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余華的小說我之前看的不多。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讀大學的時候，余華、馬原、蘇童、格非這些人當時都火得不得了，他們的不少的作品都被內地的第五代導演看中，改編成了電影，有的還在國際上獲獎。

余華他們也被當時的文學評論界冠以“先鋒作家”的響當當的名號。

我當時也湊了個熱鬧，胡亂找來看過幾本，但都談不上特別喜歡。可能我骨子里還是更喜歡那種接地氣的作品。

那時兩位湖北的女作家池莉和方方，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們創作的反映普通老百姓柴米油鹽醬醋茶日常生活的作品，比如《太陽出世》《風景》，倒是覺得不錯。

對那些先鋒作家的作品，總覺得它們形式大于內容，故而采取避而遠之的態度。這當然是我那時樸素的想法。

等到再次看余華的作品，已是人到中年以后。

那時從網上找來一些余華作品的電子書來看，現在記得到的，印象比較深的，有《河邊的錯誤》《鮮血梅花》。

《河邊的錯誤》是個披著懸疑小說的外衣，探討理性的崩塌、真相的虛無與存在的荒誕的先鋒小說，是余華早期的一個實驗作品。

據說，當初張國師想要改編的余華的作品就是這篇《河邊的錯誤》，不過在看了余華當時新鮮出爐的小說《活著》之后，又臨時起意，果斷放棄了《河邊的錯誤》，而選擇了《活著》。

應該說，老謀子的眼光，或者說是運氣不錯，這次他又賭對了，花了兩萬五千塊錢人民幣的巨資買下了小說的電影改編權。

電影《活著》在1994年獲得了第 47 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主演葛優也憑借在此片的出色表演成為首位華人戛納影帝。

連余華本人都非常認可張藝謀的改編，在豆瓣電影上的評分高達驚人的9.3分。也是迄今為止我認為張藝謀拍的最好的電影，沒有之一。

《鮮血梅花》是余華僅有的一部“武俠小說”或者說是“反武俠小說”，發表在1989 年第 3 期的《人民文學》上。

阮海闊身為江湖名劍之子，自幼背負為父復仇的宿命。父親遭江湖仇家暗算身亡，留給他一柄梅花劍與尋仇的使命，可他天生性情茫然怯懦，全無武林中人的俠氣與銳氣，既無精湛武功，也無復仇的堅定執念。

他循著模糊線索漂泊江湖，漫無目的地尋訪仇人蹤跡，一路與世浮沉，任由命運推著前行。江湖恩怨錯綜復雜，各路人物來去匆匆，線索零散又縹緲，他在輾轉途中漸漸迷失，連復仇的初心也慢慢淡化。

阮海闊被動卷入江湖紛爭，見證人情冷暖、恩怨糾纏，卻始終無力掌控自身命運。他沒有快意恩仇的豪情，也沒有俠客建功立業的抱負，只是在宿命的枷鎖里茫然游蕩。最終這場背負一生的復仇，在時光與虛無中悄然消解，他始終沒能真正完成復仇，只余下江湖漂泊的孤寂與宿命的荒誕。

《鮮血梅花》借武俠的外殼，顛覆了傳統武俠小說的寫作套路，解構了傳統江湖的英雄與復仇母題，重在寫迷茫與遺忘，消解英雄、解構復仇、宿命虛無。

余華的小說，唯一讓我心甘情愿從口袋里掏出錢來買下紙質實體書的，就是《活著》。

福貴前面的那些經歷，特別招人恨，估計有讀者都想沖進書里打他一頓。讓我想到了魯迅的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還有那句爛大街的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也許我說福貴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未免有些殘酷，但事實似乎確實的確如此。

有句中國網友耳熟能詳的英文是這么說的“no zuo no die ”，不作死就不會死。

可福貴剛好反過來了，這一輩子瘋狂作死，偏偏全員親友都落幕，只剩他自己熬到最后。

年輕的福貴是標準的敗家的紈绔子弟，吃喝嫖賭，整日不是賭錢就是逛窯子，并且不顧家人的勸誡，硬生生把祖上偌大的家產一夜輸光。這就是最典型的 “作死”，把好日子親手作沒，氣死老爹，自己親手把原本安穩體面的人生給徹底毀掉。

可吊詭的是，福貴作盡了人生的荒唐，往后余生卻只剩被動承受苦難。被抓壯丁遠離家鄉，回鄉后眼睜睜看著親人一個個離去：母親、有慶、鳳霞、二喜、苦根，一個個被命運奪走。

那些踏實勤懇、本本分分過日子的親人，反倒沒能熬過歲月的摧殘，唯獨年輕時肆意作死、揮霍福報的福貴，反倒在一次次的厄運打擊下硬扛了下來。

小說的最后，在夕陽下，那個叫福貴的老頭，牽著老牛走在鄉間路上，嘴里念叨著逝去家人的名字，像是和他們輕聲說話。

福貴把所有的苦難都熬成了尋常，不再追問命運的不公，只是單純地為了活著而活著，沒有多余的期盼，也沒有濃烈的悲傷，只剩一種渡盡劫波、歷盡滄桑后的通透與安然。

福貴把他的名字活成了一種反諷。

受學生時代的影響，那時的語文課上，每學完一篇課文，老師最后總要求我們提煉文章的中心思想，好在對《活著》來說，這個答案是現成的。

余華在小說的前言的最后，對本書的中心思想有一個精煉的概括，注意：這是作家本人給出的標準答案，而不是參考答案。

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