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9期）在線上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劉鳳良主持，聚焦“美以伊戰爭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來自國內政界、學界、企業界的著名學者田文林、毛振華、張斌、李巍、陶冬、薛鶴翔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聯合解讀。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國別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田文林代表課題組發布題為《美以伊戰爭走向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的CMF專題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美以伊戰爭背景與當前態勢

二、美以伊戰爭的外溢影響

三、美以伊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本報告核心觀點如下：

第一，戰爭爆發具有偶然性與必然性雙重屬性，當前已進入僵持狀態，霍爾木茲海峽成為博弈焦點，未來有限停火加長期冷對峙的可能性較大，但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第二，戰爭外溢影響深遠：海灣國家是最大受害者，以色列與伊朗攻守易勢，美國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封鎖海峽引發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機，世界經濟面臨衰退風險。

第三，戰爭對中國經濟存在負面影響，但中國能源抗壓能力遠超其他國家。全球能源轉型利好中國新能源產業，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速。

一、美以伊戰爭背景與當前態勢

（一）戰爭爆發：偶然性與必然性的交織

全面開戰并非特朗普初衷。特朗普主張回歸西半球、以實力求和平，上臺后甚至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自許。2025年訪問中東期間，他曾公開抨擊歷屆政府在中東發動戰爭的失誤。2025年12月美國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談及中東部分時使用的表述是“構建和平，轉移責任”。上述行為均表明，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缺乏充分的戰略意愿。

戰爭爆發受偶然性因素推動。一是以色列對美內政的裹挾，推動美國對伊朗采取強硬立場。二是摩薩德向特朗普提供了極為樂觀的情報評估，認為只要對伊朗發動打擊，伊朗政權就會迅速垮臺。這種“低成本、高收益”的預期促使特朗普愿意一試。因此，從短期誘因看，戰爭爆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從更長的時間跨度和美國的戰略傳統來看，戰爭爆發蘊含必然性。伊朗自伊斯蘭革命后就被美國視為“死敵”。美國過去準備的軍事打擊名單就包括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索馬里、蘇丹、伊朗等國，伊朗“榜上有名”。但過去數十年間美國對這些對手均已發動過不同程度的軍事打擊，唯獨伊朗尚未被觸及。加之特朗普上臺后推行掠奪性霸權政策，該政策本身就包含通過軍事手段和極限施壓來迫使對手讓步的傾向。因此，即便沒有上述偶發因素，美伊之間爆發沖突也有其深層邏輯。

（二）戰爭進入僵持狀態

1、美以開戰后遭遇三個“意外”，戰爭態勢進入僵持狀態

美國在開戰后發現戰局發展完全超出預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伊朗國內并未如預期出現混亂。美國設想對伊朗最高領袖實施斬首后，伊朗將陷入內亂，美方可趁機控制伊朗油氣資源及霍爾木茲海峽。但哈梅內伊遇襲身亡后，伊朗國內體制轉型順利，且新政權對外政策更加強硬。第二，伊朗軍事實力遠超預期。美國認定伊朗無力抵抗，但伊朗通過無人機和高超音速導彈對美以目標構成致命打擊，戰爭由此演變為“相互殺傷”，而非美方預期的“一邊倒”局面。第三，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這一舉措使伊朗獲得了一張前所未有的“戰略牌”——核武器級別的籌碼。使得美伊之間除傳統的核問題、導彈問題、伊朗支持地區武裝問題外，又新增了海峽控制權問題。

2、消耗戰對美方不利

4月8日停火前，雙方處于軍事消耗戰狀態，而消耗戰對美方相對不利。第一，從戰爭意志看，伊朗是保家衛國的正義一方，戰斗意志強于美以。第二，從物資消耗看，美以彈藥儲備明顯不足，而伊朗為這場戰爭準備多年，其核設施和導彈設施多建于地下。美國中央情報局評估顯示，伊朗仍保留75%的機動導彈發射裝置及70%的彈道導彈庫存。第三，從戰爭忍耐力看，伊朗長期經歷兩伊戰爭和經濟制裁，對苦難的承受力也強于美以。因此，特朗普一直渴望停火以從戰爭中脫身。在巴基斯坦和中國斡旋下，美伊達成停火，停火期限原為兩周，但到期后特朗普自動延長，可見美方對停火的需求更為迫切。停火的根本原因在于戰爭已陷入“魚死網破、兩敗俱傷”的局面，對美、伊、以三方均得不償失，美國導彈發射已消耗其庫存的一半以上，繼續作戰需要補充庫存。

3、談判陷入“邊打邊談”僵局

停火后雙方進入談判，但立場差距懸殊，實際處于“邊打邊談”的僵持狀態，美方提出“14點方案”，伊方提出“10點計劃”，雙方均以戰爭勝利者的姿態步入談判，所提條件均為對方無法接受的極端要求：

第一，在核問題上，美方要求伊朗放棄鈾濃縮權利，伊方要求保留。第二，在海峽控制權上，美方要求伊朗立即、全面、永久開放海峽，而伊方將其作為重要談判籌碼，短期看來無法達成一致。第三，在制裁與賠償問題上，伊方要求全面解除制裁，美方拒絕立刻解除。第四，在導彈問題上，伊方拒絕納入談判。

雙方都在做“兩手準備”：一方面致力于談判，尤其是美方希望從戰爭泥潭中脫身；另一方面借停火進行戰爭準備，為再次開戰積蓄力量。特朗普認為伊朗應“揮舞白旗投降”，而伊朗自認為是“超級大國”，不可能向美國俯首稱臣。圍繞“14點諒解備忘錄”，美方要求伊朗先棄核，伊方要求美國先解除制裁，分歧難以彌合。

談判難以為繼時，雙方又恢復局部軍事行動：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美國軍艦，美以聯軍對伊朗南部基地發動襲擊，黎巴嫩戰場上雙方亦重新開始相互襲擊。

（三）霍爾木茲海峽成為博弈焦點

1、雙重封鎖海峽：從軍事消耗戰到經濟消耗戰

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并將其作為地緣政治武器，試圖實現海峽管控的“國有化”。這一舉動是美國事先未曾預料到的。伊朗通過封鎖海峽，試圖由自己控制海峽通行權，將海峽變成其手中的地緣政治籌碼。

對美國而言，容忍伊朗控制海峽意味著戰略失敗。原因在于：第一，美國作為海權國家，確保對海上咽喉要道的控制是其重要政策。第二，在中東地區確保石油穩定低價流出是美國的核心戰略目標。若中東石油流出的“閥門”掌握在敵對的伊朗手中，無疑標志著美國戰略失敗。

美國在外圍設置反向封鎖，雙方形成“雙重封鎖”格局。為此，4月13日，美國在阿曼灣外圍（霍爾木茲海峽外圍）設置了一道反向封鎖線，用以抵消伊朗控制海峽的優勢：伊朗允許友好國家船只通行、對非友好國家船只設限，并向通行船只收費；而美國的外圍封鎖則使伊朗允許通行的船只及伊朗本國船只均遭封堵，客觀上掐斷了伊朗海上對外交往通道，形成對伊朗的禁運和制裁。這種“雙重封鎖”是美伊從軍事消耗戰轉向經濟消耗戰的典型體現。

2、雙重封鎖下的僵局

目前海峽處于全面封鎖狀態，雙方均無力打破僵局，演變為一場比拼忍耐力的持久戰。美國曾實施“自由計劃”試圖打通海峽，但36小時后鎩羽而歸；伊朗同樣無力打破美國的封鎖。雙方的政策均不可持續。從伊朗角度看，油氣供應短缺將加劇美國通貨膨脹，特朗普的選情可能因此受挫，使其難以長期維系封鎖政策。從美國角度看，其篤定封鎖將使伊朗經濟崩潰。

綜合判斷，美國率先難以為繼的可能性更大。理由有二：第一，美國中央情報局評估報告認為，伊朗經濟可維持3-4個月的生存能力，而同期特朗普的選情可能跌至低點，美國難以承受這一局面。第二，伊朗可通過瓜達爾港實現繞行，該港通行的船只數量已大幅增加，可部分替代因霍爾木茲海峽封堵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總體來看，戰爭呈現降溫態勢，但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3、前景判斷：有限停火加長期冷對峙

戰爭呈現降溫態勢，美國已不愿再卷入一場徒勞無益的戰爭。4月8日美伊停火后，特朗普數次延長停火期限，表明美方缺乏繼續戰爭的意愿。戰爭持續40天后，美以已發現無法通過軍事手段推翻伊朗政權，也無法迫使其在核問題、導彈問題上做出讓步。在此背景下，繼續作戰已無意義。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已宣稱“軍事行動已經結束”，正推進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所謂極限施壓，本質上回到了戰爭開始之前美國對伊朗的政策狀態。

未來最可能出現的結果是有限停火加長期冷對峙。雙方勉強接受“14點備忘錄”，在執行次序上達成某種默認共識：美國放松對海峽的封鎖，伊朗暫停高濃縮鈾活動，海峽恢復有限通行，雙方各自宣布獲勝。這一結果的可能性相對較大。另一種可能性是談判破裂，消耗戰重新開始，軍事斗爭再度升級。這一態勢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仍有約40%的概率。

未來走勢存在三個不確定變量。第一，以色列的立場。以色列好不容易將美國拉入戰爭，若美國退出，以色列獨自難以應對日益強大的伊朗。其是否甘心接受當前戰果，存在較大疑問。第二，特朗普本人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具有冒險主義和賭性特征，其慣于讓人難以捉摸，當外界預期和談時他可能主戰，預期戰爭時他可能主和。第三，海灣國家的深度卷入可能導致沖突延伸和外溢。阿聯酋等國家明顯站在美國一邊，試圖解除海峽封鎖，這可能進一步激怒伊朗，增加事態的不確定性。

二、美以伊戰爭的外溢影響

戰爭的影響不僅限于經濟領域，還廣泛波及政治層面。

（一）從地區范圍看，海灣國家承受最嚴重沖擊

伊朗的打擊重點集中于海灣國家境內的美國軍事基地。由于阿聯酋、巴林等國已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伊朗借此契機對這些國家實施懲罰性打擊。與此同時，海灣國家石油出口采用美元結算，伊朗打擊這些國家亦構成對美國經濟基礎的間接攻擊。數據顯示，伊朗向海灣國家發射的導彈與無人機數量，遠超其向以色列本土發射的數量。

海灣國家遭受的經濟損失規模巨大，油氣基礎設施受損尤為嚴重。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估算，油氣出口中斷已導致海灣產油國損失至少150億美元收入。此外，航班大規模停運、旅游業基本停擺，進一步加劇了經濟損失。海灣地區大量油氣設施遭到襲擊且受損嚴重，這將對該地區油氣產能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場戰爭對海灣國家最大的損害在于其安全神話的破滅，經濟面臨被摧毀的潛在風險。

這場戰爭徹底打破了海灣國家作為中東“穩定綠洲”的傳統認知。中東地區長期動蕩，而海灣國家一直相對穩定。但此次戰爭表明，海灣國家恰恰也是戰爭的前線與戰場。金融、航空等對安全環境高度敏感的行業將因此受到顯著沖擊。

海灣國家面臨的損害可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維度加以審視。第一，從短期看，海灣封鎖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第二，從中期看，其長期依賴的“福利換穩定”發展模式將面臨嚴峻挑戰。第三，從長期看，全球能源替代進程可能進一步擠占海灣國家在未來國際油氣市場中的份額，這對以油氣出口為經濟支柱的海灣國家構成更為根本性的打擊。

（二）以色列與伊朗攻守易勢

1、從以伊力量對比看，以色列影響力下降，伊朗影響力上升

戰前以色列軍事影響力達到歷史巔峰，戰后則遭受嚴重反噬，其戰略目標無一實現。以色列參與這場戰爭后，安全神話破滅，經濟損失慘重，且其戰前設定的戰略目標——消除伊朗導彈威脅、摧毀伊朗核計劃、推翻伊朗現政權——無一實現。這使得以色列的地區影響力顯著下降。

相比之下，伊朗的地區影響力止跌回升。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伊朗影響力一度跌至谷底，由攻勢轉向守勢。而此次戰爭使其影響力重新抬頭，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軍事影響力提升。伊朗以一敵二，同時面對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美國與中東最強的軍事強國以色列，仍能保持互有攻守的態勢，客觀證明其軍事實力被嚴重低估。第二，政權韌性得到充分檢驗。此前外界普遍認為伊朗伊斯蘭政權基礎脆弱、一推即倒，但戰火洗禮表明該政權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第三，伊朗通過部分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獲得了一張足以影響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戰略王牌。

2、從美國角度看，進退兩難困局加速衰落

這場戰爭加速了美國的衰落進程。此前有分析指出，美國的衰落只差一場錯誤的戰爭。而這場戰爭既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也偏離其既定的戰略規劃，長期持續只會加速其衰退進程。

美國缺乏打贏這場戰爭的條件。第一，國力空虛，聯邦債務高達39萬億美元，戰爭消耗（估計約500億美元）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第二，軍事優勢相對削弱，美軍基于傳統海空力量的作戰體系，面對伊朗以高超音速導彈和無人機為代表的新型作戰力量，已不再具備絕對的壓倒性優勢。美國的軍事神話因此破滅，其全球威懾能力將受到深遠影響。更重要的是，伊朗仍具備持續的軍事抵抗能力。

美國無論選擇提前撤出還是深度卷入，均將承受巨大損失。若提前撤出，美國將面臨一場未能取得勝利的戰爭，而這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乃至政治上的失敗，國際社會將由此認識到其“紙老虎”本質。若繼續卷入，則將如越南戰爭時期一般，國力持續消耗，加速其全球霸權地位的衰落。當前，美國決策層正處于首鼠兩端的困境之中。

3、從全球影響看，海峽封鎖引發多重危機

霍爾木茲海峽封鎖造成了全球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石油供應沖擊。該海峽日通行量約為1700-2000萬桶，海峽封鎖后，至少有1600-1700萬桶的原油出口受到影響。國際能源署署長指出，此次油氣危機的嚴重程度超過了1973年、1979年及2022年三次危機的總和。

能源危機進一步引發了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統計數據顯示，國際油價每上漲10美元，全球GDP將下降0.2個百分點，通脹率則上升0.4個百分點。此輪油價上漲幅度達50-70美元，據此測算，全球經濟增長將放慢1-1.4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6年全球GDP增速將降至3.1%，在悲觀情景下可能進一步降至2.5%甚至2.0%，同期全球通脹率將從4.1%升至4.4%。此外，中東地區是全球甲醇和氦氣生產的重要原料供應地，海峽封鎖對相關產業的供應鏈亦構成了顯著沖擊。

分區域國別來看，歐洲、亞洲及發展中國家均面臨嚴峻挑戰。第一，歐洲天然氣價格上漲70%，石油價格上漲超過50%。歐洲央行已將歐元區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0.9%，通脹率調高至2.6%。疊加美國加征關稅、需求疲軟、能源與物流成本上升等多重壓力，歐洲很多產業面臨生存危機。第二，亞洲國家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6年亞洲經濟增長率將從2025年的5%降至4.4%，2027年進一步降至4.2%；通脹率將從1.4%升至2.6%。第三，發展中國家深受沖擊。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對外能源依存度較高，外匯儲備有限。能源價格上漲將導致這些國家面臨外匯短缺、財政壓力加劇、主權信用脆弱化等一系列問題。

三、美以伊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能源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容低估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費國，能源供應面臨巨大缺口。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72%，其中一半以上來自中東且需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為40%，中東占比達38%。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導致中東油氣供應中斷，中國進口量面臨巨大缺口。

輸入性通脹風險顯現，但需兩面看待。國際能源價格上漲推高企業生產成本，對化工、汽車、半導體、化肥等行業產生連鎖影響。但若一分為二地看待，3月PPI同比增長0.5%，結束了長達41個月的同比下降態勢。這對長期處于通縮壓力的中國經濟而言，可能具有一定的正面效應。

“一帶一路”項目面臨顯著沖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建立在生產全球化持續推進、各國相互依存不斷深化的前提假設之上。然而，當前全球已進入動蕩變革期，地緣政治矛盾日益激烈。俄烏沖突、美國挾持委內瑞拉總統等事件已對“一帶一路”項目造成影響，此次戰爭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沖擊。具體而言：第一，霍爾木茲海峽被掐斷，導致“一帶一路”海上重要通道受阻。第二，中國在中東有大量項目投入。據統計，過去20年中國在中東累計投入約2700億美元，美國一大學評估稱，其中在迪拜、卡塔爾和阿曼至少有三處由中國出資建設的基礎設施受到沖擊，12個在建項目處于高危狀態，涉及46.6億美元的融資處于極高風險狀態。

中國對中東出口受到明顯沖擊。中東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出口對象地區。2026年3月，中國對中東地區的新能源汽車出口占出口總量的比例從2025年的11%降至4%，表明戰爭對中國對中東出口產生了較大負面影響。

（二）能源抗壓能力遠超其他國家

中國在能源結構上具有獨特優勢，對油氣資源的依賴已大為降低。截至2025年底，中國可再生能源總裝機容量達23.4億千瓦，占全國電力總裝機的60%，風力與光伏發電裝機總量已超過火電。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已超過石油。在全球能源消費結構中，油氣占比平均為50%，美國為72%，而中國僅為26%。在中國26%的油氣消費中，70%需要進口，其中一半來自中東。據此測算，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對中國能源供應的實際影響很大程度上可控。

中國在能源消耗方面擁有多重優勢。第一，煤炭發電量約占40%，而許多國家發電高度依賴油氣。第二，戰略石油儲備充足，近年來在油價低位時購入了大量石油。第三，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通貨緊縮而非通貨膨脹，適度的輸入性通脹未必是壞事。

相比之下，日、印、韓等工業化國家受到的沖擊更為嚴重。據《油氣報》報道，日本超過90%的原油依賴中東進口，60%的石油和11%的天然氣需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油價上漲導致日本貿易條件惡化，日元貶值進一步推高進口能源成本，形成惡性循環。韓國70%的原油和20%的天然氣從中東進口。油價每上漲10%，韓國出口單價上升2.09%，出口量下降2.48%，同樣陷入惡性循環。印度油氣戰略儲備有限，對中東能源依賴程度極高，國際能源價格暴漲對其經濟發展構成嚴重不利影響。日、韓、印等工業化國家可能因能源危機持續而出現強制性去工業化，這將有助于能源抗壓能力更強的中國進一步提升其工業化份額。

（三）全球能源轉型利好中國新能源產業

全球能源轉型正在加速，此次危機將進一步推動這一進程。據聯合國統計，2024年全球92%的新增電力裝機來自可再生能源。2025年，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首次超過煤電，全球能源增量幾乎全部來自非化石能源。

能源轉型進程將直接利好中國新能源產業。此次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機將促使世界各國加速能源轉型，而中國在新能源領域具有顯著競爭優勢。相關數據顯示，中國電池、新能源汽車、太陽能板等產品的出口量均呈現爆發式增長。

（四）人民幣國際化加速

此次危機客觀上加速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長期以來，中東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石油美元流向美國，形成“能源-美元-金融市場”的閉環格局。此次戰爭將促使中東產油國為避免制裁及匯率波動風險，擴大石油人民幣結算比例。

人民幣國際化的多項指標取得突破。第一，中東對華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比例已超過41%。第二，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日均交易量呈現爆發式增長。第三，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升至8.9%，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儲備貨幣。此外，迪拜遭襲導致大量中東資本逃往新加坡和香港，人民幣資產成為中東危機下的重要避風港，這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構成利好。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專題報告，各位專家圍繞“美以伊戰爭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展開深入研討。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認為，這場戰爭尚未結束，仍面臨多種可能性。多數人認為戰爭將就此結束，以霍爾木茲海峽打開、雙方長期對峙告終，但地面戰爭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如果以當前狀態結束戰爭，伊朗將是“慘勝”——國家遭受數萬次炮彈轟擊，損失慘重，但又獲得重大勝利：伊朗重新主導海灣地區，國際地位急劇上升，霍爾木茲海峽成為其有管控權的區域。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得不償失，兩大戰略目標均未實現，聲譽和地位受到極大影響。美國以一個超級大國對付一個沒有防空能力、沒有其他大國支持的伊朗，打成如此局面，徹底破了美帝國主義的神話，依靠軍事霸權支撐的美元體系將發生根本性改變。

從戰后全球格局看，美國地位的削弱是根本性的。值得關注的幾個方面：第一，歐洲正強化自身軍事力量，將國防開支提高至GDP的5%，一個“醒過來的歐洲”值得高度關注。第二，海灣國家經濟地位將下降，地區安全局勢令人擔憂。第三，全球能源格局將重組，其他產油國將獲得市場。對中國而言，應利用美國影響力下降的窗口期，積極構建新的國際關系，加快國內能源戰略轉型，堅持“安全與發展并重”的戰略。他指出，國內需求不足仍是亟待解決的根本問題，與戰爭相比，國內問題的影響更大、更長遠，必須加大力度擴大內需。總之，美以伊戰爭是美國的衰退，對中國經濟安全是有利的窗口期，關鍵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副院長李巍認為，這場戰爭將進一步拉長中東的“黎明”，使該地區原本期望的經濟現代化進程變得更加復雜。他談了四個方面的體會。第一，俄烏沖突與美以伊戰爭應結合起來看。兩場戰爭都是一個超級大國針對另一國家的軍事行動，背后都有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影子，都表明聯合國安理會處于失能狀態，二戰后國際政治秩序正在加快走向坍塌。與以往戰爭不同，此次除了以色列，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支持美國。

第二，兩場戰爭最大的犧牲者是美國的傳統盟友，主要是歐洲、日本，一定程度上包括韓國。油氣價格高漲威脅其經濟穩定，歐洲高通脹已威脅中下層民眾生活水平，許多國家日用品價格翻了一倍多。日本成為最大利益受損者，日本記者質問特朗普為何不提前告知戰爭，特朗普以“你們偷襲珍珠港時有沒有提前告訴我”回應。相比之下，中國在石油危機中保持了很大韌性，源于能源儲備和能源轉型的巨大成就，這將進一步推動中國電動汽車的海外擴張。第三，這場戰爭對中東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帶來巨大沖擊：關鍵通道控制是一種重要的國際政治權力；伊朗對阿聯酋算力中心的打擊將危及“星際之門”計劃在中東的布局；伊朗對迪拜的攻擊將威脅其金融中心信心。第四，這場戰爭在軍事上具有范式革命意義：美國現代化武器和人工智能的大規模使用，以及伊朗不對稱戰爭中的廉價無人機戰術，均值得深入研究。李巍最后總結，美國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這將加劇其霸權衰落，沒有獲得實質性收益，反而加劇了盟友對其能力和戰略理性的懷疑。這場戰爭會不會成為美國的“滑鐵盧”，尚需時間檢驗。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副所長張斌主要關注宏觀經濟層面。他認為，盡管一季度爆發了戰爭，但全球及中國經濟運行總體情況不錯，全球經濟增長與AI帶動有關。中國延續了去年以來的經濟復蘇進程，內生復蘇力量偏弱，需要進一步逆周期政策發力，但經濟處于向上回升的勢頭中。僅就美伊戰爭而言，負面影響存在但總體可控。他有兩個核心觀點：一是中國經濟處于向上回升的通道當中；二是戰爭影響總體可控。

從經濟復蘇規律看，先有預期改善、信心回升，反映在股市資產價格上；然后是生產、消費、投資回升，企業盈利和現金流改善；最后是就業和收入更廣泛的恢復。對照這一規律，中國經濟信號較為明確：上證綜指從不到3000點回升至4000多點，人民幣匯率破6.8。企業盈利和現金流已處于底部回升狀態，固定資產投資低位回升，消費低位回升，PPI進入正增長，核心CPI仍處低位，就業市場仍在筑底。綜合判斷，中國經濟處于復蘇早期階段。復蘇力量主要來自逆周期政策和出口，內生增長動力仍偏弱，居民買房和企業投資尚未有效啟動。當前仍是“供強需弱”的局面，逆周期政策必須“一鼓作氣”，絕不能在經濟稍有回升時“減油門”。財政政策應保持公共支出增速大于名義GDP增速，貨幣政策應有效降低真實利率。關于戰爭影響，短期內存在負面沖擊但總體可控。中國具有獨特優勢：一是對石油依賴程度相對較低且有一定儲備；二是沒有通脹壓力，降息空間不受制約。同時，盡管資本市場定價已基本回到戰前高點，但戰爭對價格的傳導影響可能尚未完全顯現，后續仍需持續觀察。

淡水泉（香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陶冬將戰爭走勢總結為：戰爭主導權掌握在美國手里，談判主導權掌握在伊朗手里，戰爭攪局權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而戰爭何時結束掌握在華爾街手里。他認為，美伊戰爭對金融市場最重要的不是石油價格，而是石油流出霍爾木茲海峽的流量。當前石油流量沒有太大改觀，已醞釀出三個危機：能源危機、供應鏈危機和金融危機。

能源危機方面，汽油價格上漲，航空油料短缺已經出現。供應鏈危機被嚴重低估，石油不僅是能源，更是化工產品的原料，當前印尼塑料袋嚴重短缺，韓國和臺灣地區半導體產業所需的微量氣體已干擾生產，印度因化肥短缺導致春耕用量大幅下降，南亞次大陸和非洲出現糧食短缺的可能性很高，這些風險市場尚未完全定價。金融危機方面，短期看石油價格與股市、美股與美債、股票與黃金、流動性與風險偏好出現“四個脫鉤”，但從長遠看，這場戰爭沖擊最大的是石油美元閉環。中東國家因恐慌變賣儲備套現，戰后修復將進一步減少石油美元流入，甚至出現凈流出。華爾街兩類資產將受最大沖擊：一是與AI相關的擁擠交易，二是美國私募信貸等脆弱交易，已出現“慢動作擠提”。這是一頭可見但尚未爆發的“灰犀牛”。雖然灰犀牛通常難以預測，但個別是可以看見的，SpaceX即將進行的大規模IPO就是一個可見的節點，其融資規模將對美股流動性產生抽離效應。按照目前股市定價來看，市場可能過于樂觀了。

申銀萬國期貨研究所所長薛鶴翔從期貨市場視角分析。他指出，戰爭作為“黑天鵝”事件，對資本市場、股市、商品市場產生顯著沖擊。在根本矛盾解決之前，打打談談仍是常態，油價將繼續在中高位運行，金融市場正逐步“脫敏”。從歷史對比看，當前與1970年代的最大不同是：美國已成為原油輸出國，不再是制造業產能輸出國；中國取而代之成為全球制造業產能輸出最核心的國家。

原油的影響包括價格和量兩個層面。價格層面，年初提出“萬物通脹”和“商品輪動”兩大特征，今年大宗商品呈現普漲格局，戰爭改變了油價上行的斜率和節奏，但沒有改變整體趨勢。量的層面，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后，原油難以按時按量采購，量的問題涉及更高維度的戰略安全。中國PPI的反彈實際源自去年7月“反內卷”，早于油價見底和戰爭爆發，PPI回暖更多是中國經濟內生復蘇的反映。戰爭影響的具體品種包括原油、天然氣、甲醇、乙二醇等，以及化肥特別是尿素。內外價差巨大，體現我國政策妥善安排，國內沖擊相對有限。對“一帶一路”的影響，既有壓力也有機遇：高油價抑制東南亞國家需求，但新能源汽車、儲能、電力產業在泰國、馬來西亞等國銷售出現井噴。薛鶴翔提出四點判斷：第一，全球對能源資源安全重視度提升，資源民族主義傾向抬頭，對大宗商品價格利好。第二，大類資產會逐步對戰爭“脫敏”，焦點回歸AI、國內經濟復蘇和黃金。第三，下半年依然是大宗商品的牛市。第四，新能源產業鏈機遇大于挑戰，實體企業價格風險管理需求將持續增長。

文章來源：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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