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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聊過一期屠呦呦的話題,里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點:集體的作用和優秀個人的關系。在一個科研項目中,究竟是突出個人的作用大,還是集體團隊的作用大?有人就反駁我說,屠呦呦當時研發的抗瘧疾藥本身就是軍工項目,集體智慧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我們不該只突出個人而淡化集體作用。
這里面就引出一個問題: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種類繁多的獎項,都只是表彰個人的貢獻,而不是突出集體?這是有意突出個人,還是怕人太多了獎金分不下去?其實只要稍微深想一層,這一點都不難理解:任何一個項目或課題的研發,必須圍繞著一個核心的領軍人物展開。不然各自為戰,沒有目標和核心,豈不亂套?
這和一個球隊其實很像。一個頂級球隊,你能說每一個球員都不重要嗎?都重要,缺一不可。可是再牛的球隊,核心球員也只有一個,大家圍繞著他來組織進攻、組織防守,這才能把大家的力量往一起發掘,組織有力而高效。所以說大家爭“集體作用大”還是“個體作用大”,其實沒有意義。這里面根本不是突出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生態系統的問題——每個成員都重要,但總會有一個特別突出和核心的人物為中心。
想當年蘇聯和美國冷戰爭霸時期,蘇聯科研能力也很強,軍工科技等和美國競爭也是不落下風,時不時會爆發出震驚世界的大突破,美國人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可是為什么到了最后,美國還行,蘇聯卻不行了呢?現在的俄羅斯還有什么高科技嗎?什么也沒有了——一輛好點的汽車都造不出來,被烏克蘭的無人機無孔不入地滲透和打擊,基本無計可施。
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這其實和我剛才講的“集體很難規劃出來”是一個道理。
我說所有的創新,它都是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里,從上到下,有生物的多樣性、環境的適應性,各種各樣的創新便會自發地生成,一些千奇百怪的創新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這些創新可能有90%都因為很難落到實際應用中而枯萎凋零,但就那僅僅成長的10%的創新,便能絕地逢生,對接到適合的應用中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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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高度集中的規劃模式卻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計劃不是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它就像一個實驗室的培養皿一樣——所有人都在瞎子摸象,沒有人知道科技的突破點和應用在哪個方向。全憑計劃委員會那些聰明的大腦拍腦門:感覺這個方向有戲,好,往這邊砸錢,我們所有人都向這個方向努力。可這有用嗎?沒用。一番操作猛如虎,最后落得什么也找不到、摸不到。中獎的幾率太低,因為這個目標太單一了,很難蒙對。看似千軍萬馬,但只在一個方向努力,那努力就是白費。
開放的多元生態系統不一樣。所有的人都在四面八方地生長,雖然環境土壤不同,可大家的求生欲望是一致的。你在石縫里長,他在泥土里長,它在沼澤里長——總會有幸運兒首先鉆出地面,向陽而生。哪怕這其中99%都死了,但總有1%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冒出來。
這其實就是美蘇兩國對待創新的模式的根本不同。
又有人問:那當年蘇聯為什么強大?大家可能會有疑問。我在這里給出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答案,大家看對不對——那就是二戰后,蘇聯擄回了大量的德國及其他地方頂尖科學家。這些人并不是蘇聯用他們那一套模式培養出來的,而是別人已經培養好,他直接帶回了國內。這些科學家數量龐大,所以他們才能在那些年基本上在同一個高度上和美國人扳手腕。這才是真相。
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人有一大部分慢慢調零,但并沒有培養出好的接班人。還有大量的俄裔猶太科學家,在以色列建國和蘇聯解體后,陸續離開了俄羅斯,回到了以色列或西方世界。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培養出來一個生態系統。他們那樣的體制,也沒有這樣有活力的系統和環境土壤。這里面并不是哪里的人聰不聰明的問題——你說俄羅斯沒有聰明人嗎?出了那么多偉大的藝術家和科學家,怎么能說他們不聰明呢?
我們國產的電動車和手機以及AI技術為什么這么強?是計劃出來的嗎?不是。是因為我們參與到了全球的競爭當中。是特斯拉和蘋果在我們本土培養出了大量的一流人才,這些人才在國內四處開花,才能研發出那么多的品牌和競爭力來。這其實也是一個生態系統。到目前,他們仍然在競爭、在整合。最后有幾家能在這樣殘酷的博弈和搏殺中走出來,現在看仍不明朗。因為沒有人能預知未來,知道哪個路徑是最優解。所以只能在市場上競爭、迭代,最后慢慢留下最適合市場、也最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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