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坐在空調房里避暑，耳邊卻時常響起兒時夏天的叫賣聲——“冰棒——哪七！”因老清江人前后舌音弄不清，“哪七”本是“拿吃”之意，這四個字總是前面兩字拖得長，后面兩字短促。在那個物資并不富裕的年代，這卻是整個夏日里最美妙的聲音。每當炎炎烈日，一聽到家前屋后此起彼伏的叫賣聲，總是按捺不住心頭的躁動，悄悄從儲蓄罐里掏出一枚硬幣，攥在手心里奔跑出去。

那時的冰棒沒有花哨的包裝，木箱子紋理斑駁，箱子上的“棒冰”二字是用紅漆寫的，汁水淋漓地從每一筆筆畫上淌下來。賣冰棒的大嬸戴一頂破了邊的草帽，騎著一輛破舊的“鐵驢”自行車，后車架上捆著一個白里透黑的木箱。孩子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掀開木箱子，再將一層層棉絮揭開，絲絲縷縷的涼氣便冒了出來，仿佛暑氣都在那一刻消散了一半。三分錢一根的純冰棒、四分錢的赤豆冰棒、五分錢的奶油冰棒，價格雖不敢說門清，卻總在心里記著一本小小的賬。

最奢侈的時刻，莫過于小心翼翼地撕開那層滑溜的包裝紙，赤豆冰棒上頂著一小撮甜蜜的紅豆粒，泛著輕煙般的涼霧。舍不得大口咬，一下下舔著，一口口吮著，清涼從舌尖緩緩滑到腸胃，再蔓延到腳底，暑熱頓時像被誰抽走了一般。有時貪婪地咬下一口，紅豆粒在牙縫間游走，那種滿足感，豈是今天超市冰柜里琳瑯滿目的雪糕能夠比擬的。有時幾個孩子湊在一起，你一口我一口，一根冰棒轉著圈吃，甜味傳到嘴邊，笑意掛在眉梢。

吃完了冰棒，最愛去的地方便是花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花街，是清江浦飲食業最集中的地方，東大街300多米長的街道連著安瀾門外不到100米長的花街，飯館林立，人聲鼎沸。可對于我們這些孩子來說，花街最難忘的，是那些梧桐樹。滿街上都是高大茂密的法國梧桐，它們長了幾十年之久，就像一把把碩大碧綠的傘，一年四季為那些老房子遮風擋雨。赤日炎炎的夏日，陽光斑駁地灑在青石板路上，樹下擺著老秤店、五金店、煙酒店，老板們搬出小馬扎坐在門口，搖著蒲扇聊天，有時還會塞給路過的孩子一顆水果糖。

傍晚的花街最是熱鬧。里運河邊的暑氣漸漸退去，南來北往的貨船在河道里緩緩穿行，岸邊的人們在河里游泳、淘米、洗菜、洗衣服。天色暗下來時，家家戶戶把竹涼床搬到街邊，孩子們躺在涼床上數星星，大人們搖著扇子說些聽不懂的閑話。梧桐樹的影子落在灰墻黑瓦上，風吹過樹葉沙沙作響，一切都慢得不像話。那樣的夏夜，沒有手機，沒有空調，鄰里之間的溫情卻像里運河的水一樣，永遠流淌在心上。

那時的人們似乎不那么著急——不像今天的中年人，急著還房貸，急著趕業績，急著把日子過成一種疲于奔命的消耗。那個年代的老淮陰人，骨子里有一種從容。老虎灶從早到晚爐火熊熊，屋里彌漫著水汽霧氣，一分錢一瓶開水，鄰里們提著熱水瓶排著隊，順便聊幾句家常。賣棒冰的吆喝聲里沒有催促的味道，賣香干臭干的小販也不會因為生意清淡而焦慮。花街上的老店鋪一家挨著一家，舊門板上刷著深紅色的油漆，屋檐下掛著布招牌，風吹過來輕輕晃動。梧桐樹見證了這一切——不求回報，只懂得給予和遮涼。

如今的花街，青石板依然光滑，梧桐樹依然高大，但街邊多了文創店、糖水鋪和咖啡廳。里運河水照舊流淌，大閘口的風仍會吹過，可走在花街上的70后，已經白發漸生，步履漸沉。偶爾獨自回去看看，老店關的關拆的拆，認得的人越來越少，樹卻還是那些樹，葉子還是那樣綠。

人到中年，我們常常懷念那根三分錢的冰棒——不是因為它有多好吃，而是懷念那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攥著一枚硬幣奔跑在烈日下的少年，巷口賣棒冰的吆喝聲像信號彈一樣劃過長空，花街梧桐樹下乘涼的人還沒散盡，爐子里飄出飯菜的香味。那時候還不懂什么是“歲月靜好”，現在卻明白了，真正的靜好，不是得到多少，而是每一樣小小的快樂都來得那么簡單，那么純粹，那么容易讓人心滿意足。

時光繾綣，流年碎影。中年的我們，回望七八十年代的老淮陰，回望自己的童年，就像隔著里運河的晨霧看對岸——朦朦朧朧，卻是心底最柔軟的方向。那些夏日的人間煙火，那些質樸的老物件，那些不求回報的給予和接納，早已融進了骨血里，成了我們面對繁華浮躁時，最樸素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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