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客為何必須參拜靖國神社？從遺族會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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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靖國神社并非是普通的祭祀戰沒者的宗教設施。戰時，它是日本開展軍國主義教育、鼓吹以死效忠天皇的場所；戰后，它又成為右翼勢力否定東京審判、歌頌“大東亞戰爭”、推諉戰爭責任的重要陣地。

正因為它的特殊意義所在，與戰前國家機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自民黨執政當局，對靖國神社情有獨鐘，格外關注。早在1950年3月23日，一部分自民黨國會議員就組建了“戰死、戰災死遺族議員聯盟”。到了1951年和1952年，參眾兩院的自民黨議員又分別成立起(自民黨)“參議院遺族議員聯盟”和(自民黨)“眾議院遺族議員聯盟”，兩院參加人數達328人。后來，他們又聯合成立了(自民黨)“遺族議員協議會”，這些議員團體成為遺族會在國會的代言人。

1952年5月2日，吉田茂內閣主持召開了戰后第一次“全國戰歿者追悼式”，并在這次會上稱頌戰歿者奠定了戰后“和平的基礎”，是“為了東洋和平勇敢赴難的忠誠之士”。而選擇日本戰敗投降日，即日本稱作“終戰”的8月15日作為追悼戰歿者的紀念日，是從1963年的池田內閣開始，不能不說帶有特殊的意義。

1963年5月14日，池田內閣通過了《關于實施全國戰歿者追悼式之件》，內中規定，每年的8月15日作為追悼戰歿者的法定日子，并形成慣例；屆時全國降半旗，國民默禱一分鐘；天皇和皇后出席；從全國各地前來的遺族代表費用由國費承擔等。

該件還對被追悼的對象做了明確規定:

從式典規定的范圍可以看出日本政界對待侵略戰爭的態度：第一，池田內閣認定的被追悼的對象還是延續吉田內閣的“內向型”的300萬日本人，把侵略戰爭中死難的3000萬以上的亞洲和中國人排除在外。

直到31年后的1994年，村山富市內閣才在悼念300萬日本人的同時，第一次提到:

第二，是延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后由大本營定義的“大東亞戰爭”的范圍，即以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國事變)作為戰爭的起點，否認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

第三，是延續使用戰爭期間以及戰后各屆內閣侮辱性語言稱呼中國。

8月15日這天，池田內閣的成員以及昭和天皇、皇后、遺族代表等參加了首次在日本投降日召開的追悼會。

昭和天皇致辭說:

池田勇人在致辭中說:

這次“式典”首開日本戰后在8月15日召開戰歿者追悼會之先河，天皇和池田總理大臣的發言又為后來的追悼會定下了“調子”:

另外，還有一點引人注目，在這次追悼會上，會場上樹立了一塊“全國戰歿者追悼之標”的標牌，直到1975年標牌的字樣未變。但是到了1975年8月15日，在日本政府舉辦的追悼會上，這塊標牌卻改寫成“全國戰歿者之靈”。

厚生省解釋說:

“標”與“靈”雖然只有一字之差，意義卻截然不同：“標”在日語中是標記、記號之意；“靈”則是“神靈”、“靈魂”之意，這一字之改意味著官方把戰歿者視為“英靈”了。既然是“英靈”，在祭奠時就應采用日本“傳統”的神道教祭祀方法，這便為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和“公式參拜”埋下了底蘊。至于為什么在1975年突然改變了標牌的字樣，同執政當局的動向不無關系。因為就是在這一年，三木武夫首相選擇8月15日這天(私人)參拜了靖國神社，成為戰后在8月15日這天邁進靖國神社的第一位首相。

1947年11月17日，為了解決戰沒者遺族的就業、生活等實際問題，日本官方機構經過斡旋和籌措，在東京成立了“日本遺族厚生聯盟”，由原貴族院議員長島銀藏擔任理事長。

“厚生聯盟”的規約規定:

當時的盟總對該團體做出了三條規定:

所以，這一時期的厚生聯盟雖然同官方有聯系，但基本上屬于為遺族爭取既得利益的利益團體。

1953年3月11日，厚生聯盟改稱“日本遺族會”(以下簡稱遺族會)，從這個時期開始，遺族會開始逐步改變章程，提出以“英靈顯彰”為“第一目標”，并把“防止戰爭、確立世界持久和平、為人類福祉作貢獻”等字樣從章程中刪去，還開始吸收被處刑的戰犯遺族參加，同時，日本的政治家、官僚等官員也開始參與遺族會的活動，遺族會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

1962年8月，A級戰犯、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55年被日本政府特赦)、戰時歷任近衛、東條內閣的大藏大臣、“北中國開發會社”總裁的賀屋興宣接任遺族會會長。不久，A級戰犯、被判絞刑的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出任遺族會的事務局長，該人曾任日本帝國軍隊的少尉軍官，直接參加過侵略戰爭。

于是，遺族會的賀屋-板垣體制得以確立，并長期主宰遺族會達15年之久，使遺族會從“利益團體”轉變成“壓力團體”，即以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和靖國神社“公式參拜”為主要目標，借用自民黨的政治力量，聯合各右翼團體，不斷地向執政當局施加壓力，以實現上述的兩大目標。

由于遺族會同自民黨建立了千絲萬縷的關系，加之遺族會擁有號稱800萬之眾的會員，他們把競選作為斗爭手段之一。

即:

1962年8月，賀屋興宣上任不久，拋出一個《靖國神社國家護持要綱》，中心內容是要求國會通過該法，實施靖國神社的國營化，這等于倒退到戰爭時期的靖國神社國家管理形式，明顯違背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翌年10月，他們又公開發表《靖國神社法要綱案》，展開了運動自民黨、政府及各級議會、地方自治體，壓迫國會通過法案的大規模運動。

1963年，遺族會為了促進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通過，成立起“關于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委員會”，自民黨的“遺族議員協議會”也與之相呼應，于當年的12月20日成立了“關于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小委員會”(初任委員長為田口長治郎，繼任者村上勇、又兼遺族會副會長)，并表示接受和支持遺族會關于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的提案，具體內容是:

接著，自民黨經過協議，正式決定推進靖國神社國家護持運動，并把這一方針列入黨的決議，還成立了政務調查會，由三木武夫任會長，具體負責推進靖國神社國家護持運動的各項事宜。又于1964年3月27日，在自民黨內成立起“關于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小委員會”(山崎嚴為委員長)。

隨即，自民黨體系的兩個小委員會開始運作，經過與眾議院法制局的協商，于1966年1月出臺《戰歿者等顯彰事業團法案要綱》。遺族會與自民黨“遺族協議會”等議員團體共同協力，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簽名運動，前后征集到2000萬人簽名同意靖國神社實行國家護持。

1966年5月20日，以法制局長三浦的名義向自民黨“遺族協議會”小委員會提交了《戰沒者等顯彰事業團法案要綱》，為的是征求對方的意見，并表示:

同年11月17日，法制局再次提出《關于靖國神社國家護持之件》，內中表達了4種實現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的方式:

從這一方案看，千方百計實現國家護持也是國會法制局的所愿。

1967年3月28日，法制局又提出《靖國神社法案》(要綱)，其中“目的”一款題為:

圍繞法制局提出的上述方案，自民黨“遺族議員協議會”小委員會以及自民黨“關于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小委員會”分別進行了研討和修改。前一個小委員會還特別成立了起草委員會，由自民黨內的7名遺族議員組成，田中伊三次為委員長，對法制局的方案進行具體的修改。

僅以“目的”一款為例，修改案把上述法制局議案中有關“基于日本國憲法”的內容全部刪去，直接道出“目的”是:

可見，自民黨遺族議員們無視憲法政教分離原則，把戰死者當作“英靈”，極欲恢復戰爭時期靖國神社功能的意圖比國會法制局還要露骨。

再看自民黨的小委員會的修改案，與自民黨遺族議員小委員會的修改方案如出一轍。

11月30日，山崎嚴委員長提出的修改案中，對“目的”一條改為:

同自民黨遺族議員小委員會一樣，自民黨的小委員會也把戰死者當作“英靈”，并把憲法原則排除在外。

盡管自民黨的兩個小委員會修改案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同法制局提出的議案沒有本質區別，但是，在一些細節上還是存有分歧。

為了統一思想，1968年3月28日，自民黨又在憲法調查會內設立一個“關于靖國神社法小委員會”，指令這個小委員會在山崎案和田中案的基礎上進一步的修改。4月10日，憲法調查會的小委員會拿出一個方案，并以小委員會委員長稻葉的名義稱作《稻葉私案》。

《稻葉私案》比山崎案更加偏右，案中特別強調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的“非宗教性”，為的是避開違憲之嫌。

該案認為:

在“目的”一款中，《稻葉私案》是這么表述的:

對照“稻葉私案”同山崎案的區別，我們可以看到，后一方案增加了兩方面的內容:

“公”字在日語中有官方的意思，實行“公祭”就是由國家主持進行“慰靈”儀式。

在自民黨緊鑼密鼓籌劃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的同時，也引起國會在野黨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反對的聲浪此起彼伏。自民黨為了在國會上通過該法案，針對其中的“敏感”內容進行了部分修改，當然還是換湯不換藥。

1969年3月6日，由自民黨政調會拿出一個方案，稱作《自民黨政調會長私案》，這就是自民黨最后提交國會討論的方案。這個方案把《稻葉私案》中強調的對“英靈”“應該”尊崇的“應該”二字刪去，又把“公祭”的字樣抹去，同時，改“功績”為“事跡”，其他大體上還是維持了山崎案的基本提法。

就這樣，在日本遺族會的推動下，在自民黨遺族議員及憲法調查會、政調會、國會法制局的共同協力下，從1963年開始歷時達6年之久，以自民黨名義出臺的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終于提交國會討論。一場圍繞著靖國神社問題的大論戰在日本朝野上下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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