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進邊疆治理，需要強化理論支撐。要加強邊疆史和邊疆治理相關的多學科研究，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中國邊疆學是一門以研究中國疆域歷史形成以及邊疆地區社會發展、民族關系、治理實踐等內容為核心，集歷史學、民族學、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等多學科于一體的交叉性新興學科。目前，我國邊疆學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在服務邊疆治理和國家戰略中發揮了應有作用，但在學科理論、方法、范式等方面，還缺乏鮮明的中國邊疆研究導向，亟須構建以中國邊疆為邏輯起點、以“中國邊疆歷史、現實特性”為認知范疇、以邊疆治理現代化為現實關懷的自主知識體系。

我國歷來重視邊疆地理、交通、風俗、資源、人文等知識，并在古籍中保存了大量邊疆地理志、圖經、行紀等文獻，如《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大唐西域記》《嶺外代答》《島夷志略》《皇輿全覽圖》等，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但是“中心—邊緣”和“華夷之辨”思想束縛了古代對邊疆知識體系的建構。

▲學術出版物是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重要載體。《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國邊疆學》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邊疆研究領域學術出版物。圖為兩份出版物封面。 中國邊疆研究所供圖

近代以來的中國邊疆研究，始于因應邊疆危機而產生的邊疆史地學。清乾嘉以降，“西北史地學”興盛，以考據為基、經世為旨，開辟了邊疆實證研究之先河。其考察范圍已經系統涵蓋政治、外交、文化、經濟、社會、民族等內容，但仍談不上科學性的理論建構和方法論自覺。吳文藻先生認為，“民國以前，中國有籌邊政的策論文章，而無研究邊政的專門學問”。韓儒林認為：“嘉道以后，我國學者在西北輿地之學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時代的拘限，沒能進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現了停滯不進的狀況……”

20世紀初，西方人類學、社會學東漸后，在救亡圖存時代大潮的推動下，我國學者們將邊疆作為重要調查研究對象，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邊政學。邊政學是在中國孕育發展起來的新興交叉學科，多學科與現實導向是邊政學知識體系建構的核心要義。支撐邊政學發展的有生物學（古生物學）、地質學、考古學、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等，而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則是邊政學發展初期的核心支柱。民族學學者主要以田野調查方法為依托，系統全面、翔實可靠地記錄邊疆社會的方方面面，為深入了解、建設邊疆奠定了資料基礎。然而，邊政學的理論基礎與方法、范式，特別是從文化角度對族群、民族等問題的探討，不可避免受到西方民族理論的影響，因此存在很大局限。

除民族學外，西方“中國學”研究也深刻影響了中國邊疆研究。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的“東方學”研究蓬勃興起，他們對與西方相對的東方諸地區、國家、民族和族群的研究，形成了與西方新語文學對應的眾多東方“民族語文學”新學科。這些域外“學”以地域或族群命名，一方面發揮西方學術在歷史比較語言學、民族學方面的優勢，對于研究對象的語言、文字、民俗、文化乃至歷史進行了系統探究；但是另一方面，其所制造的“語言—族群—主權”的虛假同構鏈條，亦需高度警惕與有效防范。

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邊疆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核心研究方法。為鞏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邊疆學界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疆域版圖、歷史上的民族關系等關鍵問題展開研究，為中國邊疆歷史敘事提供了框架和體系。特別是新時代以來，邊疆研究日益走深走實，學科建設不斷推進，研究視角更加多元、理論特色更加鮮明、學科體系逐步完善、實踐導向和問題意識更加凸顯，有力服務國家邊疆治理大局。同時，也應清醒認識到，當前邊疆知識生產仍存在理論原創性不足、學科交叉深度不夠、理論回應現實能力偏弱、國際話語權有待提升等問題。

面向新征程，中國邊疆學知識體系的建構，要堅持唯物史觀，立足中華民族發展史與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史的雙重維度，在歷史長河中厘清邊疆與內地雙向塑造、互構共生的辯證關系，準確把握邊疆作為國家有機組成部分的內在統一性，深刻揭示邊疆地區在維護國家安全、弘揚中華文化、加強民族團結、促進開放發展、構建和諧周邊等國家重大戰略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為推進邊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高水平學理支撐。

一要加強中國邊疆學核心概念的科學界定。系統梳理“邊疆”以及與之相關的“民族”“主權”“治理”等基本概念的歷史語義流變與當代內涵，辨析其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語境中的核心指向與實踐張力，以中國邊疆歷史及現實特性為指引，形成表述清晰、邏輯自洽、內涵明確，兼具歷史縱深感、現實解釋力與國際對話能力的中國邊疆學核心概念，避免概念泛化、濫用與理論空轉。

二要深化中國疆域整體史的理論探索。既要突破西方二元對立的敘事陷阱，也要摒棄王朝史觀“中心—邊緣”的僵化結構，建構一種動態、互構、整體性的歷史解釋體系。要以立足“五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為核心指引，著重梳理邊疆與內地互動共生的歷史脈絡，揭示各民族在疆域形成、制度創設、文化交融、經濟聯動中的貢獻，為當代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提供堅實的歷史依據與理論支撐。

三要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國家”理論。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在中國幾千年歷史實踐中鑄就的，既不是受西方民族國家建構影響的產物，其獨特發展道路也完全突破了“民族—國家”的認識局限。這一歷史事實要求我們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立足中國自身的歷史語境，從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出發，深入研究邊疆發展的歷史進程，系統揭示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發展規律，準確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內在機理與歷史必然性。

四要在邊疆各民族發展史研究中，以漢文史料為基本框架，用好少數民族文字古籍文獻，將歷史上邊疆地區的社會演進、人群發展與中國整體歷史進程緊密結合，牢牢把握中國疆域形成發展、歷代王朝治邊實踐、邊疆社會結構變遷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規律等主線。漢文史料具有連續性、全面性等特點，時間上涵蓋中華民族各個歷史時期，地域上覆蓋包括中原與邊疆的廣大地區。藏文、蒙古文、滿文等大量少數民族文字古籍文獻，生動記錄了邊疆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面貌及其與中原地區的密切聯系，從多民族視角印證了“大一統”的歷史追求與共同價值，是史料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要在邊疆治理現實問題研究中體現理論建構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如，從維護邊疆安全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目標的角度，提煉出理解邊疆安全關系、風險類型與總體安全邏輯的理論框架，推動邊疆安全研究在學理與方法上系統發展；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邊疆實踐構建理論框架，探索邊疆治理體系與現代化建設適配性、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邊疆安全穩定與開放發展辯證關系等；以海洋強國建設為目標，圍繞“保護海洋與開發海洋有機協調發展”“海陸一體、聯結世界”“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等構建海疆理論框架，深化理論認識。

六要構建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新中國周邊外交理念與實踐，有利于發展當代中國與周邊關系的中國特色地緣政治理論體系。既要扎根中華文明“和合共生”的政治智慧與“大一統”治理傳統，也要汲取歷代邊疆治理中“親仁善鄰”“國雖大，好戰必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講信修睦”等制度智慧與實踐理性，更要立足當代中國邊疆治理現代化及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成功實踐，推出邊疆研究成果，講好新時代中國邊疆治理故事，提升中國邊疆學在國際學術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李翠　海寧

制作 | 魏妙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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