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汪曾祺，最奇怪的一個轉變，就是開始熱衷寫性，而且是那種不倫之戀，而且用詞非常粗俗直白，讓人感覺“非常惡心和厭惡”（《作品與爭鳴》雜志，1997年第4期）。至于他為何會這樣，似乎也是個謎。

比如他去世前一年，發表于1996年第4期《收獲》雜志的那篇《小嬢嬢》，主題就是侄子謝普天與姑姑謝淑媛兩人，那嚴重違背倫常的的悖倫之戀。而且，他還活色生香地渲染那啥細節，“抱著小嬢周身吻個遍”之類，現在看都是非常辣眼睛的，彼時的“文學愛好者”們讀到后，別說錯愕了，可想也是震驚不已。蓋1980年代的文學圈，“性”早已不是禁區，但在頂刊上如此公然“宣揚亂倫”，確實是有點石破天驚的。要知道，在此之前，號稱西方世界最大膽的小說《尤利西斯》，也只敢隱晦地提及“亂倫”，而且都那么小心謹慎了，始終無法得到“正式出版”，可謂滿世界被追著打，最終只能靠一家巴黎小書店“莎士比亞書店”私人印制，用熟人預訂的方式。當素以開明著稱的蕭伯納接到“預訂說明書”時，老蕭也是果斷拒絕，回信說是“這本書以令人厭惡的方式，記載人類文明可憎的一面”（西爾維婭.畢奇《莎士比亞書店》，譯林出版社2024版，頁61）

所以，在次年4月，國內報刊上其實發表了不少“討汪檄文”。認為汪曾祺公開發表這樣的作品，不僅僅是“邪僻的文字，透出了假，透出了做作，表明元氣已經耗散殆盡了”，而且公然宣揚這種禁忌，“理應收到嚴厲的道德譴責”云云。這些明確表示“惡心”的“討伐”文章，曾集中發表于1997年4月的《作品與爭鳴》等雜志上，而汪本人則在當年5月就去世了。也可以說，汪曾祺作為文壇一代大師，他最后的時光，是在遭遇“網暴”中度過的。而現有材料表明，那些言辭洶洶的批評文章，汪曾祺本人也是看過的。

據徐強所著《汪曾祺文學年譜》（華東師大社2017年版）一書，當年5月5日，評論家王干曾登門拜訪，專門談及此事。當場，汪曾祺有過回應，其要點概括起來大抵有三：一，這個事“是有生活原型的”，所以并非他自己向壁虛造，而文學無非在反映生活；二，那是些“道德批評家”，因為“惱火”所以“批判”，壓根不值得交流；三，他明顯覺得是遭人嫉妒了，所以又說“小說若名氣大了”，總會惹來事端的（頁195）。如此，我們也就能理解，汪曾祺何以自始至終一言不發。一周以后，他就突發消化道出血，深夜緊急送醫，五天以后猝然離世了。消化道出血這個疾病，是與負面情緒積壓過重有關聯的，只不過我們也無法遽斷汪的溘然而去，是否與此批判刺激有關。

只不過，就事論事，不管當年的讀者是否態度過激，但他們指責的事實，確實大體成立的。這就涉及到汪曾祺作品所謂的“晚期風格”的突變：此前的他，是如此強調文學的優美、溫馨、沖淡，含蓄與克制，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格外“正能量”，他也確實一再強調“文學要有益于世道人性”；可當他生命過了70歲之后，似乎突然“老不正經”起來，作品卻聚焦于偷窺、奸通、亂孽、乃至人獸之戀等等陋行之上，內容都高度勁爆，用詞也極粗俗大膽，那時文壇內外都在議論紛紛，失望的失望，震驚的震驚，多數人是非常不解的。更多的人在懷疑：汪曾祺是不是徹底沒戲了，然后又不甘心就此退隱，非得要靠販賣情色這種既低端又媚俗的手法來刷存在感？（翟業軍《“文人”汪曾祺研究》，浙大社2024年版，頁153）。這種指控，其實涉及到作家的“責任倫理”問題，很難一概貶為“道學家”。

而按照汪曾祺自己的解釋，“我60歲之前抒情味比較濃，寫得比較美，70歲后就越寫越平實了”，他顯然是有意“衰年變法”，而且自詡是轉向“平實”了。只不過，他也有疑慮，怕讀者無法接受，所以會接著問上一句，“這種變化，不知道讀者是怎么看的？”只不過，他本人似乎完全沒有預料到讀者情緒那么大，壓根接不住他這種天地懸隔式的突變，而且是極致的大膽，即將目光集中轉向“原始欲望”甚至是“獸欲”上。比如同樣是寫性，此前名篇《大淖記事》寫巧云與十一子在沙洲茅草叢中歡愛，含蓄到只用一句“月亮真好啊”就煞尾了，可到了晚年的《釣魚巷》《薛大娘》《黃開榜的一家》等等，他已經“癡迷于各種各樣的性”，且“這種癡迷，首先表現在對隱私器官的直白描寫上”，甚至還耽溺對“不倫之性”的濃墨重彩描繪上，以至于評論家說“晚年汪曾祺的世界，幾乎成了不倫之性的集錦”。確實，只要稍翻汪曾祺最后那批小說，就明白我所說到底有無夸張了。最起碼，他的大膽程度，我都無法在這里引述，因為必然通不過。

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晚年汪曾祺何以會有這樣的奇怪轉變？單單說他意在“衰年變法”，也就是想要文學新突破，我覺得這種解釋不免蒼白。道理很簡單，真有心改變風格，搞文學實驗，可以有寫不完的題材，并無必要這么集中在性與不倫之戀上，如此“頂風作案”，也明明曉得會招致不滿與攻擊。這一點怪異，確實很讓人費解。要知道，那時的汪曾祺，都很看淡生死了，對名利自然更是不屑一顧。1990年，他就曾寫詩說“假我十年咸粥飯”云云，其實就是在自言自語：我還能再活十年嗎？這樣的人，如此境界的智者，到了這個年紀，難道還看不穿性啊愛啊的虛妄？怎么看怎么想都不合理。

我自己的看法，倒很簡單，是從一個作家或老人的“逆反心理”去推導的。也就是說，我覺得汪曾祺寫了一輩子的“真”與“純”，筆下永遠一塵不染的，文字永遠純粹到猶如不食人間煙火，是當代作家里將這種趣味寫到頂點的大師，可到了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對于這種樸素、健康、正統且古典的審美觀與文學實踐，反倒厭倦至極了，一心就想著反著來。所以，他要盡情書寫壓抑的、扭曲的、頹廢的、惡心的、病態的、丑陋的、突破禁忌的人與事，似乎鼻孔里都是“肉香”了。這種狀況，很像現實生活中那種大半生過得拘謹、老實、方正的“正經人”，一旦“放飛自我”，那真是老房子著火，狂肆怪亂起來絕對要超越一般人，乃至那些“登徒浪子”的。

我的這種理解，應該也可以站得住腳的。因為類似這種情況的，不僅僅只有汪曾祺。彼時文壇的另一位“大師”孫犁，實際也差不多。晚年孫犁固然是不寫小說了，多數時間也就寫寫讀書筆記，可他彼時思想變得很開放的，完全迥異于過去的那種古板與莊重。所以，那些年的他，最欣賞的文壇后輩就是賈平凹，而老賈寫的那些東西，那些世俗趣味，大膽起來更是不亞金梅的一絲不掛，社會上的讀者一樣覺得無法忍受，可孫犁就支持他，一直在背后默默為之打氣。也可以說，晚年孫犁的文學觀，也是不約而同地在趨近汪曾祺的，區別無非一個無所顧慮地寫，另一位停筆罷了。孫犁與汪曾祺，都是老實了一輩子，老來突然“覺悟”的，個中款曲耐人尋味。

這是一種“激變”。從歷史上看，也并非奇怪。此一極端的人要轉變，似乎往往最容易滑向另一極端，尤其是所謂文化人。最近讀章士釗，就看到章夫人吳若男的一段逸事，說的是吳若男一向是激進女，自詡貞德與羅蘭，可一旦有機會到了她向往的英倫，擱那住上一段時日，真正接觸到了西方本地群眾，“忽悟賢妻良母之規非中土所獨有，乃其世界婦女之共途”，回來后居然搖身一變而為“淑女”，從此足不出戶，專治“文學女紅”了，把咱們的“孤桐先生”整得莫名其妙，苦苦思索之后的結論，就是覺得“都上了假冒偽劣產品的當”（楊念群《貓眼看人：歷史如何反常識》，鳳凰社2024年版，頁158）。

現在想來，1980年代的那些作家們，似乎是把寫“性”與“思想開放”直接掛鉤的，最怕沾上“守舊”之名。以至于他們會以為愈“大膽”則愈“開放”，以至于汪曾祺去世前一年，最心心念念的小說還是有關亂倫的，發表后還大有“吾事畢矣”的感喟。這是時代氛圍與個人觀念問題，自然沒什么可貶低的。只不過，一代大家宗師，一輩子最終的“悟解”，若還是落到尤其形而下的“性”上，我還是覺得精神層次不免有些感人的。當然，比起他的后人，手握老爹的logo，恨不能全中國所有出版社都出一套“汪曾祺選集”，儼然本土頭號品牌連鎖加盟授權商，境界自然還是高的。

2026.5.12，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