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億萬富翁與人之為人；震蕩中的威尼斯雙年展

億萬富翁與人之為人

近日，微信公眾號“利維坦”發布了由“樹上的男爵”譯自《大西洋月刊》的“我在貝佐斯私人靜修營，對億萬富翁們的所見所聞（What I Learned About Billionaires at Jeff Bezos's Private Retreat）”一文，引發廣泛關注。該文作者為美國知名編劇、電視劇制作人、作家諾亞·霍利（Noah Hawley），他是《冰血暴》系列劇集和《異形：地球》的主創，著有小說《頌歌》（Anthem）。

諾亞·霍利（Noah Hawley）

霍利在文中講述了他在2018年受邀攜妻兒參加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佐斯在加州圣巴巴拉舉辦的“篝火”（Campfire）靜修營的經歷。這是貝佐斯每年都會舉辦的活動，會邀請包括名人、藝術家、知識分子等在內的80多位嘉賓。這場有私人飛機護送嘉賓、主辦方為每個孩子配備現場保姆、包場度假村、配備專業安保、奉送塞滿奢侈品的設計師禮品袋的活動并沒有既定的目的，嘉賓們在每天早上聽取演講，下午和晚上在觥籌交錯間交流思想，以期與全球頂尖人才建立人脈。霍利和普利策獎得主、著名的人類學家、總統史學家們紛紛發出“我為什么在這里？”的疑問，而電影明星和億萬富翁們卻早已習慣了這種許多科技巨頭熱衷舉辦的“思想節巡回賽”。

在這場極盡奢華的思想盛筵上，霍利不安地發現這群頂級精英身上有著成就帶來的傲慢——當一個人被認為是某個領域的天才，他就會相信自己在所有領域都是天才。而這些嘉賓中最富有、最出名的人，也被這場活動的主人、彼時剛剛成為世界第二位“千億富翁”的貝佐斯散發的能量所吸引。

追憶八年前的這段經歷時，霍利的印象是當時的貝佐斯仍然在意人們對他的印象，仍然在意社會輿論的可能影響。然而八年后的當下，貝佐斯、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馬斯克這三個頂級富豪已經毫不在意其行為可能產生的后果，因為對于即將成為億萬富翁的人來說，任何程度的損失都無法顯著改變他們的全球地位或個人權力。這種堅不可摧的感覺會帶來深遠的心理影響，對他們而言，世界和他人的存在就僅僅是為了被其支配。正如另一位億萬富翁、美國總統特朗普所說，唯一能阻止他的東西是他自己的道德準則和思想，而不是法律、選民、上帝或道德。

霍利指出，發展心理學告訴我們道德推理是通過“后果”發展而來的，因此問題不在于富人變得邪惡，而是當其所處的社交圈全都由對他們有所求的人組成時，他們就無法從外在世界獲得對其行為的真實反饋，“他人”就不復真實存在了。由此，2024年美國大選之后的右翼陣營，尤其是科技億萬富翁群體，發生了哲學轉向，他們開始否定同理心這一此前被普遍承認的人類價值，馬斯克稱之為“西方文明的根本弱點”。而這早有征兆——2018年的“篝火”營結束時，霍利的妻子在濕草地上滑倒摔斷了手腕，他自己和兩個孩子都染上了手足口病，而當他將這些狀況告知前來與他寒暄的貝佐斯時，他甚至沒有假裝表示同情，而是做了個鬼臉，然后由一位助手拉走了。

盡管世界從來都由富人掌控，但霍利發現，相比起過去利用財富和權力強行將世界塑造得對其有利可圖的“土匪大亨”們相比，當今的億萬富翁一方面也在通過操縱社會謀求利益，但與此同時他們已經與因果、意義和歷史現實徹底脫節，他們不再覺得需要為了獲取成功而改變世界，因為無論世界發生什么，他們都已立于不敗之地。

在人工智能發展不斷挑戰人之為人的邊界時，霍利對于億萬富翁人性轉變的觀察顯得切中肯綮，也與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們長久以來對人之本質的叩問若合符節。近日，《萬古雜志》（Aeon Magazine）刊文（“To be is to participate”，文章作者為Jo?o de Pina-Cabral）介紹了法國猶太人類學家呂西安·勒維-布呂爾（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勒維-布呂爾認為，“人”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與他人共處這一終生過程的產物：“我們”先于“我”。

文中寫到，勒維-布呂爾是以倫理學家的身份開啟職業生涯的，他的博士論文聚焦于法律中的責任概念。令他感到訝異的是，責任最初并不是以行為規范（law）的形式在人和人之間產生的，而是作為一種情感（emotion）、一種深層次的感受而產生。他認為，共同責任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存在一種紐帶，這種紐帶與其說是建立在理性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人之為人的前提之上。對于孩童，個體的概念并非憑空產生，而是源自其與照料者之間的深層互動。因此，道德責任不可能源于對規范或規則的遵守；相反，規范和規則恰恰源于人類在成為“人”的過程中所獲得的責任感。

這一發現促使勒維-布呂爾追問我們如何成為會思考的生物。通過閱讀來自澳大利亞、非洲、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志，同時深受一次中國之旅的影響，他很快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這些民族學家所謂的“原始人”，在其日常實踐尤其是儀式活動中，并不遵循在亞里士多德時代之后被視為普遍成立的邏輯規范。亞里士多德的排中律似乎不適用于他們“神秘”的思維模式，一方面因為他們傾向于用具體事物而非抽象概念進行思考，另一方面便是因為他們展現出了勒維-布呂爾所說的“參與性”（participation）。勒維-布呂爾借鑒了柏拉圖的“互惠”（methexis）概念，并結合中世紀經院神學家對“參與”（participatio）的詮釋，論證這些“原始”民族的思想中蘊含著一種參與他人的意愿，這種參與不僅局限于親密關系，也包括更廣泛的人們和周遭世界。因此，導向個人主義人格觀的西方后啟蒙時代原子化思維不適用于這些民族。

與將人類差異表述為“種族”的美國殖民文化不同，19世紀末的法國學院派已經摒棄了基于生物學的種族概念，轉而將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歸結為不同認知模式帶來的行為傾向差異，這種差異源自歷史思維路徑——勒維-布呂爾稱之為“心智”（mentality）——而非生物學本質。到了1930年代中期，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臨近，退休后在病中寫作的勒維-布呂爾發現他的法國同胞們同樣會在不那么謹慎的時刻受到參與式情感的驅使而忽略邏輯上的矛盾。當法西斯主義席卷歐洲，他在筆記中寫到，如果所有法國人都能參與，那么就不存在所謂的“原始人”，也不存在“現代人”。參與是一種適用于所有人的思維模式，而不僅僅是“原始人”。

在此之上，他的筆記還闡明了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參與不僅是一種思維模式，它也是人之為人的前提條件，“存在就是參與（être, c'est participer）”。我們首先參與到周圍的人之中（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融為一體），然后才構建出個體的獨特性。參與，即與具體、有情、共享責任的生命共同存在，是個體身份產生的基礎。由此，我們作為人的獨特性并非來自原子化意義上的個體，而是在參與他人的過程中出現的，并且由于我們永遠在參與新的人與事，因此個體永遠無法達到完備。遺憾的是，巴黎被占領了，這位老人的筆記直到1949年才被他之前的學生在其已成廢墟的家中找到。在1970年代法國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布爾迪厄對“慣習”概念的重新闡釋）和現象學大發展的影響下，他的作品才在1980年代中期被重新發現。

同一時期，認知科學和發展心理學領域的發展也證實了勒維-布呂爾的洞見。法國的鮑里斯·西魯尼克（Boris Cyrulnik）和蘇格蘭的科爾溫·特雷瓦森（Colwyn Trevarthen）等研究者發現，個人主義模式無法充分解釋兒童如何發展出反思性思維。兒童最初存在于與照料者的互動之中，之后才逐漸認識到自身是獨立的個體。也就是說，兒童的主體是在其與照料者主體之間的互動中產生的。21世紀初，這些洞見又與認知哲學領域的重要進展相交匯。漢娜·德·雅格爾（Hanne De Jaegher）和埃澤基爾·迪·保羅（Ezequiel Di Paolo）等年輕現象學家開始發展超越身心二元論的人類思維理論，他們認為感知（perception）本身在本質上是參與性的：它是一種社會功能，一種“參與式意義建構”。2011年，美國人類學泰斗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發表了一篇開創性的論文，旨在通過將人格（personhood）和參與結合起來理解來重塑關于親屬關系和家庭的人類學理論。薩林斯認為，“親屬是彼此的組成部分”。這表明，人格體驗本身——即“我是我”的感覺——并非“個體”的，因為它的出現預設了與他人共存的先決條件。自我源于與他人的共存，源于我們曾是親近之人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成為一個人意味著學會將自己視為他者。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并非產生于業已形成的主體之間的相遇，而是主體性產生的根基。因此，參與可以被理解為在人于世界中形成的過程中，單數與復數之間的構成性張力。德國哲學家胡塞爾1935年在給勒維-布呂爾的一封信中感謝其關于參與的觀點時寫道：

通過說“我”和“我們”，[人們]發現自己是家庭、團體、[社會]的成員，生活在“共同”之中，通過他們有意圖的生活、經歷、思考和價值判斷，影響和承受著他們的世界——一個對他們而言具有意義和現實性的世界。

大多數人在一歲左右發展出人格：學會說話、發展出客體恒存性并以有意識的道德方式與他人建立聯系。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兒童在人際交往中既是行動者也是行動的對象，在成為“我”的同時成為“我們”，這意味著“人”總是處在“我”和“我們”的矛盾之中。

今天，擁有一切而不再需要參與現實世界的科技億萬富翁們似乎已經摒棄了人之為人的本質——他們只是“我”而不再是“我們”，并且正試圖用人工智能的魔法誘惑作為普通人的我們放棄對世界的參與和對他人的理解，我們真的要不經深思熟慮就徑直走入那樣的未來嗎？

威尼斯雙年展爭議

第61屆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于5月9日在“灰色云層和細雨”中正式對公眾開放?！缎l報》記者Lanre Bakare在現場寫道，花園城堡的泥濘小徑上，籠罩著政治張力與抗議交織的氣氛。這句話幾乎可以作為整屆雙年展的注腳。這屆雙年展已經經歷了策展人的驟然離世、評審團的集體辭職、歐盟的制裁威脅、各國館的罷工，以及從花園城堡蔓延至運河兩岸的抗議浪潮。

當地時間2026年5月8日，意大利威尼斯，第61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中央館入口處展出藝術策展人科約·庫奧的新裝置。視覺中國 圖

理解本屆雙年展的震蕩，必須從科約·庫奧（Koyo Kouoh）說起。她是本屆主展覽“小調”（In Minor Keys）的藝術總監，也是首位擔任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的非洲女性，時任南非開普敦Zeitz非洲當代藝術博物館（Zeitz MOCAA）館長。2025年5月10日，她在巴塞爾的醫院去世，年僅57歲，距她原定公布展覽主題的那一天，只剩十天。

她為展覽留下的策展聲明，后來成為整場爭議中被反復援引的文本：“在拒絕恐怖的奇觀之際，是時候聆聽小調，壓低聲音，調入耳語與低頻；去尋找綠洲，那些所有生命的尊嚴得以守護的島嶼?！?/p>

雙年展基金會決定遵照她的遺愿，由她生前組建的策展團隊——加布·貝克赫斯特·費霍（Gabe Beckhurst Feijoo）、瑪麗·海倫·佩雷拉（Marie Hélène Pereira）、拉莎·薩爾蒂（Rasha Salti）和羅里·察帕伊（Rory Tsapayi）——繼續推進展覽。這個決定本身是對她的致敬，但也意味著，這屆雙年展在沒有主舵手的狀態下駛入最為動蕩的水域。

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當年被選定代表俄羅斯參展的策展人和藝術家主動退出，以示抗議。2024年，俄羅斯缺席，將展館借給玻利維亞。2026年，俄羅斯以《樹根在天空》（The Tree is Rooted in the Sky）為題申請重返。由于展館產權歸屬俄方，依照規定俄方只需提交參展通知，雙年展基金會無權拒絕。雙年展基金會主席皮埃特蘭杰洛·布塔?？疲≒ietrangelo Buttafuoco）對此辯稱，雙年展“基于開放、對話與拒絕任何形式封閉或審查的建立精神”，堅持俄羅斯的參與與這一精神相符?！都~約時報》將這次回歸稱為克里姆林宮的一次“軟實力機會”。

當地時間2026年5月5日，意大利威尼斯，訪客在威尼斯雙年展藝術展俄羅斯館外。視覺中國 圖

烏克蘭外長安德里·西比加直接向組委會施壓。意大利文化部長亞歷山德羅·朱利（Alessandro Giuli）宣布不出席5月5日起的預開幕活動及9日的正式典禮，據ArtReview報道，這是意大利文化部長首次缺席雙年展開幕。朱利同時呼吁文化部駐基金會董事會代表塔瑪拉·格雷戈雷蒂（Tamara Gregoretti）辭職，理由是她未能反對或上報俄方的參展決定。據CNN報道，格雷戈雷蒂表示不會辭職，此后拒絕置評。

歐盟的介入將爭議從道義層面推向了法律層面?！督鹑跁r報》披露了歐洲委員會致函雙年展的內容，警告稱這座展館自1914年起由俄國政府所有、一脈相承至今，當前歸屬普京政府，允許其參展將違反歐盟關于“向克里姆林宮提供服務”的制裁禁令，信中寫道：“不遵守歐盟制裁，雙年展已使其履行尊重歐盟價值觀的義務受到質疑?！?/p>

隨后，據Artnet News報道，歐盟宣布削減原定給予2028年下屆雙年展的200萬歐元資助。芬蘭教育文化部宣布以政府層面抵制本屆雙年展。

面對持續升溫的壓力，俄羅斯方面在開幕前宣布展館將對公眾關閉，僅在5月6日至8日預展期間對媒體開放，館內的演出均改為錄像投影，據CNN和Times of Israel報道，花卉裝置的輪廓仍可透過玻璃窗看見?？棺h者聚集在門外。朋克女權團體Pussy Riot聯合烏克蘭女權組織FEMEN于5月6日預展開幕當天在館前發動抗議。據Artnet News現場報道，Pussy Riot約15名成員身著標志性粉色巴拉克拉瓦頭套現身，連同FEMEN成員合計約50人占據展館周邊區域；她們點燃粉色和藍黃色煙霧彈，高呼“違抗！”（Disobey）等口號，并演唱同名朋克歌曲。據Deadline報道，部分Pussy Riot成員突破私人保安和意大利警察的封堵進入展館內部并打開了大門，抗議持續約20分鐘。

如果說俄羅斯問題更多是外交與法律層面的交鋒，以色列館引發的爭議則直接深入到藝術圈的內部結構，牽動著每一個參展者的良知與立場?！峨娪崍蟆肥紫囋u人阿拉斯泰爾·蘇克（Alastair Sooke）在The Week轉引的一篇評論中寫道：“以色列的在場比俄羅斯更具分裂性。”

在2024年雙年展上，以色列代表藝術家露絲·帕蒂爾（Ruth Patir）拒絕開放展館，明確表態要等加沙?；饏f議達成。本屆，以色列以羅馬尼亞裔雕塑家貝盧-西蒙·法因拉魯（Belu-Simion Fainaru）為代表，展出作品為《虛無之玫瑰》（Rose of Nothingness）。據ARTnews和The Art Newspaper報道，展覽地點從花園城堡的永久展館移至軍械庫，官方理由是花園城堡展館正在翻修。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博物館聯盟L'Internationale隨即發表聲明，指出軍械庫的展位并非國家館的歷史性席位，而是由雙年展基金會主動邀請的結果，將以色列置于這一空間具有“明確的法律行政與象征意涵”，要求組委會撤回這一決定。

“藝術而非種族滅絕聯盟”（Art Not Genocide Alliance，簡稱ANGA）是一個由藝術家、策展人和文化工作者組成的匿名運作的組織。該組織最早成立于2024年第60屆雙年展期間，專門針對以色列參展問題而成立，本屆是其行動的延續與升級。

2025年10月2日，以色列參展得到確認后，ANGA向雙年展發出公開信，要求將以色列排除在外。這封信面向本屆所有雙年展參與者征集簽名，來自國家館、附屬展覽和主展覽各板塊，至正式遞交雙年展主席與理事會時，共獲得236名藝術家、策展人和藝術工作者簽署，其中包括本屆主展覽策展團隊成員加布·貝克赫斯特·費霍和拉莎·薩爾蒂。

另一封聯署信則來自另一個方向：逾70名庫奧親自挑選的主展覽“小調”參展藝術家與策展人，于2026年3月聯合發出聲明。他們的訴求有兩層：其一，要求排除以色列、俄羅斯和美國（后者因參與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被列入）；其二，專門反對雙年展將以色列展覽安置在軍械庫內——他們認為，軍械庫是庫奧策劃的主展覽空間，將以色列置于其中“直接違背了庫奧的策展愿景”，并將“把暴力與恐懼引入展覽空間”。簽署者包括艾爾弗雷多·哈爾、佐伊·萊昂納德、塔比塔·雷扎伊爾、皮奧·阿巴德等藝術家，以及策展團隊成員羅里·察帕伊。

4月22日，由科約·庫奧親自挑選的五名全女性評審在藝術出版平臺e-flux聯署發布“意圖聲明”——主席索蘭熱·法卡斯（Solange Farkas，巴西，錄像巴西雙年展創始藝術總監）、佐伊·巴特（Zoe Butt，澳大利亞）、埃爾維拉·迪揚加尼·奧塞（Elvira Dyangani Ose，西班牙）、瑪爾塔·庫茲馬（Marta Kuzma，美國）和喬瓦娜·扎佩里（Giovanna Zapperi，意大利）——聲明明確援引科約·庫奧的策展宣言，將“拒絕恐怖的奇觀”作為其行動的內在依據。雖然聲明未點名具體國家，但其指向清晰。

Artnet News隨后評估認為，這是“迄今為止雙年展內部采取的最具實質性的行動”，但同時指出，批評者認為此舉“未能達到”他們所要求的徹底驅逐——評審團的聲明拒絕點名具體國家，也未接受ANGA的邀請簽署其聯署信。4月30日，五名評審再度在e-flux發出簡短聲明，宣告全部辭職。

評審團的缺席直接引發了評獎機制的重構。據ArtReview和ARTnews的報道，雙年展宣布本屆將不頒發金獅獎和銀獅獎，改設兩項“觀眾之獅”（Leoni dei Visitatori），由購票參觀雙年展兩個展區的普通觀眾投票決定，且俄羅斯和以色列均在候選范圍之內，頒獎典禮從開幕周推遲至11月22日閉幕之日。烏克蘭館聯合策展人克塞尼亞·馬雷赫（Ksenia Malykh）對這一改變表達了強烈批評，她對美聯社記者說：“這是一個重要時刻。如果獎項由公眾決定，雙年展就變成了歐洲歌唱大賽——之后它就不再是一個專業機構了?！?/p>

5月8日，開幕前一天，據報道，ANGA聯合意大利三個勞工工會——意大利勞動者保護協會（ADL Cobas）、基礎工會（Unione Sindacale di Base）和聯合基礎聯盟（Confederazione Unitaria di Base），以及多個威尼斯本地文化團體，共同組織了為期一天的罷工行動。據The Art Newspaper統計，十余個國家館或全部關閉，或部分停運。

ANGA發言人向The Art Newspaper解釋說，此次罷工的目標不只是以色列館，也在抗議“雙年展生態系統中圍繞不穩定勞工關系所形成的經濟結構”——“并非所有人都被允許罷工，因為他們簽的是短期合同”。這使得這場行動同時具有了政治聲援與勞工抗議的雙重性質。

厄瓜多爾館的玻璃櫥窗外貼滿支持巴勒斯坦的海報，但內部團隊仍在糾結是否參與罷工，他們擔心放棄這個展示亞馬遜生態危機與原住民抵抗運動的難得平臺。展覽總制作統籌安娜·什維茨（Anna Shvets）對Artnet News記者說：“每個人都在這屆雙年展上訴說自己的痛苦?！彼硎?，鑒于國家館參展成本動輒數十萬美元，充分利用這個面向國際觀眾的窗口“至關重要”。

斯洛文尼亞代表藝術與研究集體Nonument Group的成員尼卡·格拉巴爾（Nika Grabar）的立場則要明確得多。她對Artnet News記者說：“這場罷工所反映的是雙年展的深層結構性危機。我們不是要摧毀雙年展，而是要拯救它?！庇捎谒孤逦哪醽嗮^位于軍械庫的過渡通道處無法完全關閉，團隊將燈光調暗、關閉聲音裝置，轉而用巴勒斯坦電臺Radio Alhara的直播信號填充空間。格拉巴爾說：“我們希望加沙的聲音在雙年展的語境中有一席之地。如果沒有這場抗議，我不知道我們怎么能走在雙年展里假裝一切如常。”

抗議的核心邏輯，在ANGA使用的“artwashing”概念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述：當一個實施戰爭的國家以文化外交的形式出現在威尼斯，藝術本身便成為其獲取合法性的工具，遮蔽了正在發生的戰爭與殺戮。

這場風暴中有一個被反復提及、但很少被正面處理的深層問題：威尼斯雙年展的國家館體制，本身是否已經過時？

上文提到的《電訊報》藝評人蘇克在The Week轉引的評論中寫道，圍繞“藝術家是否應為其國家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的爭論，暴露出國家館制度的“陳腐感”——這套機制在當代藝術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已被地緣政治所僵化。本屆主展覽策展顧問瑪麗·海倫·佩雷拉也對美聯社承認，這屆雙年展的動蕩揭示了“國家形式在展覽空間中的存在”本身已成為一個高度爭議的問題。

非洲當代藝術評論平臺Contemporary and（C&）早在2022年發表的文章《威尼斯雙年展模式為何已然過時》仍然值得重讀，作者為卡塞爾大學發展與后殖民研究系學者艾瑞克·奧提諾·蘇姆巴（Eric Otieno Sumba）。他指出，國家館制度以“世界性”為幌子，實質上是“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的偽裝”。世界上略少于一半的國家規律性參展，而歐洲與美國不僅抵制被“地方化”，還慣常壟斷著“世界性”的定義權。他還批評，主流藝評媒體包括《衛報》、《紐約時報》、Artnet和Artnews對展覽的早期報道，幾乎不涉及花園城堡以外的國家館，這本身便是結構性偏見的呈現。蘇姆巴同時揭示了隱藏在“文化外交”話語背后的經濟邏輯：私人資本深度介入國家館的組織與資助，在信息不對稱與制度漏洞中，出現了以國家名義兜售參展名額的商業模式。他援引納米比亞館的案例：一名與政商界關系良好的意大利人取得納米比亞政府批準，以代表該國參展，展覽與納米比亞當代藝術生態毫無關聯，最終在納米比亞藝術界聯署發出公開信后才被撤銷。這些“策展災難”在被快速標記為例外后便遭遺忘，但它們所揭示的制度性漏洞從未得到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