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學院畢業起薪：同學越多元，錢包越鼓？

2023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一紙裁決，把高校平權行動推上了風口浪尖。大法官們質疑的核心很簡單：你說多元化有好處，證據呢？標準呢？什么時候算"夠多元"了？

三年過去，這個問題依然懸在空中。但三位研究者最近交了一份新作業，試圖用一串數字回應質疑——他們發現，從多元化班級畢業的商科和法學生，起薪確實更高。

不過先別急著下結論。這項研究本身就在鋼絲上跳舞，因為"多元化"和"收入"之間的關系，從來就不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

一、為什么這個問題這么難研究

想證明多元化教育有沒有用，最大的麻煩是變量太多。學校牌子硬不硬、入學時學生底子如何、畢業那年經濟景氣不景氣——這些因素隨便哪一個，都能把"多元化"那點微弱信號蓋得嚴嚴實實。

所以過去的研究要么樣本太小，要么結論含糊，說"可能有好處"的多，能拿出硬核證據的少。

這次的研究者——Debanjan Mitra、Peter Golder和Mariya Topchy——換了個思路：把范圍收窄，把數據量放大。

收窄，是指只盯兩個專業（商學院和法學院）和一個指標（畢業起薪）。放大，是指橫跨20多年、近350所學校、近3000名商科畢業生和更多法科生的龐大數據庫。每屆學生的數據覆蓋率大約75%，不算完美，但在同類研究里已經算厚實。

二、他們到底發現了什么

方法聽起來簡單到近乎粗暴：算一算班級種族多元程度和畢業生起薪之間的相關性。

結果在商學院樣本里，高多元化班級畢業生的起薪，有966次落在高于中位數一個標準差以上的區間。這個數字本身說明不了什么，但結合統計模型來看，研究者認為這足夠說明問題——多元化班級確實和更高的起薪掛鉤。

這里需要停頓一下。原文只提到了商學院的這組數字，法學院的詳細數據沒有展開。所以嚴格來說，我們只能確定研究者"聲稱"在兩類學院都觀察到了正向關聯，但具體效應大小、統計顯著性程度，原文沒有給足細節。

研究者自己也在論文里坦承張力：學習理論說多元化促進學習，該推高收入；但勞動力市場上種族工資歧視的文獻又說，多元化程度高可能壓低收入。兩個方向的力量都存在，他們的數據顯示前者贏了——至少在畢業起薪這個節點上。

三、這個數字能拿去法庭用嗎

三位作者的野心不止于學術發表。他們明確寫道，這些證據"應該足以促使法院重新考慮先前的裁決"。

這是個大膽的跳躍。從"觀察到相關性"到"政策應當改變"，中間隔著好幾道坎：因果關系確立了嗎？效應能持續多久？是起薪差異還是長期收入差異？其他專業、其他國家、其他年代是否適用？

原文沒有回答這些問題。研究者自己也承認，"沒有明確的指標"來衡量多元化的收益，這正是整個領域的痛點。

所以他們的主張更像是一種挑釁：你說要證據，我給了；你說要標準，我試著建了；現在輪到你們來挑刺了。

四、幾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第一，數據缺口。每屆學生只有約75%被納入統計，剩下的25%是誰、去向如何，可能影響結論。如果高收入群體恰好在這25%里，或者低收入群體集中于此，相關性就會被扭曲。

第二，多元化的定義。原文只說"種族多元化"，沒有展開具體怎么算——是簡單的種族類別數量，還是考慮了比例分布？不同算法會得出不同結論。

第三，時間跨度。20多年的數據覆蓋了多個經濟周期，但研究者是否區分了不同年代效應？原文沒有說明。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畢業的學生，起薪決定因素可能完全不同。

第四，學校層面的混淆。高多元化班級往往出現在特定類型的學校——大城市、私立、資源豐富。是多元化本身有用，還是這些學校碰巧既多元又能給學生鋪好職業路？統計上很難徹底拆干凈。

五、這件事真正有趣的地方

不是結論本身，而是研究者的姿態。在DEI（多元化、公平與包容）項目被政治圍攻的當下，他們選擇用最"硬"的經濟指標——美元——來為多元化辯護。

這是一種策略性的語言轉換：不談社會正義，談投資回報；不談歷史補償，談個人收益。你說平權行動侵犯公平競爭，我說它讓畢業生多賺錢——而且我有數據。

這種論證有沒有說服力，取決于聽眾的價值觀。對法官來說，經濟證據可能比道德呼吁更有分量；但對批評者而言，這恰恰暴露了DEI的功利主義轉向——多元化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再是權利，而是商品。

研究者沒有卷入這場哲學辯論。他們的論文停留在實證層面：這是我們發現的相關性，這是我們認為它意味著什么。至于法院該不該買賬，那是另一個問題。

六、還能想想什么

這項研究留下了一個開放的尾巴。如果多元化班級真的能提高起薪，機制是什么？是同學之間的直接互動改變了技能組合，還是多元化信號幫助畢業生在招聘市場上脫穎而出？是課堂內的學習效應，還是校友網絡的資源效應？

原文沒有深入機制。研究者說"學習理論認為……"，但數據本身無法區分學習效應和其他渠道。

另一個懸念是持續性。起薪高，五年后、十年后還成立嗎？如果多元化班級的優勢只在職業早期顯現，那它的政策含義就會大打折扣。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個班級的"多元化"該如何量化？這項研究用了某種指標，但原文沒有披露細節。不同的計算方式——是關注少數族裔比例，還是關注整體分布的均衡程度——會導向不同的結論。如果法院真的要采納這類證據，標準之爭只會更激烈。

研究者交了一份作業，但評分權不在他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