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2月14號這天，在山西文水縣的云周西村，村里頭熱鬧不起來，反而透著一股嚴肅勁，那么這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呢？很簡單就在那天有一場公審大會馬上就要開了，此事至關重要。

要說這公審大會的關鍵人物，就是那個出賣了劉胡蘭的叛徒石五則。這時候的他，已經在看守所里待了三年多，日子過得提心吊膽，沒一天踏實的。

后來聽當年辦這個案子的人回憶，就在要行刑的前幾天，有天半夜里，石五則突然跟瘋了似的拉住看守，湊到人家耳邊，壓著聲音絮絮叨叨說了幾句悄悄話，那模樣，又緊張又害怕。

也就是這幾句話，把藏了十幾年的秘密給捅破了，1947年1月12號那天，敵人突然來村里抓人，當時全村人都納悶，覺得是敵人太狡猾，才摸清了底細，可誰也沒想到，那份抓人名單，竟是石五則親手遞出去的。

他就像一顆藏在村里的毒釘子，藏了這么多年，沒人發現，卻干著最傷天害理的事。

1947年剛開春之時，山西文水縣的云周西村剛辦完土改，村里人的心思還沒完全安定下來，總覺得心里不踏實。就在1月8號這天，閻錫山的部隊突然殺了個措手不及，沒打招呼就折了回來，一進村就抓走了四個人。這四個人分別是石三槐、石六兒、張生兒，還有村里農會的秘書石五則。

先說石三槐和石六兒，這倆都是硬氣到骨子里的漢子，敵人把他們打得渾身是傷、血肉模糊，疼得直抽抽，可他們硬是咬緊牙關，一個字的秘密都沒透露給敵人。

可等輪到石五則被帶進審訊室，沒熬多久就撐不住了，把知道的事兒全說了出來。村里誰是共產黨員、誰幫武工隊送過消息、誰替組織藏過槍支彈藥……他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家里記的賬本還要詳細。而最要命的一句，就是他親口跟敵人交代：“劉胡蘭，也是他們一伙的。”

也就過了四天功夫，那些敵人又殺回來了，這次的行動，簡直準得邪乎，就跟提前摸清了所有底細一樣。他們分了三路，一路包一路，直奔著目標就去了，沒一點多余的動作。劉胡蘭、張年成、石世輝他們五個人，硬生生被人從家里拽了出來，連穿件厚衣服的功夫都沒有，之后又被跟之前關起來的四個人湊到一起，押著往村南頭的大廟跟前走。

等大伙兒到了地方才發現，那三口鍘刀早就擺得整整齊齊，太陽一照，那寒光晃得人眼睛都睜不開，看著就心里發慌。村里的老百姓被敵人逼著都出來圍觀，一個個大氣都不敢喘，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手心全是汗，誰都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不好的事了。

就在這讓人窒息的時候，石三槐朝著圍觀的鄉親們大聲喊了一句：“我們的死……”這話還沒說完呢，站在敵人隊伍里的石五則，居然抄起旁邊一根木棍，對著石三槐的后腦勺就狠狠砸了下去！如此做法顯然是有貓膩。石三槐連哼都沒哼一聲，當場就倒在地上，昏死了過去，緊接著就被敵人拖到了鍘刀底下……

緊接著，石六兒、張年成、石世輝、劉樹山，一個都沒逃過，就連71歲的陳樹榮老人，敵人也沒半點手下留情。不一會兒，六具尸體就橫躺在大廟跟前，鮮血順著地上的土縫往下滲，把好好的黃土地，都染成了暗紅色，看著觸目驚心。

輪到劉胡蘭面對敵人時，敵人先是假意哄勸，見軟的行不通，又開始兇狠威逼，逼著她交代：“快老實說！還有哪些人和你一起做事？”

劉胡蘭神情格外冷淡，只淡淡回了句：“從頭到尾就只有我自己。”

敵人又拿出金銀財寶想收買誘惑她，劉胡蘭壓根不為所動，眼皮都懶得抬，語氣鏗鏘又堅定：“就算送我一尊純金人像，我也絕不會背叛同志、出賣戰友。”

話音剛落，她從容抬手整理了一下頭上的白毛巾，邁著沉穩的步子，不慌不忙走到鍘刀旁邊，坦然躺了下去。誰能想到，這位英勇無畏的姑娘，犧牲的時候才剛剛十五歲。

可當時在場的大伙兒，心里都藏著一個大大的疑問：敵人怎么就能精準地找到要抓的人？他們的行動，怎么就跟裝了導航似的，一點都不跑偏？

其實啊，當天就有人看出不對勁了。同一天被抓的那四個人里，石三槐和石六兒是被人用繩子拖著回來的，渾身上下全是血，衣服也被撕得稀爛，看著就遭了大罪；可石五則和張生兒呢，卻走得穩穩當當，衣服干干凈凈的，臉上別說傷口了，連一道劃痕都沒有。這么明顯的差別，只要是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出來不對勁。可那時候是什么年代啊，誰又敢多嘴？誰又敢去質疑所謂的“自己人”呢？

要說最讓人膈應、最惡心的，還得是解放之后的事兒。那個石五則，不光沒被算舊賬、受懲罰，反倒天天到處裝可憐，逢人就哭哭啼啼，說自己有多冤，受了多大的委屈。

他還特意跑到石三槐家，裝出一副好心腸的樣子，假情假義地跟人家說：“當初我打他那一棍子，真不是故意害他，就是想著讓他能少遭點罪，別那么痛苦。”可轉頭呢，他就背地里偷偷嚼舌根、放閑話，跟別人說：“你們都搞錯了，真正給敵人告密的，其實是石三槐本人！”

你說這人壞不壞，這招賊喊捉賊玩得也太溜了，心又陰又毒。就這么扯來扯去，時間久了，村里還真有不少人信了他的鬼話，就連石三槐烈士的家里人，都開始犯嘀咕、打問號：難不成，我們家三槐，真的叛變了？

上世紀50年代拍《劉胡蘭》這部電影的時候，編劇可太離譜了，居然把石三槐寫成了叛徒！在電影里，本來是個寧死都不肯低頭的硬漢子，硬生生被改成了出賣自己同志的內奸。英雄們生前為了大家拋頭顱、灑熱血，到了死后還要被人潑臟水、背黑鍋，這哪里是在紀念烈士啊？說白了，這跟再殺他一次沒什么區別。

再說石五則，他當初為啥要背叛呢？真不能簡單用“膽子小、怕死”這四個字就概括過去。時間回到1946年，那時候正在搞土改，石五則當時是農會的秘書，他偷偷包庇了一個姓段的地主寡婦，這事最后被劉胡蘭當眾給指出來了。組織上一調查，就把他的農會秘書職務給撤了，連黨員身份也給取消了。

在那個年代，這等于徹底“社死”，沒了權力，沒了地位，連說話都沒人聽了。他心里恨啊！眼看自己從“管事的”變成“邊緣人”，干脆一咬牙，投靠了閻軍特務，搭上了“奮斗復仇隊”的線，成了敵人安插在村里的“眼睛”。

解放初期，上面也審查過他，但他嘴硬得很，加上當時局勢混亂，竟讓他蒙混過關。1951年鎮反運動，殺害劉胡蘭的主犯張全寶、侯雨寅一個個被槍斃，石五則卻還在村里晃悠，甚至以“老革命”自居，逢人就說自己“受了委屈”。

1952年冬天，湖南永順縣的一個禮堂里，正在放映電影《劉胡蘭》。臺下坐著一位叫陳德鄰的干部，他是云周西村人，更是石三槐的親外甥。看到銀幕上三舅被演成叛徒，他整個人都懵了，手心全是汗：“我三舅是被鍘死的！怎么可能告密？”他清楚記得，1947年那天，三舅被抓走時眼神堅定如鐵，回來時卻只剩一具冰冷的尸體。

從那天起，陳德鄰就跟這事杠上了。他先寫信質問編劇：“誰告訴你石三槐是叛徒的？”對方回信：“是你八叔和大舅母提供的材料。”他立刻找這兩人對質，對方一開始支支吾吾，最后才吞吞吐吐承認：“是石五則說的……”

這一下，陳德鄰心里猛地一沉，咯噔一下就反應過來，原來問題的關鍵在這啊！他跟個偵探似的，一戶一戶地去找當年知道內情的人。后來還真讓他找到了張生兒，就是當年跟石五則一塊兒被敵人抓起來，最后還活著回來的那個人。張生兒一開始壓根不敢多說一個字，憋了好一陣子，實在受不了良心上的煎熬，才壓低聲音跟他說：“1月8號那天在大象村，敵人先審問石三槐和石六兒，把他倆打得都沒法開口說話了。”

接著叫走石五則，沒多久又把我叫進去，說‘石五則說了你沒問題，你倆好好配合’……”

要說最為關鍵的證詞，還需看石六兒的妹妹石玉貞。她的陳述亦極為重要，毫不夸張的說，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她回憶道，1月12號一大早，她拎著飯去牢房給哥哥送吃的，隔著牢房的窗戶，石六兒只來得及跟她說了一句話：“我跟三爺那兒，啥都沒吐露，倒是五爺，把所有事兒都招了。”沒等過幾個鐘頭，她哥哥就被鍘刀處決了。

把這些零碎的線索湊到一塊兒，事情的真相就再也藏不住了。陳德鄰一筆一劃整理了八份申訴材料，分別寄給了省里、華北局、全國青聯這些地方……只不過，那些寄出去的信，就跟扔到大海里的泥牛似的，一點兒回音都沒有，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但陳德鄰沒泄氣，一封接一封地寫，就這么查著、申訴著，一熬就是七年。

好在功夫不負有心人，到了1959年6月，山西省委副書記鄭林到云周西村檢查工作，這下子機會終于來了。當他聽說石五則還照樣逍遙法外、沒受到任何處罰時，當場就拍了桌子，氣得不行：“陳德鄰一個遠在湖南當干部的人，都拼著命反映這事兒，你們就在本地，天天守著，居然裝糊涂、當沒看見？！”這句話就跟一聲炸雷似的，一下子點醒了所有人，這個案子也終于得以重新調查。

同年9月，石五則被捕。面對堆積如山的證據，他心理防線徹底崩塌，全盤交代：是他出賣了劉胡蘭等七位烈士，是他向敵人提供名單，是他親手打暈石三槐，是他為了保命背叛了信仰。

1963年的2月14號，云周西村可熱鬧壞了，村里要開公審大會，消息跟長了翅膀似的，傳得飛快。不光咱村的老少爺們、大娘大嬸全都湊了過來，連周邊十里八鄉的鄉親，也都特意趕過來瞧熱鬧，把會場圍得嚴嚴實實的。

當時石五則被人押著走上臺，自始至終都耷拉著腦袋，一句話也沒敢說。等審判人員宣布他死刑的判決之后，他就被帶到了劉胡蘭烈士的墓前。隨著一聲槍響，這個靠撒謊騙了十六年的人，終于結束了他的一生。

據說行刑前夜，他拉住看守，聲音顫抖：“是我干的……”這句遲來的懺悔，或許是他良心最后的掙扎，也終于為那些蒙冤的烈士洗清了污名。

如今提起這段歷史，心里也是五味雜陳。氣的是，有些人為了私利，竟能把刀捅向最信任自己的同志；敬的是，像陳德鄰這樣的人，哪怕遠隔千里，哪怕時隔多年，也要為親人討一個清白。他不是為了報仇，而是為了真相。不是為了私怨，而是為了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