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斌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經濟學院教授

確保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投資仍是關鍵抓手。而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對擴大有效投資有著重要影響。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旨在進一步優化投資審批權限配置、提升投資服務便利度、強化投資項目全過程監管，著力擴大有效投資。

“有效投資不僅可以創造當前需求，更可在一段時間內形成未來的有誑供給。”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意見》提出十項舉措釋放明確深化改革的信號，其本質上是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的必經之路，“唯助力打造更加公平、透明、高效的營商環境，持續激發高價值、高效率的有效投資，方能為中國經濟的行穩致遠注入澎湃動能。”

力促投資審批走向“精準調控、系統重構”

《意見》圍繞優化政府投資項目審批權限配置；嚴格政府投資項目審批管理；規范企業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強化企業投資管理政策和產業政策、要素資金管理政策的協同聯動；進一步提升投資審批效能；規范項目招標投標管理；加強項目建設實施管理；壓實項目全過程監管責任；健全投資項目評價體系；增進改革協同銜接等十項舉措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旨在針對性化解我國審批制度改革進程中堵點、難點。

破阻前行，源于決策部門對我國投資審批制度逾20年改革進程的運籌帷幄。早在2004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一改曾經不分項目性質一律審批的舊辦法，首次明確了“誰投資、誰決策、誰收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真正確立了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

“我國投資審批制度改革以2004年為分水嶺，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與分類管理框架。其中，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合理界定政府投資職能，明確企業投資項目實行核準制和備案制，政府投資項目實行審批制。”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國土規劃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黃征學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彼時，地方仍保留大量隱性審批與變相核準，審批事項名義縮減、實質未減，形成“放權不徹底、監管未跟上”的結構性矛盾。

針對以上問題，2016年發布的《關于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見》突出“簡政放權”，主要表現在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大幅縮減核準范圍、推行備案制，投資管理工作重心逐步從事前審批轉向過程服務和事中事后監管。

黃征學指出，2016年以來，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在法治基礎上，持續通過技術賦能和“放管服”協同提升管理效能；持續縮小政府直接干預范圍，不斷擴大和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持續減少事前審批，不斷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和公共服務；從依靠行政命令和計劃指標，轉向依靠法律法規、產業政策、技術標準和信息平臺進行引導和調控。

然而，這期間雖然審批范圍大幅縮減，但地方執行中也出現了“放下去接不住、管不好”的新問題。

“《意見》旨在推動投資審批制度從‘簡政放權’向‘精準調控、系統重構’階段躍遷。”黃征學強調，審批權限從“單向下放”轉向“上下雙向流動”，明確對地方“接不住、管不好”的領域要上收權限，同時規定省級核準權限不得下放、主題公園等文旅項目必須由地市級以上核準，表明權限配置更加注重“能力匹配”，而非簡單地追求“放到底”。

確保投資審批制度實現系統性精準落地，對于確保投資發揮宏觀經濟穩增作用意義重大。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晉斌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強調，確保更多有效投資落地，是穩經濟大盤見效最快的手段之一，“需要準確把握住政策實施和項目落地的時機，既要全力以赴，也要避免用力過猛。”王晉斌表示，這對于項目審批而言，正需要實現全過程的監管與后期評價標準，確保項目在正軌上精準落地。

在監管方式上，《意見》注重“事中事后監管”向“全過程閉環+績效評價”過渡。《意見》一方面強調“壓實項目全過程監管責任”，另一方面，也強調要“建立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投資項目決策綜合評價和績效評價制度，有效支撐投資決策和項目管理。”

確保有效投資向“物人協同”深刻轉變

“十五五”開局之年，穩投資成為重要方向。“擴大有效投資，就要優化投資結構、提升投資效率，在傳統領域挖掘增量的同時，在科技創新、制造業升級、未來產業等新領域精準挖掘投資增量。”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同時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尤其要確保有效投資向“物人協同”深刻轉變。

“更適應新的投資形勢，需要對過往發現的一系列阻礙加以疏通，方能更順利實現有效投資需求落地。”溫彬認為，包括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在內，貨幣金融政策也要相輔相成發揮積極作用，以支撐科技、民生、基建等領域著力推進“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的6方面109項重大工程落地，進而有效拉動廣義基建和制造業投資增長。

值得一提的是，回望過去，中央層面積極推動投資審批制度改革，以及地方主動開展的積極探索實踐，在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典型模式的同時，也發現了一系列結構性障礙。

“包括部門協同不夠順暢、數字化平臺銜接不暢、行政審批層級不一致、基層承接能力不足等障礙和問題正是在改革落地過程中被發現的待解障礙。”黃征學指出，比如，審批事項涉及發改、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住建等十余個部門，權責邊界不夠清晰，跨部門數據共享率不足，仍存在“系統孤島”“重復錄入”等問題；再比如，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與工程建設項目審批系統尚未完全打通，企業需在兩個系統中分別填報相同信息，增加行政成本。

黃征學強調，此次改革釋放出的一系列深層紅利，將在今后對有效投資增長帶來直接促進。

一是突出“效能導向”。不再單純追求審批“快”，更強調項目“準”。通過強化可行性研究、投入產出評估與全周期績效評價，確保投資真正服務于產業升級與民生改善。二是重構“政府-市場”關系。政府角色從“審批者”轉變為“規則制定者”與“服務提供者”，企業投資主體地位進一步鞏固，民間投資活力顯著釋放。三是防范系統性風險。通過終身追責、債務提級論證、產能動態調控等機制，有效遏制地方無序投資與隱性債務擴張，提升財政可持續性。四是推動治理現代化。依托“一網通辦”“數據跑路”“智能監管”，倒逼政府流程再造與組織變革，為全國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提供制度樣板。

“總體而言，本次改革以規范政府投資行為、強化全過程監管、激發市場活力為核心目標，采取嚴控地方政府通過國企規避政府投資審批、對產能過剩領域可臨時上收核準權限、建立投資項目綜合績效評價制度等方式，強化投資審批宏觀調控功能，提升政府投資效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破局‘內卷式’競爭，勢必將為擴大有效投資提供系統性支撐。”黃征學說。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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