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冬天，從博多開往朝鮮釜山的軍用運輸船上，海風刺骨，甲板上擠滿了被征召的日本青年。18歲的松本博就擠在這群人里，鞋底下是冰涼的鐵板，背上是沉重的背包，他只被簡短告知一句：“去中國，當衛生兵，部隊是防疫給水部，很安全。”

當時的他不會想到，自己即將駐扎的地方，是南京市中心一座熟悉卻被改頭換面的醫院建筑；也更想不到，在那棟外表和普通軍醫院差別不大的樓房里，有人被關進一米見方的鐵籠，有人被抽干最后一滴血，有人死后還要被軍靴重重踩踏心口，再送進焚尸爐，連尸骨都被密密埋掉。

有意思的是，這一切，外界看起來卻像是一座“防疫機關”的正常運轉。名稱堂而皇之，門面井井有條，敵我雙方都很難想到，這里隱藏著日軍細菌戰網絡中一處重要據點——“榮”字第1644部隊。

一、偽裝在南京市中心的“防疫給水部”

要看清1644部隊的真面目，還得把時間往前撥一點。

1939年4月18日，侵華日軍在南京市中心原南京中央陸軍醫院的舊址上，設立了一個新機構。對外掛牌叫“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部”或“中支那防疫給水部”，在日軍內部番號則是“榮”字第1644部隊。

從外觀上看，這一處本部選址頗為“講究”。它西臨揚子江，北面望向紫金山，附近有飛機場，周邊還有日本憲兵司令部、領事館、電影院、百貨大樓、陸軍醫院等設施環繞。市民只會覺得這里是南京城里日軍的一個后勤醫療中心，哪里會聯想到細菌實驗與活體試驗。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套“防疫給水部”的說法，并不只用在南京。那幾年，日軍在華北、華中、華南多個地區，都設立了類似名號的機構，表面負責防疫、凈水、消毒等事務，實際上與731部隊有緊密聯系，構成一個分工明確的細菌戰體系。南京的1644部隊，就是這個體系在華中的重要一環。

有研究指出，1644部隊受731部隊支持，在設備與技術上都得到補充，部隊本身規模在千人以上，并在華中地區建立多個支部。南京本部既是指揮中心，也是試驗地點。可以說，它與東北的731部隊互為呼應，一南一北，共同支撐起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細菌戰布局。

不過，所有這些真實用途，都被層層保密制度壓在地下。部隊內部大量人員需要簽署誓約書，承諾終身不得外泄實驗內容。外人看到的，只是一個“負責防疫”的專業機構；軍人進來后，才逐漸意識到，這里的“工作”，遠遠超出普通醫療的范疇。

二、從農家少年到“衛生兵”，一步步被推到門口

1925年，松本博出生在日本熊本縣八代的一個農民家庭。戰時的日本農村，家里孩子多，土地卻有限，家境并不寬裕。到了1943年，他18歲，正是被軍部重點征用的年齡。

那一年，他被征召入伍，先接受了一段時間的步兵訓練，之后被分到衛生兵教育隊學習，大約半年。課程主要是包扎、簡單護理、基礎衛生知識等，在他看來，這比直接上前線端槍要“安全”一些。教官對他們說：“防疫給水部，是保護部隊健康的重要單位，你們是做有技術的工作。”

完成訓練后，他從博多登船，抵達朝鮮釜山，再經陸路輾轉進入華中。最后，車隊在南京停下，他被帶到中山門附近的一處建筑群——這原本是中國中央大學醫院的一部分，戰時被1644部隊征用。他被分配到其中一棟樓，編號7號樓。

7號樓外表依舊是醫院的樣子，樓道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墻上掛著標示牌，寫著病房號、辦公室、倉庫等字樣。日軍軍官告訴他們，這里關押的是“特別俘虜”，需要嚴密看守，不得隨便接觸，不得打聽原因，不得對外多言。

松本博的正式崗位，是衛生兵兼看守。他負責給關押室送飯、收拾簡單用品，執行上級命令。理論上，他并不屬于真正參與實驗的核心人員，更像是站在門口、打雜的外圍人手。但他所在的位置，恰好能看到一部分真實場景，也因此，在多年之后，他的證言成了拼合1644部隊犯罪過程的重要一塊。

有一次，他忍不住小聲問身邊的老兵：“這些人是做什么的？”對方瞪了他一眼：“少問，問多了，對你沒好處。”這句回絕，放在當時部隊的氛圍中，再自然不過。

三、“一米見方”的籠子里，年輕戰士蜷縮成一團

7號樓里，最讓松本博難以忘記的，是那些專門用來關押中國戰俘的鐵籠。

每個籠子長約1米、寬約1米，高度也有限，人鉆進去之后，根本不能直立，只能抱著膝蓋蜷縮著坐著。腿不能伸直，腰也無法完全舒展，長時間下來，肌肉僵硬，關節發麻。大小便就在籠子里一個小罐子里解決，空氣混雜著汗味、糞臭味和潮氣，令人窒息。

據他的回憶，當時被關在7號樓里的是7名中國戰俘，多數是年輕戰士，還有人年齡比他還小。抓捕這些人的，是南京的日本憲兵隊，隨后被送到1644部隊，理由是要進行“特別處理”。

他后來回憶：“我看他們這樣，就沒有太嚴厲對待，只要不被上級看到，允許他們小聲說話。”在那種環境下，這一點點“放松”，說起來微不足道，卻也顯露出基層士兵復雜的心理狀態。一邊是嚴格命令，一邊是近距離看到同齡人像牲口一樣被關在鐵籠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無動于衷。

戰俘被送來后，大約過了一天，醫務人員就開始介入。他們會給俘虜注射某種藥劑，或強迫口服一些液體，然后將他們再次關回籠子。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醫務人員不時記東西、對照體溫、觀察反應，仿佛在進行一項“實驗記錄”。松本博知道這些，卻被禁止靠近具體操作區域，只能在走廊盡頭站崗。

從他的說法看，這一段持續了三四個月。戰俘們在一米見方的空間里，時而發燒，時而寒戰，有的人身上冒汗，有的人咳嗽不止。至于究竟被感染了什么細菌、進行了哪種試驗，他當時并不清楚，也沒有資格知道。留在他記憶中的，只有關押環境和之后那一整套更加慘烈的“處置”過程。

四、蒙眼、抽血、皮靴重踩心口——所謂“處置”的全套過程

三四個月之后，7號樓的氣氛變得更壓抑。一天清晨，一名軍官把松本博叫到一旁，聲音壓得很低：“等下會有幾個人被帶往處置室，你負責在外面看守，不許離開崗位，不許多看。”

那天開始，戰俘被一個個從鐵籠中拖出來，雙眼被黑布蒙住，頭上罩上黑色頭巾，手腳被捆住，隨后被抬到樓內一間專用房間——這就是所謂的“處置室”。

按松本博的回憶，房間中央有一張類似手術臺的鐵臺，上面可以固定四肢。戰俘被放倒其上之后，腳踝會被皮帶死死束縛，雙臂也被綁住。醫務人員會實施麻醉，讓對方失去知覺。接著，開始抽血，而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采血”，而是將體內血液盡可能全部抽干。

過程非常機械。輸血管插入靜脈，血液順著管子流入容器。隨著時間推移，皮膚顏色逐漸發白，呼吸越來越弱，身體一點點失去溫度。等到確認幾乎沒有血液流出時，一名穿著軍靴的軍人會走到鐵臺前，用力踩踏戰俘的心口位置，確保沒有任何殘余的生命跡象。

“會穿著皮靴踩踏他們的心臟。”多年以后，松本博如是形容這一幕。這句話聽上去冷冰冰，卻高度概括了日軍在這些“處置”中的態度——對戰俘的身體，不再視作“人”，而只是實驗材料，用完之后要徹底清除。

身體被確認死亡之后，遺體會被送往電氣焚燒爐。焚燒時，煙囪冒出嗆人的煙霧，夾雜著難以形容的臭味。附近的士兵都知道焚尸爐在工作，卻很少有人主動靠近。焚化后剩下的骨灰，被悄悄裝袋，運往附近一處地點掩埋，有證言顯示，是在當時的軍官學校對面一帶。

細節嚴酷到難以直視，卻并非孤例。在日軍細菌部隊體系中，戰俘或被捕平民常被稱為“材料”或“材木”，而不是“人”。人體實驗、解剖、全血抽取、焚化處理，在731部隊等地也有類似記錄。南京1644部隊所做的，正是這一整套犯罪模式在華中地區的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整個流程被嚴格封鎖在少數人圈子里。參與具體操作的多為軍醫、技術人員，而像松本博這樣的衛生兵，只能在邊緣位置看見其中一部分，卻同樣被要求絕對保密。一旦泄密，懲罰從軍法審判到當場處置都有可能，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五、逃離南京前夜，銷毀證據與倉皇潰散

1945年夏天，戰局形勢已不言而喻。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南京的日軍部隊一片慌亂，1644部隊也不例外。

這一段路走得十分緊張。交通線被打斷，補給混亂，許多原本彼此熟悉的戰友在途中失散。有的人選擇藏匿，有的人跟著不同部隊輾轉而行，能否活著回國，抱的都是僥幸心理。

最終，松本博還是回到了熊本縣的老家。從細菌部隊外圍人員變回一個農家子弟，外人看起來只是多了軍裝和戰爭的陰影。但對于他來說，那些在7號樓看到的場景，并沒有因為地理上的距離而被抹去，反而在安靜的鄉村夜里，一幕幕重新浮現出來。

六、母親的一句斥責，和遲來的證言

回到家后，有一天，他向母親提起自己在中國的經歷，提到了南京，提到了“防疫給水部”，也含糊說到戰俘被關押、被處置的事情。

母親聽完后，沉默了片刻，臉色陰沉下來，據他的回憶，大意是責備了一句：“你參與那種部隊的事情，是家門的不幸。”語氣里有憤怒，也有深深的羞恥感。

在當時的日本農村，很多家庭只知道自己的兒子上了戰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如細菌部隊這類機構內部究竟做了什么。等到零星消息傳出，有人漸漸意識到，那種“防疫”“研究”的名號背后，是難以啟齒的內容。父母對孩子的責怪，不完全是道德審判，也有一種對命運安排的無奈。

松本博在家里不再多說，但這段經歷始終壓在心底。多年以后，當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日軍細菌戰問題，有研究者和記者找到他，希望他能回憶在1644部隊的見聞。他起初有所猶豫，擔心說出真相會招致非議，但最終還是選擇做了口述。

在接受采訪時，他提到鐵籠的大小、戰俘的狀態、抽血時的場景、軍靴踩踏心口的動作，也提到焚尸爐飄出的刺鼻煙霧。這些細節與其他證言相互印證，使得1644部隊的罪行輪廓更加清晰。

不得不說，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些曾經被卷入犯罪現場的基層人員，在戰后留下的證言，成為揭開歷史黑幕的重要線索。他們很多人并非主要決策者，也未必完全理解整體構架，但他們記住的是具體場景、具體動作、具體命令，恰恰是這些碎片，構成了歷史調查難以缺少的部分。

七、從東北到華中，細菌戰體系的一環

把南京1644部隊放回整個侵華戰爭的背景當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日軍細菌戰的核心基地，在東北的哈爾濱平房，即731部隊所在地。那里從1930年代起系統進行細菌研究與人體實驗，試驗對象包括中國人、蘇聯人、朝鮮人等。隨著戰局擴大，在華各戰區需要配合展開相關行動，于是“防疫給水部”這類偽裝機構陸續出現。

1644部隊設在南京，位置極具戰略意義。這里是華中重鎮，又是曾經的首都，交通便利，醫療設施易于偽裝。通過731部隊提供技術支持和部分人員調配，1644部隊很快具備實驗、儲存與擴散細菌的能力，對外則仍然打著防疫的旗號。

可以肯定的是，1644部隊不僅僅局限于南京本部，還在周邊地區設有支部和聯絡點，參與華中地區的細菌戰準備和實施工作。與之類似的還有駐北平、廣州等地的其他“防疫給水部”。這些單位分散在各大戰區，表面看各自為政，實際上共同服務于一個整體計劃。

就1644部隊內部結構而言，軍官、軍醫、技術人員構成核心層，掌握實驗內容與目的；衛生兵、勤務兵則在外圍負責看守、搬運、清理等工作。松本博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這一外圍層級。雖然接觸不到最高機密，卻在日常工作中不斷與實驗現場發生擦邊接觸，從而留下了一些關鍵記憶。

從結果來看，這種多點布局的細菌戰體系，并未改變日本在戰爭中的失敗結局，卻給中國平民、戰俘帶來了嚴重傷害，也埋下了難以完全徹查的歷史問題。南京的1644部隊，長期以來遠不如731部隊那樣為人所知，直到越來越多證人發聲，才一點點輪廓清晰。

八、少年兵的視角與歷史記錄的價值

回到松本博本人，他在1644部隊只是數以千計基層士兵中的一個，既不是主要執行者，也不是決策者，卻恰好站在一個特殊的位置：既被要求保密，又接觸到了部分真相。

從他的經歷可以看出，日軍細菌部隊內部的人員構成并不單一。有狂熱的軍醫，有冷酷的技術官，也有像他這樣出身農家的年輕人，被戰爭裹挾、被命令擺布，在執行瑣碎工作時逐漸看到一些無從解釋的景象。對于這部分人來說，戰時他們往往沉默，戰后才有機會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回想、敘述。

這些回憶當然有局限，時間拉長之后，細節難免有模糊之處，有的地方還需要史學家持續核查。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他們的口述，就很難把1644部隊這種高度保密單位的內部運作拼接出來。官方檔案多已被銷毀，現場遺跡也在戰后建筑變遷中大多消失，留下的只有零碎證言。

1644部隊在南京的活動，從1939年持續到1945年。短短六年里，發生的事遠不止一個少年兵所能目睹。被俘中國戰士的具體姓名，很多已無從查找，埋在軍官學校對面土里的骨灰，也難以一一辨認。但通過松本博這樣的見證者，人們至少可以知道，在南京市中心那棟被稱為“防疫給水部”的樓里，曾經有人被關進一米見方的鐵籠，曾經有人被抽干血液、心口被軍靴踩下，曾經有人被灰飛煙滅般處理掉，連死的方式都被當作“實驗數據”的組成部分。

1945年之后，戰爭結束，1644部隊的番號不復存在，原南京中央陸軍醫院的舊址也經歷了無數次改建與變遷。街道繼續喧鬧，江水依舊東流，揚子江邊和紫金山下的景色換了一茬又一茬。

但1943年那個乘船來到中國的少年兵，曾經在這里走過的長廊、站過的樓道口、聞過的焚尸爐臭味，和他后來講出的那些細節，讓這座城里一段被刻意遮掩的歷史片段，有了具體的形狀和溫度。

關于1644部隊的故事，還遠沒到完全說清的時候。不過就已知的證言與史料來看，被日軍俘獲并送往這種部隊的中國戰士，遭遇之慘，已經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他們沒有留下完整的名字，卻在鐵籠、試驗臺、焚尸爐之間，見證了侵華日軍細菌戰體系最陰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