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占好地，農民啃玉米餅！洪都拉斯政府農民要地就被判有罪？

受威脅的農民，洪都拉斯農民正處在被判定有罪的處境中。任何關于土地的訴求，都會在“他們是入侵者”的偏見下被看待。

人們知道，凡是試圖獲得土地，都會被打上污名，仿佛農民是發展和私有財產的敵人。一旦發生收回土地的行動，檢察機關和司法系統就會相互配合，發出檢察要求、逮捕令，并實施監禁。最糟糕的情況下，農民還會成為地主或大企業主暴力的受害者。

當有組織的農民為土地改革而斗爭時，國家農業研究所卻變成了一個空洞的國家機構，準備在沒有任何國家農業政策的情況下發放土地權證。當有組織的農民受到地主武裝團體威脅時，洪都拉斯政府卻通過法律，可能將捍衛社會權利和農業權利的斗爭視為非法。

當有組織的農民為醫療、教育和環境保護而斗爭時，政府正推動提出法案，要把公共服務以及森林和自然資源私有化。當有組織的農民爭取讓農村人口在生產基本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時獲得激勵與保障時，政府卻在加強與大型農業企業和跨國投資者的聯盟，意在讓鄉村服務于農業工業，并損害農民家庭的權利。

在這樣的局面下，有組織的農民被判定走向必死的結局。原因可能是國家政策在緩慢殺死貧困農民，也可能是官方和非官方的威脅與暴力正指向那些捍衛并爭取自身權利的農民，還可能是鄉村中的暴力橫行，而那里奉行的是強者法則。

作為教會，我們從哪里、又憑著怎樣的信仰來看待洪都拉斯鄉村？我們是從山地和高坡上的農民人口出發來看待這一切的。那里的男孩女孩，連一天勉強吃上三頓玉米餅或豆子都做不到。他們的地塊之所以如此狹小，是因為土地占有結構幾乎像一種天然權利那樣規定：最大、最好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而這些大地主反過來又控制著農村貧困多數的政治命運和生活前途。

也正是這部分農民人口，后來在城市中心的河岸和陡坡邊搭起簡陋棚屋。那些地方擠滿了就業不足和失業的青年，也擠滿了處于高度社會風險中的青年，他們有時還會結成青年幫派

。我們又是從哪里重新理解農民現實的？是從對“道成肉身”奧秘的信仰出發。因為正是借由這一信仰，我們承認人性承載著神性，承認我們的主上帝把家安在我們中間，成為軟弱者，而這種軟弱正是救贖的源泉。

對于土地控制和占有中體現出的虛假與意識形態，我們要從貧困農民、從沒有土地的農民大眾的處境出發加以質疑。這個沒有土地的農民群體，僅僅因為要求分得一小塊土地，就被貼上“鬧事者”的標簽。

如果教會放棄對貧困農民的承諾，如果教會放棄捍衛他們，那就等于放棄了教會自身，也放棄了教會存在的根本理由。教會對窮人的選擇，必然要求我們去質疑現行制度，以及財富組織和分配的方式，因為最終從中受益的只是極少數家庭。

因此，教會主張重組社會，讓各種財富都能用于社會全體成員有尊嚴的發展。只有當社會能夠公平分享土地資源時，我們才能從共同善的角度完成農業重組；

而任何私有財產都必須服從于對共同善的追求。正如天主教社會訓導所說：“各種財物，即便是合法占有的，也始終保有其普遍歸屬。任何形式的不當積累都是不道德的，因為這與造物主上帝賦予一切財物的普遍歸屬公然相悖�！�

毫無疑問，在必死威脅面前捍衛貧困農民，是最首要、也是最重大的社會和教會責任。因為貧困農民家庭的命運，關系到整個洪都拉斯人民當下和未來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