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大霞漫漫談）

2007年以前，各國生育率走勢是分散的，有升有降。2007年以后，幾乎所有國家的生育曲線都開始往下走，而這個拐點發生的時間點跟智能手機普及的時間高度吻合。

在這里，我們先看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

在五年前，聯合國預測韓國2023年新生兒會有35萬。但是那一年實際出生了多少？23萬。比預估的數值低了整整50%！

不只是韓國。在全球195個國家里，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每個婦女生孩子的數量已經不到2.1個。2.1是什么概念？這是維持人口不萎縮的最低門檻。如果低于這個數，人口就會自然減少。

在生育率最低的66個國家里，平均每個婦女生的孩子差不多只有1個。很多國家女性最常見的選擇就是不生。

如果說低生育率以前是富裕國家的專利的話，那么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更嚴重。墨西哥的生育率已經低于美國。巴西、突尼斯、伊朗、斯里蘭卡也在走同一條路。

很多人一說到年輕人為啥不生孩子，第一反應就是：房價過高、養娃很貴、職場還特別卷。

于是《金融時報》就此做了一個很系統的梳理，把最常見的幾種解釋一個一個的檢驗一番，看看它們中的哪個能同時滿足這三個現象：長期趨勢、近年加速、全球同步。

最后得出的結論很有意思。

1、住房困難

這確實能解釋一部分長期的趨勢，但是卻解釋不了最近幾年為啥突然就加快了，更解釋不了為啥全球一起往下滑。

例如北歐國家，他們的住房條件好的很，政府給的育兒補貼也超多，可是生育率照舊還是不停的下滑。

2、青年貧困化

同樣，這確實也能解釋一部分的長期趨勢，但是對近年來忽然加速的解釋力也只有中等水平，同樣也解釋不了全球同步這個現象。

3、女性的高學歷化

這個對長期趨勢的解釋力很強，但還是解釋不了為什么近年來突然加速，對全球同步的解釋力也只有中等。

也就是說，房價、收入、教育這些因素，可能都在起作用，但沒有一個能單獨解釋"全球同步下滑"這個現象。

而真正能在"近年加速"和"全球同步"兩方面都拿到高分的，只有一個變量：智能手機。

如果我們把各個國家生育率明顯下滑的時間點，和智能手機在當地普及的時間點進行對比。就會發現最終的結果驚人地吻合。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年輕人的生育率從2007年左右開始明顯下降。那一年，第一代iPhone問世。

法國和波蘭，2009年開始明顯下降，這是歐洲4G網絡開始普及的時間點。

墨西哥、印度尼西亞，2012年開始明顯下降，這一年，新興市場進入智能手機普及期。

加納、尼日利亞、塞內加爾，2013到2015年之間開始明顯下降，這是非洲迎來智能手機普及浪潮的時候。

伊朗、埃及，2015年開始明顯下降，這是中東移動互聯網擴張的時期。

研究人員甚至用谷歌移動應用的搜索量作為手機普及的代理指標，結果發現各國呈現高度的一致性。適齡群體中，年齡越小的群體，下降幅度越大，而這與智能手機使用強度完全正相關。

如果你把這當成巧合，那全球這么多國家同時出現同樣的巧合，這個概率就未免太低了。

但是這事情不能簡單歸結為"刷手機刷多了"

傳統解釋是年輕人刷手機刷多了，沒時間談戀愛。這個解釋其實非常的表面。

更深一層的影響在于，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改變了人們對于親密關系的需求方式還有滿足方式。

我們可以把這個因果關系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技術觸發。

4G網絡普及，智能手機大規模進入年輕人生活，社交媒體平臺崛起。

第二層是社交中介。

技術本身不會直接讓人不生孩子，但它改變了一些中間環節：面對面社交的時間大幅萎縮，以韓國年輕人為例，過去二十年里，面對面社交的時間減少了一半；擇偶標準在Instagram式的比較效應下被抬高；性別期望出現斷裂，女性看到了更多元的生活方式，對親密關系的期待值提升了，但同年齡男性的在這方面的認知和行為轉變卻跟不上。

第三層才是人口結果。

結婚率崩潰，出生率崩潰。夫婦數量減少，夫婦生育的子女數量也減少。最終呈現出來的，就是全球三分之二的國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率。

我們不能把智能手機當成唯一的罪魁禍首，而是要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脈絡里來看。

實際上，媒介技術的發展對生育行為的系統性壓制，已經有70年的歷史了。

20世紀50年代電視開始普及，研究者就發現電視比收入更能預測生育率。21世紀00年代的研究進一步證實，電視和性生活減少有直接關系。電視劇效應也已經被驗證：多看描繪小家庭結構的電視劇，會讓女性生育意愿降低。

2010年代社交媒體興起，芬蘭的研究人員發現社交媒體使用與X功能障礙發生率升高相關。

智能手機是迄今滲透最深、使用時間最長的新媒介，壓制效應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強度。與之前的電視和傳統社交媒體相比，智能手機把之前的影響效應放大了好幾倍。

這里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到底是讓人們對親密關系與家庭的情感需求被消解，還是僅僅提供了一種成本更低、門檻更低的替代性滿足方式？

這倆解釋聽著差不多，但對于政策的指導含義完全不同。

如果是前者，那意味著年輕人不想要親密關系了。如果是后者，那意味著他們仍然想要，但覺得通過傳統方式去建立家庭，成本太高、難度太大，于是選擇了"低成本替代方案"。

而數據顯示，大多數年輕男女其實仍然希望生育至少兩個孩子。即使在生育率全球最低的韓國，大多數女性仍然表示想要孩子。問題不在于意愿，而在于"我想要"和"能做到"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

換句話說，人們不是不想生，而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一起生，或者即便找到了，也發現組建家庭的門檻比想象中高得多。

芬蘭人口學家安娜·羅特基爾希的研究支持這個判斷。她發現那些社交媒體使用最頻繁的年輕人，X功能障礙發生率比較高。但她覺得，這可不只是使用時間的事兒，更像是社交媒體展現出來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讓年輕人更不容易建立穩定的戀愛關系。

斯坦福大學的埃文斯教授有個觀察，比較值得思考。她認為，類似Instagram和TikTok這種社媒，讓世界各地的年輕女性有了更寬泛的比較視野，也提升了她們對戀愛關系的期望。可相比之下，同年齡男性的認知和行為轉變卻嚴重落后。這種“期望落差”才是問題的關鍵。

那怎么辦？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根源不在某個單一因素上。

提供住房、發放育兒補貼，這些是工業時代的政策工具，只能應對工業時代的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只是錢了。

要是一個年輕人連談個對象都做不到，那你給他再多的補貼，他也不會結婚生子。如果一個社會的社交方式已經完全被數字平臺改變了，那么只是單純的提高生育福利的話，最終的效果也肯定不佳。

韓國和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在過去幾十年里，在兒童福利、托育補貼、育兒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可是生育率還是全球最低。這說明錢不是唯一的問題，甚至不是主要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在于，當"孤獨"成為一種系統性的社會產物后，當數字平臺的商業模式建立在最大化用戶的時間消費，而非現實的人際關系上時，任何不涉及平臺監管的解決方案都將是表面文章。

以前我們習慣把低生育率看作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的問題。日本人口少了，我們說是日本社會壓力太大。韓國生育率全球墊底，我們說是韓國內卷嚴重。我國的出生人口下降，我們說是房價太高。

但這些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它們解釋不了為什么墨西哥、巴西、伊朗、尼日利亞也在同步下降。

當你把視野拉到全球，就會發現這個規律。

2007年以前，各國生育率走勢是分散的，有升有降。可是2007年以后，幾乎所有國家的曲線都開始往下走，而且拐點跟智能手機普及的時間高度吻合。

這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能單獨解決的問題，因為智能手機的普及是全球同步的，它帶來的影響也是全球同步的。

我們面對的是一場靜悄悄的社會交往方式變革。年輕人不是不想建立親密關系，而是建立親密關系的方式和渠道，已經被徹底改變了。

給錢、給房子、延長假期，這些政策都有點用，但都不夠。因為真正的挑戰是，怎樣讓年輕人愿意在現實生活當中，重新找到彼此。而要做成這件事，我們要面對的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如何才能改變現在的社交方式這件更重要的事情。

這件事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是真的需要我們盡快認真對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