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愛情絕不只是性交的愿望

愛情若只是占有性的

它本身就沒有任何價值

作者丨羅素

01.

很奇怪，大多數社會對待愛的態度呈現出兩面性：一方面，愛是詩歌、小說、戲劇的核心主題；另一方面，它卻被許多嚴肅的社會學家完全忽略，他們認為愛對于經濟或政治改良計劃而言并非必需。在我看來，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

我將愛視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之一。任何制度，只要它不必要地干涉愛的自由發展，我便認為它是一種壞的制度。

“愛”這個詞若使用得當，并不一定專指兩性關系。愛是一種充滿情感的關系，不僅涉及身體，更涉及心理。愛可以達到任何熱烈的程度。像戲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中所表現的那種情感，與無數男女的親身經歷是吻合的。

能夠將愛的情感藝術地表達出來，這種能力并不常見；但愛這種情感本身，至少在歐洲是相當普遍的。在有些社會里，愛的情感比其他社會更為常見，我想這并非因為各地人民的性情不同，而是由于各地的制度與風俗存在差異。

在中國，愛的情感頗為罕見；在中國歷史上，愛幾乎成了那些受不良妃子蠱惑的昏君的標志。中國傳統文化反對一切強烈的情感，認為一個男子無論處于何種境況，都應保持理性的主導地位。這一點與18世紀早期的歐洲相似。

我們經歷過浪漫主義運動、法國大革命和歐洲大戰，因而意識到人生中理性的部分并不像英國女王在位時期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占據主導地位。而且，理性在創造精神分析學說的同時，就已經背叛了其自身的職責。

現代生活中有三大非理性活動：宗教、戰爭與愛情。三者皆屬于非理性范疇，但愛情并非反理性——換言之，一個理性的人能夠合理地享有愛情的存在。在現代世界中，宗教與愛情之間存在一種對立。我不認為這種對立是不可避免的；它源于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基督教根深蒂固地建立在禁欲主義之上，正因如此，宗教與愛情才形成了對立關系。

02.

然而在現代世界里，愛情還有一個比宗教更為危險的敵人，那就是人們工作和經濟上的成功原則。

人們普遍認為——尤其是在美國——一個人不應該讓愛情妨礙自己的事業，若有人為了愛情而犧牲事業，那他就是個傻子。然而，此事與人間所有事情一樣，需要一種平衡。為了愛情而完全舍棄事業，雖然有時或許堪稱悲壯，但總體而言是愚蠢的；為了事業而徹底犧牲愛情，同樣愚蠢，而且絲毫不具備悲劇意義上的英雄氣概。然而，在一個人人爭名逐利的社會里，這種情況仍會發生，并且不可避免。

我們不妨留意一下當今一個典型商人的生活，尤其是美國的商人：從他成年之初起，所有最優秀的思想、最旺盛的精力，全都用于發財致富，其余的一切在他看來不過是無關緊要的消遣。年輕時，他偶爾靠嫖娼來滿足肉體需求；不久后結婚，但他的興趣與妻子的興趣全然不同，從未真正與她親密無間。

他每天很晚才疲憊不堪地回到家，第二天早上又在妻子未醒之前就出門了。到了禮拜天，他便去打高爾夫球，因為他需要運動來保持健康，以便繼續為賺錢而奮斗。在他看來，妻子的興趣大多屬于女人的世界，他雖然認可，卻并不想參與其中。他既沒有時間經營婚內的愛情，也無暇顧及婚外的戀情，只是因公外出時，或許還會偶爾尋花問柳。他的妻子在性方面多半對他冷淡，這并不奇怪，因為他從未花時間去追求她。在潛意識中，他感到不滿足，卻不知原因何在。

他將這種不滿足感大部分排遣在工作中，有時也通過其他不甚可取的方式發泄，比如觀看拳擊比賽或打壓激進分子，從中獲得一種施虐般的快樂。他的妻子同樣不滿足，她靠著浸淫于次等文化來消磨歲月，并通過責難那些生活自由的人來維護自己的德行。如此一來，夫妻雙方在性生活上的不滿，便轉而化作了對人類社會的憎惡，且往往披著公德心與崇高道德標準的外衣。這種不幸的發生，主要源于我們對性需求這一觀念的誤解。圣保羅顯然主張，我們之所以需要結婚，僅僅是因為有做愛的機會，這一觀點曾得到基督教道德家們的一致推崇。這些道德先生由于厭惡性，竟對性中美好的方面視而不見；結果，從小接受這種教育的人，活了一輩子，竟對自己最優良的潛能都毫無認識。

愛情絕不只是性交的愿望。愛情是逃避寂寞的主要途徑，而寂寞使大多數男女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里備受煎熬。大多數人對冷酷的人世以及人類所能達到的殘酷程度，都懷有一種深沉的恐懼。因而他們渴求人間的真情，而這種渴求又常常被男人的粗暴、鄙陋或魯莽的姿態，以及女人的喋喋不休所掩蓋。只要男女之間擁有熱烈的愛情，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愛情能夠攻破自我的壁壘，孕育出一個合二為一的新生命。

大自然造人，并非要人各自孤立，因為人若沒有異性的幫助，便無法完成生物學上的目的；而且，文明人若沒有愛情，也不能充分滿足自己的性本能。倘若一個人的整個生命——肉體的與精神的——未能全身心地投入性關系之中，那么性本能是無法完全滿足的。那些從未體驗過相互愉悅的愛情中那種酣暢的親密與真摯情誼的人，實在是失去了生命所能賜予的最美好的東西；他們會無意識——即便不是有意識地——感受到這種損失，結果，因失望而常常生出嫉妒、壓迫與殘酷的行為。

讓熱烈的愛情獲得應有的地位，這理應成為社會學家關注的問題。因為假如人們失去了這種體驗，他們的發展便無法達到充分的高度，也就無法對他人產生仁愛的熱情；而若沒有這種熱情，他們的社會活動勢必是有害的。

大多數人只要具備適當條件，在生命的某個時期都會經歷熱烈的戀愛。然而，沒有經驗的人很難將熱烈的愛情與一時的誘惑區分清楚，尤其是那些在深閨中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子——她們從小被父母師長教導：如果一個女子不愛一個男子，她是不會與他接吻的。這樣的女子尤其難以明白上述區別。假如我們希望一個女子到結婚時仍是處女，那么她平素所受的教育和獲得的經驗，反而會使她極易墜入別人臨時設置的性誘惑圈套；而一個有性經驗的婦人，則更容易把這種誘惑與真正的愛情區分開來。

這無疑是造成不幸婚姻的一個常見原因。即便是彼此相愛的人，只要一方或另一方覺得愛情是罪惡的，他們的愛情也會受到傷害。這種心理也許并非全無根據。例如巴涅爾的私通確實是一種罪過，因為他因此使愛爾蘭的希望延遲了多年才得以實現。即便罪過的心理毫無理由，愛情同樣會受到損害。

倘若愛情要結出它所能達到的一切善果，它必須是自由的、慷慨的、不受拘束的、傾心盡力的。

03.

習俗式的教育讓人在潛意識中覺得愛情帶有罪惡的成分——這種心理，不僅女人有，男人也有；不僅拘泥禮教的人有，自命思想解放的人同樣逃不脫。這種態度帶來了諸多影響。它常常使男人在性愛中表現得獸性、笨拙，且缺乏體貼與同情，因為他們無法溫文爾雅地表達自己的愛意，也無法確定女人的情感。對于性愛最后階段應循序漸進、以使女人獲得愉悅這一點，他們更是所知甚少。

事實上，他們往往不知道女人也應該擁有快樂的體驗；如果她未能感到快樂，那便是情人的過失。受過習俗教育的女人常常帶有一種冷淡的矜持，在身體方面十分拘謹，不愿輕易讓人靠近。手段高明的求愛者或許能克服這種怯懦而達到目的；但如果他欣賞并夸獎女人的謹小慎微，將其視為貞操的表現，那他多半難以成功。結果便是，婚后多年，夫妻關系依然勉強而流于形式。在我們祖父那一代，做丈夫的從不希望看到妻子的裸體，而妻子若聽到這樣的提議也會驚恐不已。這種態度在今天仍比我們想象的更為普遍，即使在那些不受此類束縛、思想相對進步的人當中，許多舊習慣的約束依然難以避免。

在現代社會，愛情充分發展還面臨一個心理上的障礙，那就是許多人害怕失去自己的個性。這是一種愚蠢的恐懼心理，卻又相當現代。個體本身并非目的，它必須與外部世界發生富有成果的接觸。而要與世界產生聯系，它就不可能保持孤立的獨立狀態。一個藏在玻璃箱里的個體會枯萎，而一個在與人類接觸中自由發展的個體則會變得更加充實。愛情、子女與工作，是個體與世界上其他人發生接觸的源泉。

在時間順序上，三者之中愛情最先出現。而且，男女之間的愛情對于父母對子女的愛也至關重要，因為孩子容易模仿父母雙方的特征；倘若父母彼此并不相愛，當雙方的特征在孩子身上顯現出來時，各人只會欣賞自己的特征，而對對方的特征感到苦惱。工作并不總能使人獲得與外界有益的接觸，這取決于我們以何種精神去工作。以金錢為唯一動機的工作無法產生這種效用；唯有體現出某種奉獻精神的工作——無論是對人、對事還是對某個理想——才具有這樣的價值。

愛情如果僅僅是占有性的，它本身就毫無價值，正如只以金錢為目的的工作一樣。要使愛情發揮出剛才所說的那種價值，我們必須像尊重自己一樣尊重愛人人格，并且需要了解對方的情感和愿望，如同體察自己的內心一般。換言之，我們不僅要有意識地，而且要出于天性地將自己的情感擴展，以包容對方在內。那種源于基督新教、部分源于浪漫主義運動的愚蠢的個性崇拜，加之我們這個競爭好勝的社會，使得上述那種愛情變得十分難得。

現代的思想解放，反而讓真正的愛情面臨一種新的危險。

當人們在每個微小的沖動下就傾向于發生性關系，而不再有任何道德上的防范時，他們會養成一種習慣，將性與真摯的情緒割裂開來，也將其與愛情割裂開來。他們甚至可能把性與厭惡的情感混為一談。

關于這一點，阿爾都斯·赫胥黎的小說中有極好的例證。他筆下的人物，和圣保羅一樣，認為性交只是一種心理上的發泄；性所能聯結的那種更高價值，他們似乎毫無所知。從這種態度到禁欲主義的復興，中間只差一步而已。

愛情有它自己理想的模式，也有它自身道德上的標準。這些理想和標準被兩件事弄得混亂不堪：一是基督教的道德說教，二是當今許多青年對一切性道德不加分辨的反抗。脫離愛情的性交無法使我們的本能獲得深刻的滿足。我并不是說脫離愛情的性交絕不應該發生——因為要杜絕它，就不得不設計一套極為嚴格的障礙，而這套障礙也會使愛情難以產生。我的意思是，脫離愛情的性交沒有什么價值，最多只能視作通往愛情的一種實驗。

因此，愛情應當在人生中擁有一個被承認的地位——在我們看來，這一要求十分重要。然而，愛情是一種不受支配的力量，倘若任其自由，它便會跳出法律與習俗的界限。

只要不涉及孩子的問題，這或許關系不大；但一旦有了孩子，情況便不同了，愛情就不再是自足自為的，而是為種族的生物學意義上的目的服務。我們應該建立一種與兒童相關的社會倫理道德，在發生沖突時，這種道德可以制衡熱烈愛情的要求。不過，一種聰明的倫理會將這種沖突減少到最低限度，這不僅因為愛情本身是美好的，而且因為父母彼此相愛，對子女也是有益的。聰明的性倫理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在保障孩子幸福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減少對愛情的干涉。

但這個問題，要等我們研究過家庭問題之后，才能進一步探討。

羅素｜著 文章選自《幸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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