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宣傳畫

5月16日，被認為是主席發動文革的日子。文革的發動到今天有半個多世紀了，民間對主席發動文革的原因，一直還眾說紛紜。

2011年6月20日，俞正聲同志給上海交大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五千名師生上過一節黨課。課堂上，他和師生們說起毛主席：“我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strong>

正聲同志的這番話是中肯的。俞正聲的親屬在‘文革’中死去六七個；他的妹妹，“文革”開始時是個高中生，在學校里被批斗，后來得了精神分裂癥，自殺了。但很多人對文革的看法和俞正聲不同。有人認為主席發動文革是因為晚年老糊涂了，有人認為主席發動文革是出于私心。

有句話叫做“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史，必先亂人心；欲亂人心，必毀其太祖”，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一些人有意無意對文革動機的胡亂解讀，看起來只是抹黑主席，實際上，損毀的不只是主席的形象，還會讓整個中共、甚至整個共和國的形象被歪曲。

曾有一種說法甚囂塵上，說主席之所以發動文革、是因為和劉少奇的個人恩怨，主席是擔心自己威權不保。陜西作家孫興盛先生曾專門就此事詢問過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女士。

在人民日報社主管的《環球網》上、有一篇孫興盛寫的文章“揭秘！劉少奇與毛澤東僅有的一次正面沖突”，其中這樣記述：

• 我（孫興盛）不禁問：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
• 王光美明確地表示：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
  

《環球網》文章截圖

事實上，任何站在個人恩怨角度上解讀主席、解讀文革，注定都無法自圓其說。

比如，新中國建立后，為數不少的一些老革命、老干部，開始過起了高高在上的“官老爺”生活。主席對此表現得非常深惡痛絕，該殺的殺、該批的批、絕不留情。對此，就有人從個人恩怨角度說三道四，說主席“卸磨殺驢”、“過河拆橋”、不念舊情，主席是個“暴君”。實際上，主席這么做完全是“對事不對人”。

那些人就沒有想過，如果放任這幫“官老爺”騎在民眾頭上作福作威，那么，新中國和舊社會有什么不同？那些為民眾打江山、謀幸福而犧牲生命的無數先烈，他們不就白白犧牲了？若主席對那些蛻化變質者網開一面，他將何以面對逝去先烈們的在天之靈？！……事實上，對“官老爺”念舊情，就是不念先烈的舊情！

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應該從這個角度尋找。要正確解讀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就要站在歷史的、發展的、整體的角度來研究，否則就會得出狹隘的偏激結論。

要把這些研究思路完全說明白，恐怕要涉及世界觀和方法論，思考者在這里就簡單說說吧。
站在歷史角度，就是要找到事發原因。曾有兒子殺死了親生父親的新聞報道，乍看起來兒子是大逆不道?？僧斈阒勒嫦鄷r，這個父親無惡不作、嚴重家暴，天天把妻兒折磨得痛不欲生，你也許就改變了對兒子的看法。
發展的角度，則是要看到事情的結果。某城市經常擁堵，規劃要修高架路。但動工后，擁堵更加嚴重。市民出行更加不方便，很多市民怨聲載道、罵政府亂作為。高架路修好后，大家都出行順暢了，當初的那些抱怨者、也都改變了看法。
整體的角度，就是要全面地看問題。做過農活的，都知道“間苗”。間苗，就是把幼苗中的一部分給拔掉，以改善通風和日照。如果只盯著被間掉的幼苗，那肯定是摧殘生命；可是如果能看到間掉部分幼苗后，其他幼苗的生存條件得到極大改善，整體產量得到提升。那么，這就是好事兒了。

1949年。王光美和劉少奇

王光美女士在接受孫興盛采訪時，說過：“文化大革命”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復雜性。這句話，結合光美女士說“文革是和‘四清運動‘緊密聯系一起的”，整體的意思無疑就是：主席發動文革絕非因為一時一事。

其實，即便四清，也都不是孤立事件。大躍進時，干部隊伍中出現了“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五股歪風，這些做法都不符合黨的要求，還造成“困難時期餓死人”極度惡劣的后果。有鑒于此，主席說“我們的基層政權，有相當一部分不在共產黨手里”，所以，就“要把壞人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

隨之，1960年底開始，全國陸續展開了整風整社運動。河北保定在整風整社運動中，發現并處理了七十件重大案情：

• 貪污盜竊有二十七人，其中千元以上的十三人。他們以收入不記帳、賣多報少、造假單據、重支冒領等手段，貪污盜竊。
• 嚴重揮霍浪費二十起，他們以公為名，到處拉關系，大擺宴席，請客送禮，揮霍浪費十七萬二千四百多元，糧食十萬多斤。
  另外發現的問題還有：有些黨員干部由于搞投機倒把，已經從生活腐化墮落到蛻化變質。有的認敵為友，同敵人搞關系，拉親戚，被敵人篡奪了集體經濟大權。甚至有的實行封建家族統治，為非作歹，殘害群眾。
  

保定發現案情的切入口就是“四清”，即：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這些措施都有明確的針對性，就是為了解決當時農村基層干部中暴露出來的問題。

保定的“四清”經驗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認可，于是開始在全國推廣。農村四清的同時，城市開展了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

四清材料

這次城市里的“五反”運動，和建國初在城市進行的“三反五反”一脈相承。所謂“三反五反”，就是機關干部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工商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不能看出，無論早期的“三反五反”，還是后來的“五反”，核心問題其實都是干部。只要干部問題解決了，所有問題就都解決了。那時，農村的“四清”和城市的“五反”，又稱“城鄉社教運動”。

“社教”就是社會主義教育。說起社會主義教育，大家可能都感到很抽象。沒關系，我們看看社教的目的，就能對此有具體認識：整頓干部作風，解決干部、群眾之間的矛盾，防止在中國發生修正主義和“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簡而言之，社教核心內容是：整頓干部作風。1963年8月5日，經主席同意，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少奇同志親自掛帥。但是，接下來的“四清”運動開展情況，并沒有做到讓主席滿意。1965年元月，根據主席對“四清”運動的意見，中央形成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在這個文件中，明確了“搞好運動的標準”：

• 1、要看貧、下中農是真正發動起來了，還是沒有發動起來。
• 2、干部中的“四不清”問題，是解決了，還是沒有解決。
  3、干部是參加了勞動，還是不參加勞動。
  4、一個好的領導核心是建立起來了，還是沒有建立起來。
  5、發現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是將矛盾上交，還是發動群眾，認真監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產，還是減產。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這些內容總結起來，核心內容就是發動群眾、解決干部作風問題。在這個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人認為，在那個時期，主席把“我國社會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了。其實，這是黃口白牙。

• 據薄一波回憶說：（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提出“四清”運動“，一不要讀文件，二不要人多，三不要扎根串連，要依靠群眾，清少數人，有則清清，無則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 （資料來自人民網>>文史頻道，“毛澤東為何決心搞劉少奇：“大權旁落”之后不甘心？”一文）
  

主席明明說了“無則不清”，怎么就擴大化、絕對化了呢？事實上，自大躍進以來，在中央的領導當中，主席一直都是最清醒的。是主席最早指出的大躍進中“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瞎指揮”等等嚴重問題，并先后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1958年12月的武漢會議、1959年二三月間的鄭州會議上、1959年2月的上海會議上，努力加以糾正。

接下來，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期間，主席還號召全黨講真話、學習海瑞的剛直不阿。主席的秘書胡喬術將這個情況告訴了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鼓勵他寫一下海瑞。吳很快寫出《海瑞罵皇帝》等文章。59年下半年,吳晗將海瑞的故事改編成了歷史劇《海瑞罷官》，并由北京京劇團于1961年初公演。

但是，令吳晗想不到的是：4年以后，江青與張春橋策劃，由姚文元寫出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并發表于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匯報》。

今天看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里確實有些內容存在牽強附會之嫌，但是為什么當時能夠得到主席的支持呢？主要原因其實還是在吳晗那里。吳晗劇本里所表達的意思，一方面是頌揚海瑞、想讓干部都做“海瑞式”的清官，另一方面讓“被壓抑、被欺負、被冤屈”的底層民眾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大老爺的身上。

可是，哪個朝代沒有一個半個的清官呢？一個封建社會的清官真的就可以被當做共產黨干部的楷模嗎？吳晗領會錯了：主席欣賞海瑞身上的剛正不阿，不等于說他是共產黨員的楷模！何況，讓受壓迫的民眾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海瑞式的清官身上，顯然是和主席一貫倡導的發動群眾、解決干部作風的思路南轅北轍！

批《二月提綱》

最高指示：關于文革

當時，盡管主席對姚的文章并不感到十分滿意，甚至還評價說文章“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但畢竟，姚文元的這篇文章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主席的思路。

有些人對此就不理解了：明明是主席號召大家學習海瑞，人家吳晗為了迎合主席、專門寫個劇本，主席卻反過頭來批判吳晗，這不就是反復無常嗎？……這些習慣從個人喜好、私人恩怨來解讀一切的人，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主席的。在主席的支持下，批判《海瑞罷官》的范圍迅速擴大。

面對這種情況，以彭真為主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1966年2月3日擬定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文件，即《二月綱領》。

文革五人小組：１９６４年７月２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成立一個五人領導小組。

“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領導全國思想文化工作。小組組長是彭真，成員有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人民日報》總編吳冷西。

《二月提綱》的核心內容是想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范圍內，避免把學術界的思想斗爭發展為政治運動。吳晗文章、劇本都是面向社會公開發表、公開上演的，沒限制在學術界內傳播，批判的文章怎么就要限制在學術范圍？所以，這個綱領一出臺就遭到主席批評。

一方面，主席認為，底層民眾的翻身，絕對不應該依靠少數的“清官”；另一方面，要改造干部的作風，必須不能限制在學術范圍內討論，必須要放手發動群眾。

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由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這個《通知》中，不僅否決了《二月提綱》，而且撤銷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由此，“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