少。我記得我們只麻煩過向先生一次，請他做些介紹和輔導。一天晚上，按照預先約定時間去向先生家。他拿出幾本小冊子，借給我們用，口頭介紹了一下伯希和其人。向先生經先年劫難之余，顯得很萎靡，聲音更小。但指導是有準備的。我們好像沒有對他異樣看待，沒有理會什么“揪住不放”,認真聽他講解。也許見到老師落難的樣子，大家心情有些壓抑，神態凝重，說話都低聲。主要依靠楊訥的思辨性頭腦的發揮，我們也盡力而為，文章寫出來了。稿子沒有請向先生看，也許怕他感到為難吧，就上交了。后來全文刊登在《北京大學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論文集》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底出版。我們幾個作者知道后，自己買到了此書，也很高興。

1966年，向先生還在“牛棚”遭受磨難，雪上加霜，患嚴重的尿毒癥，兩足浮腫。他在難友商子上(鴻逵)師勸導和陪伴下去看病，得不到應有的治療，堅持不久，即含冤去世。先生西歸，真不是時候，那是一個最狂熱的年代，一個破壞最劇烈的年代，一個極左思潮橫流泛濫的年代，一個最缺乏理性的年代。對先生的悼念只能埋藏在心底，幾年后才陸續表達出來。我所見熊德基先生《悼向覺明師》七絕二首(1972年作)云：“昔年問學侍程門，座沐春風夜語深。每憶清明乙丙禍，寸心耿耿向誰論。”“當涂失計自招災，蘭蕙同摧太可哀。阮籍佯狂叔夜死，梟雄從古不憐才。”(《鑒堂詩草》,熊府自刊本，50-51頁)對于向先生之死，作者感到痛深創巨，悼念亡師、憂慮國家兩方面懷抱都得到充分的完全的表現，“梟雄從古不憐才”句真是寫盡對古今才人不幸遭際的極度哀痛，使人讀后不能不興起同感，掩卷三嘆。

(原載《向達學記》,三聯書店2010年版。此為修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