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埃米莉·布特爾：刻意表演真實，反而更加虛偽

【編者按】在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越發普及的當下，人們時時刻刻關注著自己與他人的生活。在鼓勵自我展示的文化背后，人們也開始對于“被展示的內容”的真實性產生格外關注。在《我們為何迷戀真實》一書的作者埃米莉·布特爾（Emily Bootle）看來，近年來公眾越來越不信任名人言行的真實性。一旦察覺到公眾人物在表演真實，人們就會追尋蛛絲馬跡，揭露出這種行為的虛偽。然而，正如我們在愛潑斯坦案中所觀察到的：當一個人日漸出名，他能用來掩蓋真相的資源也越多。

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的大兒子布魯克林（Brooklyn Beckham）

澎湃新聞：書中引用了居伊德波對于明星的分析：“成為明星意味著把表面生活專業化；明星是和膚淺無深度的表面生活相等同的對象，而這個對象必須補償真實經歷過的生產專業化的碎片?！泵餍怯直仨毘掷m處于公眾視野之內，才能獲得評論界與粉絲注意力。近期貝克漢姆夫婦與大兒子布魯克林的矛盾似乎就印證了上述評論。在您看來，他們將家庭矛盾公之于眾的做法是否是有意為之？

埃米莉·布特爾：我認為貝克漢姆一家區分“家庭”與“公眾”的生活方式，和大多數人截然不同。據我了解，這場爭執的核心在于：布魯克林聲稱自己從未被允許擁有私人生活，且他與家人之間的關系被當作公關素材加以利用。

貝克漢姆一家無疑將 “表面生活” 職業化了，如今我們很多人在網絡上也都是這么做的。在我看來，這一點本身構成了這場矛盾的核心。因此，布魯克林將此事公之于眾，既充滿諷刺意味，又顯得頗為自相矛盾。

詹妮弗·勞倫斯與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

澎湃新聞：書中列舉了詹妮弗·勞倫斯如何通過頒獎典禮上摔倒，來塑造自己“真實”、“接地氣”的公眾形象，但這種刻意的做法，最終引發了反感，許多人意識到真實和親民并非同一回事，而勞倫斯假裝真實的做法，比不真實更糟糕。為什么人們會有這種感受？人們是否覺得這種行為背后存在某種偽裝或欺騙？

埃米莉·布特爾：沒錯，我認為人們一旦察覺到一絲表演的痕跡，他們就會產生不信任感；而當有人刻意去表演 “真實” 時，反而會顯得更加虛偽。

我確實覺得勞倫斯遭到了不公的詆毀：她當時還很年輕，她的性格與舉止恰好契合了當時公眾的需求，而彼時其他名人仍與大眾距離遙遠，她的行為并非某種過錯。

在我看來，人們產生這種情緒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刻意表現出真實感，反而會立刻讓人覺得你并不真實；第二，名人圈向來善變，勞倫斯曝光度過高，大眾便想找個理由把她拉下馬。

《與卡戴珊一家同行》截圖

澎湃新聞：當我們凝視明星時，盡管觀眾在潛意識里會相信“我也可以成為她”，但也會深深感到“我絕非她”。公眾需要相信明星的言辭、信仰和人格，配得上他們的財富和特權。例如卡戴珊一家這樣的真人秀明星，是如何贏得她們的“名人”身份的？在您看來，她們的配得感是如何建立的？

埃米莉·布特爾：建立在三樣東西之上：美貌、財富與曝光度?？ù魃阂患抑燥@得與眾不同，就在于她們樂于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而我們之所以愿意關注她們，是因為她們貌美又富有，我們會向往她們的生活方式。

有人或許會說，她們做得十分精明：利用自身的美貌與財富，通過各類醫美手段讓自己變得更美，再憑借美貌與曝光度賺取更多財富（創立品牌、出演真人秀等）。

剛走紅時，她們只是供人圍觀的新奇現象；而如今，她們從成名到躋身超級富豪的整個歷程，因令人向往而備受矚目。如果我們相信她們是“白手起家、自我成就”，內心深處便會覺得自己或許也能做到——盡管我們心底清楚，這幾乎不可能。

澎湃新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作品喜歡標榜自己“基于真實故事改編”。但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一些讀者如果發現虛構作品實際是基于真實生活的，會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他們質疑，作家的職責不就是創新并超越眼前的一切嗎？突然公開的自傳聲明，會讓讀者感到回到現實的失落。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作者在作品中呈現的特定情緒和感受，可能或多或少基于自己的真實體驗上，但似乎讀者并不會對這種程度的“真實性”感到反感，您如何看待這種微妙的態度區別？

埃米莉·布特爾：當然，我們都知道作家會取材于自身經歷——他們也不可能不這么做。我覺得，如果自傳色彩過于明顯，難免會讓人覺得作者有點偷懶，仿佛作者本應再多下點功夫。不過我認為，用“回歸現實的落差感”來形容很貼切。很多時候我們讀小說是為了逃離現實，可當一只腳踩在虛構世界、另一只腳還留在現實里時，難免會感到恍惚不適。

澎湃新聞：您提到“反主流文青”（hipster）身上混合著反抗正統和物質主義的特征，他們逆潮流而動，但主要途徑是購買更多的東西。他們的“真實性”是否建立在買他們所認為的“正確”的商品之上？通過購買黑膠唱片、膠片相機，擁抱波西米亞主義，他們是否成功抵御了大眾文化核心技術帶來的平庸和人工感？

埃米莉·布特爾：的確如此，我認為對于2000年代至2010年代的某一類潮人而言，他們的真實感源于擁有“格調正確”的單品。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精準反映出我們的身份認同與消費行為綁定得有多深。潮人風潮的興起，是對一切事物數字化的直接反抗——堅持使用實體復古物件，仿佛是對脆弱新世界的叛逆，也帶來一種純粹正直的感覺。

但一旦這種風格演變成一種審美范式，就極易被模仿與復制，從而失去了內核。它本身最終淪為平庸與刻意造作的象征。

澎湃新聞：哲學家齊澤克曾這樣評價星巴克咖啡：星巴克除了向大家銷售咖啡，還附帶銷售了一大堆的意識形態。例如星巴克承認自己的卡布奇諾是比別家的貴。但它把收入的百分之一都捐給危地馬拉兒童來確保他們的健康，保證撒哈拉農民的水供應，拯救森林，有機種植咖啡......這種做法為消費者提供了道德上的安慰，齊澤克將其稱作消費主義的終極形態。這種通過消費讓自己獲得道德優越性的做法，如何塑造品牌的文化與真實性，幫助消費者建立身份標志？

埃米莉·布特爾：這能減輕消費者為大公司目標添磚加瓦時的愧疚感。當你看到星巴克的公益活動時，自身的責任感會稍稍減輕——你相當于在消費的同時順帶做了捐贈。從品牌形象來看，這讓我們對星巴克的觀感變得柔和溫暖，賦予它近乎友善的人性特質，而不再只是一個冰冷強硬的商業品牌。

澎湃新聞：2018年，英國廣告標準局立法規定，網紅需要標注出屬于“廣告”的帖子，注明帖子中出現的品牌曾免費贈送給他們用于宣傳的產品。這條法律迫使網紅承認：他們需要錢。這讓他們看似毫不費力的奢華生活顯得不那么真實。最近“愛潑斯坦案”文件揭露出看似光鮮的名人、政客在私下的齷齪行為，著實讓人震驚。名人在鏡頭內外的生活存在巨大割裂。為什么在目睹了那么多名人行為被揭露之后，人們依舊會選擇相信他們在鏡頭下的行為是真實的？

埃米莉·布特爾：我倒不這么認為。如今公眾的疑心越來越重，總想挖開名人的私生活，找出他們“真實的一面”，因為我們根本不相信他們展現出來的是真實的自己。一個人擁有的權力越大，就越需要努力去贏取這份信任，因為他們背后能用來掩蓋真相的資源也越多。

澎湃新聞：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一書中強調，身份政治關乎為尊嚴而戰，而尊嚴歸根結底是作為個人而存在的權利，不該受身份群體強加的規訓。但矛盾之處在于，當個人賦予自己某些身份標簽時，似乎就被劃分進入特定的集體，個體與集體的邊界也日漸模糊。在您看來，具有排他性的個人特征，能否與統一的集體共存？

埃米莉·布特爾：這就是群體的本質：個體在集體的安全感中感受到被接納、被賦予力量。我認為，個體個性的喪失，更多發生在人們急于尋找某種精神寄托、并用群體特征來定義自己的時候。

當然，這也要看是什么群體。比如在邪教中，個體被操控，將群體身份置于自我身份之上；在政治或宗教極端主義里，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人既需要群體歸屬感，也需要保留自我。

澎湃新聞：您提到包容式的“自我關懷”與排斥式的“健康生活方式”存在沖突。后者質疑，一味地滿足自己欲望、按照本能行事真的是“自我關懷”嗎？我們心中似乎存在著一個更加克制的自我，提醒著自己克制才是真實的行為。而喚起或植入某種需求，則是商家刺激消費的慣用手法，它們試圖讓顧客相信，在包容式方法中，真實是通過讓步產生的。在您看來，我們如何在兩種觀念中找到平衡？

埃米莉·布特爾：套用女演員杰米瑪·科克（Jemima Kirke）那句經典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別再過度自我內耗了。

我認為這兩種思路，都是在追尋本就不存在的真實與完美。依照自己的價值觀生活，接納自身情緒，即便被各類品牌營銷信息包圍，也保持健康的自主意識，我想這才是理想的折中之道。還要懂得自我善待：我們就是自己，不必過分焦慮如何完美地活成別人期待的樣子。

澎湃新聞：?？略凇吨R意志》中寫道，由于羅馬天主教會的存在，告解成了人類性欲“真相”浮出水面的主要途徑。人們相信，蘊藏在我們最隱秘的天性中的真相“要求”浮出水面。在互聯網上，存在一種名為“賽博樹洞”的網絡懺悔室，人們會以匿名的方式，將自己的“污點”和“罪行”公開。然而，一些聲音質疑，在公開網絡平臺上懺悔并非尋求某種救贖，而是尋求流量。在您看來，賽博懺悔為什么會引起如此多的關注，又為何引發爭議？

埃米莉·布特爾：我覺得可以這么說：在數字時代，“尋求救贖”幾乎等同于博取大量網絡流量。或許有些網絡自白純粹是刻意炒作，但在我看來，更多時候，旁觀者的回應似乎有著某種超越個人網紅品牌運營的作用。

互聯網讓我們理論上可以被無數人諒解、認可，無論我們的自白多么極端、不堪，在世界某個角落，總能找到認同或同情我們的人。爭議大概就源于這類人：他們認為人類內心深處的這些問題應當私密化——要么覺得這些內容暴露出某種不道德感；要么認為這是一種自我沉溺，事實上根本沒人在乎你的感受。

《我們為何迷戀真實》；[英]埃米莉·布特爾；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