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1928.3-2015.12.17）

2015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學教授栗山茂久先生的推薦下，閱讀了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斯通納》（Stoner）、C. P. 斯諾（C. P. Snow）的《院長》（The Masters）和哈維爾·馬里亞斯（Javier Marias）的《萬靈》（All Souls）三部英文小說。當時，我和栗山先生同在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工作，他說這三部作品是迄今所見描述學者生涯和校園生態最好的小說。我覺得栗山不只是學者，更是詩人，他說是好書就一定不會有錯。當我讀完這三部小說時，對栗山的敬意又增加了幾分，感謝他用這三部小說給我上了一堂不尋常的文學課，讓我看到了學者和學術光鮮背后的困頓和辛酸，原來學者的人生也可以是這樣不堪和不幸，而校園不可能是學者的天堂，它帶給他們的不只是學術的激勵和進步，還有很多是無聊和無謂的消耗和羈絆。比較而言，這三部小說中，讀來最讓我傷感，也最能產生共鳴的是《斯通納》。早年讀《浮生六記》時，我曾覺得自己身上或亦還流著“遠祖”沈復的血，而現在讀《斯通納》，我又覺得我們每個人的學術人生多多少少都和這位美國教授有些相似。這本小說我是真的讀進去了，幾度落淚、幾度唏噓，對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常有惺惺相惜、同病相憐的感覺。

其實，這部小說開篇第一章結尾這一段就已經深深地震撼到了我，它說：

當他于1956年六十五歲去世時，他于身后留下了幾本書、幾篇論文，還有幾位深情感念著他的學生。但他的名字很快便在這座他度過了一生的大學里銷聲匿跡了。有時或有學生不經意間想到這個名字，或會漫不經心地生起疑惑這威廉·斯通納是誰？但除了隨口一問，他也很少會順著這份好奇心去追根究底了。當他在世時，斯通納的同事們本就沒太特別看重他，如今更是極少提起他；對那些年長一些的人來說，他的名字是一個正等待著他們所有人的那個結局的提醒；而對年輕一點的人來說，它不過是一個聲響，既喚不起一絲的懷舊之情，也無法產生能與他們自己或者他們的（學術）生涯相關聯的認同感。

信哉斯言！雖說我也見到過少數的例外，如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于今是清華大學和中國學術輝煌歷史的象征符號，他們于百年后的今天散發出的光輝遠比他們生前燦爛。但是，絕大部分的大學老師，不管他們生前曾有過怎樣的人生，他們的學術是好是壞，他們的結局大概都與斯通納這位美國大學英語文學教授的命運相仿佛，稍好或者更糟！斯通納的動人之處或就在于他不像是一位從小說中走出來的莫須有的人物，而更像是一位我們在大學校園中隨處可見的大學教授，難怪有讀者甚至懷疑《斯通納》這部小說或就是它的作者、美國丹佛大學英語文學教授約翰·威廉斯先生的自傳。實話實說，讀《斯通納》這部小說一度讓我感到非常絕望，當時我五十出點頭，本還是有雄心想在學界有點作為的，《斯通納》讓我一下看到了我等學者最終都無法避免的那個結局，于是，人生第一次開始認真地懷疑做一名學者的人生意義究竟在何處？或者說學者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值得為之去努力奮斗的價值和意義？

就在我閱讀《斯通納》這部小說時的2015年，我的老師，那位將我一路帶進世界藏學殿堂的學術領路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王堯（1928-2015）先生去世了。彈指一揮間，王堯老師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年了！近年來，海外流行查理·普斯（Charlie Puth）先生于同一年為悼亡友而創作的一首題為“當我們再見時”（See you again）的歌曲，它常常會在名人追思會上演唱。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感人的歌曲就是2020年初普斯和著名饒舌歌手維茲·卡利法（Wiz Khalifa）聯袂在英年早逝的NBA巨星科比的追思會上聲情并茂的演唱。這首歌的第一段是這樣唱的：“沒有你的日子，每一天都如此漫長，我的朋友！等我們重逢時，我會把所有故事講給你聽。我們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旅程，離開了我們當初開始的那個地方。哦，等我們重逢時，我會把所有故事講給你聽。當我們重逢之時！”每次聽到這段聽起來很簡單的歌詞，我都特別有感覺，思念故人是自己要向故人傾訴和分享于其身后所發生的一切的一種沖動，這正是我時常思念王老師時的那種心情。在王老師身后的這十年間，這世界發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它已遠非他在世時顯現的那個格局和樣貌了。就是在他曾獨領風騷數十年的那個藏學世界，眼下與十年前相比，也已經脫胎換骨，換了人間了。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好的、壞的，有趣的、無聊的，我都很想與王老師分享，聽聽他的看法，好像他從沒離開，還活在我們中間一樣！

可是，隨著時間一年年地過去，我感覺我們面對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常常茫然不知所措，越來越難明確自己人生和學術的定位和認同，也更沒時間靜下心來懷念過去的人和事了。近年來，我常常突然心生疑慮：當今世上還有多少人記得王堯老師呢？我該不會就是那僅有的“幾位深情地感念著他的學生”中的一位吧？要知道王老師可不是像斯通納一樣泯然眾人的普通學者、教授，他曾是中國藏學界一位光彩照人的明星。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曾是活躍于國際藏學舞臺，并得到國際學術同行普遍稱許的唯一的一位中國本土藏學家！他也曾是活躍于八十年代中國主流學術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唯一的一位藏學家。王老師身上具備同時代多數學者沒有的明星氣質，于迄今我在中國藏學界所遇見的所有老師中，他無疑是最具Charisma（超凡魅力）的一位！他身材魁梧，氣宇軒昂，說起話來，鏗鏘有力，且舌燦蓮花、妙語連珠，具有非凡的感染力。那個年代和今天不一樣，還很少有學者會被粉絲們動不動就力捧為神明的，但王老師當年在藏學界確實是神一樣的存在，受到了同行和學生對明星一樣的追捧。我一直以為像王老師這樣級別的明星學者，他身后的結局應該不會像斯通納那樣不幸的！

去年10月，我在清華大學組織了一次紀念王堯先生去世十周年的座談會，出席會議的絕大部分都是他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們，大家聚集在一起，追思他的生平事跡，緬懷他的學術成就，大家相互激勵，要牢記他的學術貢獻，發揚光大他所創立的學術傳統。在會議即將結束時，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青年教師楊毛措教授作為民大的代表發言，她的一席話將我震驚到差點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楊毛措很誠懇地告訴大家：“雖然我知道王堯老師是一位出色的學術前輩，但我幾乎不認識他，我進入民大學習時，王堯老師已經退休，在工作上我和他沒有任何交集，我對王老師晚年的生活和學術幾乎一無所知。”這讓我瞬間感受到了斯通納式的悲涼。王堯老師在中央民大度過了他整個的學術生涯，民大藏學院可以說就是他一手創建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他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創建了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此后，這個研究所經歷了很多次的改組，最終形成為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楊毛措是于新世紀開始時進入民大藏學院讀書的，于今已是一位有國際影響的優秀藏學家，她曾與王老師在同一所學校、同一個學院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是一位就在王老師身邊的學術同行、晚輩，可她對他晚年的生平和學術竟然也一無所知，這著實有點令人不可思議！一生成功、輝煌如王堯老師，他最終或也沒有逃脫斯通納式的宿命，嗚呼哀哉！

前面說的這許多很sentimental（多愁善感）的話，都不過是我作為王老師晚年比較親近的弟子，在他去世十周年之際，回想起他生前和身后的一些坎坷遭遇，自然生發出的一些文學教授式的感慨。其實，這一點也不像是我這樣的資深歷史學家紀念王老師的一種正確的打開方式。《斯通納》畢竟只是一部文學作品，它或有深厚的文化和社會意義，但它不是一部學術史的著作。它對主人公人生的成功與失敗、幸與不幸的描述和評判，多半只是從普遍的人性和普通的價值標準出發的。對于一名學者而言，他生前生活幸福與否，生涯是否顯赫，身后是流芳百世，還是很快湮沒無聞等等，這與他們的學術和職業或有一些關聯，但肯定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韋伯的宏文《作為職業的科學》告訴我們，學者是否成功，當依他們的職業化程度的高低來決定。學者本就應該是八風不動的世外之人，或者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對于他們的學術人生，我們應當脫離世俗的、社會的價值標準來解讀，應該從學術史的角度對他們學術的好壞予以評判。凡在學術史上留得下位置的，則不管其生前顯赫與否，都是值得我們尊重和敬佩的好學者；相反，即使他生前如何風生水起，名滿天下，到頭來依然只是空耗了這千年難得的暇滿人身。我們對學者的評價應當如佛教說的從世俗諦提升到勝義諦的層面。

值得欣慰的是，不管世上今天還有多少人記得王堯老師，至少我和當年與我同時受教于他門下的幾位同學，如浙江大學的謝繼勝教授和中央民大的陳楠教授等，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更可幸的是，我們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這三代人于今天同屬于“深情感念著他”的那一族。對于我們這一群人來說，王堯這個名字絕對不只是一個聲響，它既能喚起大家對他和他代表的那個時代的藏學的綿綿不絕的懷舊之情，同時也能產生與我們自己或者我們今天的學術生涯相關聯的那份深切的認同感。在王堯老師逝世十周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內，大家曾兩次聚集到一起，分別在南京大學（5月）和清華大學（10月）召開了《賢者新宴——紀念王堯先生逝世十周年》學術討論會。這不是“為了忘卻的記念”，而是為了要傳承和光大他的學術傳統，接續他未竟的學術事業。

在這兩次紀念會議上，大家都自覺地以國際藏學這個大舞臺為背景，從自己與王老師交往的個人經驗，以及不同的學科角度出發，嘗試建構對他的學術人生的敘事和評價。顯然，這樣學術和理性地討論王老師，大概也只有到了他去世十周年之際才有可能，現在確實是時候給他的學術“蓋棺定論”了。于以前的紀念文章中，我們對他的各種敘述都帶有太強烈的即時的情緒和感念，而到現在我們才可以把他放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內，在世界藏學學術發展史上給他一個恰如其分的位置。由于王老師曾是中國藏學于國際藏學最杰出的代表，討論他于世界藏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對討論那個時代中國藏學于世界藏學的位置和意義，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義。于王老師晚年和身后這十年，世界藏學的格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以語文學、歷史學為主體的傳統藏學名存實亡，以社會科學研究為主體的當代“西藏研究”蓬勃興起。今天，我們討論王老師于世界藏學發展史上的地位，不僅僅是討論他個人的學術成就，而也是對攸關一個學科生死存亡的歷史性的轉變的討論，它對于傳統藏學于今天的維持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回想王老師的學術人生，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曾經于1980年代的國際藏學舞臺叱咤風云的美麗傳說。19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中西學術交流剛剛破冰，中國藏學尚處在起步階段，它與國際藏學基本隔絕。而正是在這個時候，王堯老師單槍匹馬，異軍突起，活躍于西方藏學舞臺，在中西藏學之間架起了一座學術和友誼的橋梁。我于1984年秋天投入王老師門下，開始隨他學習藏語文。從那時起到1990年春天我遠赴德國留學的五六年間，我見他長年奔走于西方諸多大學的藏學學術機構中，或教學或交流，也常在北京接待絡繹不絕來中國訪問的西方藏學家。正是通過他這個媒介，我在出國留學之前就對海外藏學有了非常充分的了解，還直接認識了不少重要的西方藏學家，讀過大量西方藏學的最新學術成果。例如，后來成了我博士生導師的波恩大學中亞所教授克勞斯·薩加斯特（Klaus Sagaster，1933-2025）先生，我就是通過王老師的介紹在北京認識的。記得我第一次去香格里拉大酒店拜見薩加斯特時，我開口就說是Teacher Wang讓我來找你的，Teacher Wang讓我問你在北京時有什么我可以幫你做的？薩加斯特教授笑著回答我說：“沈先生，我不認識Teacher Wang，你說的是Professor Wang吧？我告訴你：我們德國人是不會稱呼某人為某某老師的，我們只說某某博士或者某某教授。”這是我的“博士父親”（Doctor Vater）在我正式成為他的學生之前好幾年在北京給我上的第一堂文化課。

1987年，王堯教授與薩加斯特教授等于波恩大學合影。

今天，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因為有了王堯老師，才有了八十年代中國藏學與西方藏學之間緊密的學術聯系，這給中國藏學帶來了全新的學術氣象。遺憾的是，王老師在國際藏學界的輝煌不但沒有讓他名利雙收，而且反而遭遇了不少不足為外人道的困擾和影響。作為學生，當時我對王老師于國內遭遇的種種不公憤憤不平，然對他于西方藏學界如此如魚得水、游刃有余的能力則敬佩不已。此后數十年間，我自己在西方藏學界的發展也曾得益于王老師和我之間的這份師生情誼，他在西方藏學界的學術影響力為我在西方的學術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自1990年春出國深造至今已經過去了三十五年，我一直嘗試著步王老師之后塵，充當中國藏學與國際藏學之間交流的橋梁，其間遭遇到各種困難和障礙，甘苦自知，一言難盡，故對王老師當年在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愈加佩服。我時常會思考王老師當年究竟依靠的是什么本領，能贏得西方藏學界對他如此普遍的認可和尊重呢？

2024年4月，我很榮幸地被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藏學和佛學系聘任為沼田客座教授，這于我本來不過是一次平常的學術交流，但因為這里曾經是四十余年前王老師首次作為客座教授工作過一年的地方，故它對我有了非常特殊的意義。1981年，王老師第一次來到維也納，參加紀念世界藏學之父喬瑪的國際藏學討論會；次年，他又在匈牙利著名藏學家烏瑞（GezaUray，1921-1991）先生的推薦下，來維也納大學擔任1982至1983學年的客座教授。對于一個已與西方藏學深度交往了三十五年的人來說，我今天受聘為維也納大學藏學和佛學系客座教授不足稱道，但對于王老師這樣一位長期與西方世界隔絕，此前僅短期出過一次國的中國藏學家來說，當年就能獲此殊榮，今天想來多少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于維也納的三個月間，我多次見到了王老師當年的東道主、世界著名印藏佛學大家斯坦科爾納（Ernst Steinkellner，1937-）先生，他是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的創立者，今已年近九旬，但依舊精神矍鑠，2024年又正值建系五十周年大慶，故特別春風得意、意氣風發。他是我相當熟悉和敬重的學術前輩，此前很久我就曾多次向他請教過王老師在維也納的往事、趣事，這次在與他幾番的交談中，我知道了更多與他們這個系的建立和發展相關的學術細節，這讓我更加明白王老師當年為何會如此深受西方藏學同行的關注和尊重。

1983年王堯教授在斯坦科爾納教授辦公室

2024年夏天，沈衛榮與斯坦科爾納教授在維也納街頭。

在我們學生眼里，當年的王老師就是一個特別西化的人，從他的穿著打扮、談吐舉止中，我們都能明顯感覺到他身上有著與同時代人不同的那份洋氣。特別是當我看到他與西方學術同行在一起談笑風生，一副從容自在、怡然自得的樣子時，我深深地感受到他超越時代的國際化氣概。可是，王老師的學術春天來得很晚，他第一次走進國際學術舞臺時已經五十開外，人到中年了，而那時他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其實是十分有限的。斯坦科爾納先生曾私下透露給我王老師初訪維也納時出的諸多洋相，說明當年的他其實還是相當土的。王老師第一次到維也納時，斯坦科爾納開了一輛嶄新的紅色小轎車，親自去機場接他。王老師怎么也不相信這么漂亮的一部轎車真的就是斯坦科爾納個人的坐駕，硬說這車一定是他從哪里借來故意唬他的；當他首次走在維也納的大街上，看到街頭男男女女旁若無人地擁抱、接吻時，王老師居然一下就不淡定了，口中直說這怎么可以呢？腳卻禁不住站定了要慢慢看個究竟；當他首次被帶進維也納的中餐館吃飯時，他覺得飯菜雖好，但價格實在太昂貴了，覺得氣不平，非要把餐館老板叫出來教訓一番，告訴他咱北京的飯菜有多好吃、多便宜，讓他下次不要把菜賣得那么貴。可想而知，王老師當時對中西社會和文化之間的不同和差距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弄出了這些今天聽起來像天方夜譚的笑話！

那么，王老師憑什么得到了西方學者的認可呢？斯坦科爾納告訴我說，首先憑他一口標準和流利的拉薩話，以及他對西藏的歷史和現狀的百科全書般的了解，一下就贏得了西方學術同行的尊重。據王老師自己回憶：

1981年9月，我在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國人只有我一個。與會的代表，有很多藏族人，到我登臺的時候，我便用拉薩藏語向在座的所有（海外）藏族學者致意，說了大概三分鐘。臺下的外國人都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當時的外國人眼里，漢族的藏學家都是不會講藏語的，覺得中國的藏學界很不一樣，所以當我一說藏語，他們都感到很奇怪，很新鮮。

顯然，他能說標準的拉薩藏語不止令人驚訝和感到新鮮，而更多的是贏得了佩服和尊重。其實，到1980年代，西方現代藏學研究也還剛開始蓬勃發展，像圖齊（GiuseppeTucci，1894-1984）這樣的老一代藏學大家已經垂垂老矣，而比他年輕的一代藏學家，都是一些純粹困守書齋、閉門造車的學者（armchair scholar），他們無緣踏上西藏的土地，對現實的西藏幾乎一無所知，故很少有人會說藏語。像石泰安（Rolf Stein，1911-1999）、伯戴克（LucianoPetech，1914-2010）和烏瑞等當時最頂流的西藏學家，都是出色的歷史學家、語文學家，但也都沒有說流利的藏語的能力。斯坦科爾納告訴我當年他學藏文時，他的老師埃里克·弗勞瓦爾納（Eric Frauwallner，1898-1974）教授找了一本藏語文教材，一共給他講了大概十五分鐘的藏文課，然后就讓他自己去學習和掌握藏語文了。他第一次親耳聽到一位真人說藏語是在1971年博士畢業后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工作的時候，這離他開始學習藏語文已經過去了十五六年了。斯坦科爾納和他的老師都是印藏佛學大家，他們畢生與藏文佛教文獻打交道，對藏文文獻的語文學處理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他們對當代的西藏和藏語文完全陌生。他們的興趣集中在對梵、藏文佛教文獻的精湛解讀和比較研究上，對現代藏語文和現實的西藏缺乏基礎的了解。所以，王堯老師能說如此流利和純正的拉薩藏語，就對斯坦科爾納等西方藏學家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王老師在西方大學藏學研究機構的教學顯然也是非常成功的。他于1986至1987學年任波恩大學中亞語言和文化學系客座教授，當時他教過的學生中有好幾位后來成了我的同學，我曾向他們打聽王老師當年給他們上課時的情況，沒想到他們都很激動地告訴我他的課上得好極了！我知道他們平日對上什么課非常挑剔，對系里的任課老師也沒幾個是滿意的，他們對一個不會說德語的中國老師的藏文課給予那么高的評價，這讓我有點吃驚。他們告訴我說王老師和他們閱讀藏文文本時，凡文本中出現的人名、地名，或者寺院、著作名稱等，都能給他們講出于這些名相背后的一連串有趣的故事來，他好像無所不知，因為他曾經親自到過這些地方做過田野調查，或者說和這些人物、寺院都有過間接的或者直接的接觸。這讓對文本之外的現實西藏所知不多的德國學生大開了眼界！他們的敘述讓我立刻回憶起當年我們在民院隨王老師學習藏語文時的場景，他僅用兩周的課時快速教會了我們拼寫和查字典，然后就開始和我們一起閱讀《米拉日巴尊者傳》，每次上課他都一段段地給我們解讀這個非常困難而又極有趣的文本，繪聲繪色，聲情并茂。他常從文中出現的某個名相、詞匯出發，引申開來，給我們解釋它們背后的故事和意義，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一堂原本可以是十分枯燥的藏語文課，卻總是格外的生動活潑，引人入勝。我們在課堂上學到的不僅是藏語文，而是整個的西藏歷史、宗教和文化，它是引我進入藏學殿堂最早、最好的入門課程。王老師對藏語文的那種深入體膚、融入骨髓的激情和自在感，給當時的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遺憾的是，這樣的感覺到今天我還依然沒有，這一直令我深感不安和惶恐。

西方學者上藏語文課時，普遍注重分析句子結構、解釋語詞來源和意義，拆解語詞的語法功能等，最重視的是對文本的語文學分析，一堂課下來常常只能讀完幾個句子。他們對文本字面意義之外的廣大的歷史和文化知識背景了解不多，故很難像王老師上課時那樣可以隨心所欲，信手拈來地作長篇大論的發揮和解釋。波恩大學中亞所的迪特爾·舒（Dieter Schuh，1942-）教授是當年他這一代西方藏學家中為數極少的幾位能流利地說藏語的學者之一，他給我們教藏文閱讀課時就不主張過分地拘泥于一字一句地拆解，而是更喜歡采用大量、快速閱讀的方法，每堂課要求學生至少閱讀上兩三頁的文本，這讓膽敢上他課的僅有的三位同學也常常驚恐萬狀。他認為僅靠查字典、死記語法規則是沒有辦法學好藏文的，我們必須大量閱讀藏語文文獻，對藏語文本產生出一種心領神會的“感覺”（das Gefühl），方才可能成為一名好的藏學家。我第一次上他的課時，他毫不客氣地對我抱怨說聽你說德語、讀藏語，怎么連一點感覺都沒有呢？當時我很不服氣，說要是讓你來讀漢語的話，恐怕也和我一樣沒啥感覺。后來，我接連隨他讀了好幾個學期的藏文文本，發現在大家讀不懂某個句子，或者在字典上查不到某個詞匯時，他常常會說按照我的感覺，這個詞匯在這里就應該是這個意思，對這個句子我們應該這樣來解釋，云云，而他的感覺往往都是正確的，按照他的感覺我們一下就可以明白這個句子的意思了。這讓我漸漸明白了他常掛在嘴邊的那個“感覺”是什么意思，對他佩服得無以復加。最近西方語文學界出了一本有意思的書，書名就叫做Feeling and Classical Philology，即《感覺與古典語文學》，作者是一位德裔學者。我猜想他這里說的feeling或當就是德語中的Gefühl，而它對于古典文本的語文學解讀的重要意義，我當年在舒教授門下讀書時就已經深有體會了。舒教授曾抱怨波恩大學中亞系有察雅活佛、普康活佛和格西班瑪次仁等三位母語是藏語文的語言老師：讓他覺得匪夷所思的是，這二十余年來他們三人竟然沒有教出過一位可以說一口流利藏語的德國學生。王堯老師的藏語顯然說得比舒教授更自然、更標準，所以，于國際藏學界出了名的傲慢的舒卻對王老師格外推崇，他曾在王老師的引介下，專程來北京和拉薩進行學術交流和訪問，希求尋找到他還不曾見到過的豐富的藏文文獻資料。1981年，他主編、出版“西藏歷史文獻”叢書，他將王老師與石泰安、烏瑞和伯戴克等當時最負盛名的幾位西方藏學家齊名，一并列入了這套國際藏學學術叢書的編委名單之中。可見，哪怕在不可一世的舒教授眼里，王老師也具有和那幾位世界一流藏學家同等的學術地位。

王老師卓越的藏語文能力顯然是贏得西方學術同行普遍尊重的一個重要原因。于此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擁有如此優秀的藏語文能力的中國藏學家絕不只是王堯老師一人。在他們的老師于道泉（1901-1992）先生的引領下，他們這一代藏學家中有一大批人都能說一口非常流利的藏語，如與王老師同班的胡坦、莊晶先生，以及比他們稍晚的陳踐老師等，他們的藏語文能力都非常了得。當年，他們都曾常年扎根藏區，與現實的西藏和藏族百姓風雨同舟，休戚與共，不但習得了極好的藏語文能力，同時也深入了解了西藏的歷史、宗教和文化，他們有著同時代西方藏學家完全不具備的學術優勢。遺憾的是，這樣的學術優勢并沒有被于改革開放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藏學學者所繼承和發揚，在王老師的學生當中，我沒有見到一位像王老師那樣擁有對藏語文的自在和自信的感覺的，這是我們新一代藏學家的重大缺陷！萬幸的是，我們的學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藏族學生，他們與生俱來的藏語文能力是天然的學術優勢，他們今后的學術成就將極大地彌補我們這一代人留下的缺憾，他們是未來中國藏學屹立于世界藏學之巔的希望所在。

于道泉先生

如前所述，王老師在國際藏學界得享如此崇高的學術地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西藏歷史、文化和現實的百科全書式的了解。傳統的西方藏學基本上是一門文本語文學的學問，西方藏學家最擅長的是對古藏文文獻的解讀和研究，及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西方藏學的重頭大戲是對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衡量一名藏學家學術水準的高低，通常看的是其解讀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獻的能力有多高。此外，由于印藏佛學于西方和日本學界的強勢崛起，西方藏學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研究古藏文佛教文獻和思想的佛學家，他們在精湛地解讀古藏文佛教文獻、深入研究印藏佛教思想之外，對西藏歷史、社會、文化和現實等興趣索然，所以，他們所做的藏學研究是片面和不完整的。而中國藏學家從來都是全方位地研究西藏，王老師晚年在總結他一生從事藏學的經歷時，曾對藏學做過如下的定義：“什么是‘藏學’？簡單地說，‘藏學’就是研究西藏的學問。這一學問是跨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綜合性研究學科。實際上包括語言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宗教學、文學、藝術、美術、雕塑、繪畫、音樂、舞蹈、民間說唱、戲劇、天文、歷法、藏醫藏藥、建筑橋梁等多種學術領域。”可見，他心目中的藏學從來就不僅僅是藏語文本語文學，而是對西藏和西藏文明的百科全書式的探索和研究。

王老師最早在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后響應國家號召成為中央民院藏語文班的第一屆學員，他所受的學術訓練是語言學和文學專業，他一生的學術實踐散發出很強的語言和文學氣象。因此，他早期的學術活動多以藏語文文學研究為主，例如他曾收集了大量西藏民間故事，也采集了不少藏戲劇本，對它們做翻譯和研究。他還曾翻譯過《薩迦格言》，并在《人民日報》上連載。當然，這些文學類的研究作品可以算作是他成為一名杰出藏學家的基礎訓練，他作為學者的一生所作的最大的學術貢獻是對古藏文文獻的收集、整理、翻譯和研究。除了對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的翻譯和研究之外，他還對后弘期藏文佛教史著做過很多譯注的工作，如他曾翻譯過《西藏王臣記》《奈巴班智達教法史》等藏文史學名著，亦為《印度佛教史》漢譯本的成書做過很大的貢獻。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語學即史學”，在長期細致地解讀藏文歷史文獻的基礎上，王老師自然成就為一名杰出的西藏歷史學家。他不但通過對吐蕃時代古藏文文獻的收集和解讀，極大地推進了吐蕃王朝歷史研究的進步，而且，他還通過利用藏文歷史資料，對西夏、元代西藏歷史研究作出過重要的貢獻。他于1978年發表的對西夏《黑水橋碑》的研究、對元代《薩思迦班智達致蕃人書》的譯注，以及后來他對元代摩訶葛剌崇拜的研究等，都是當年西夏、元代西藏歷史研究的名作。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王老師于1980年代最令人稱道的學術成果是他對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的翻譯和研究，但他在歷屆國際藏學會議上提交的論文卻題材多樣，精彩紛呈，它們都和敦煌古藏文文獻研究無關。他首次參加國際藏學會時破例同時提交了兩篇論文，一篇是《藏語mig（目）古讀考》，討論現代藏語“眼睛”這個詞在古代的讀音問題，進而論證現代藏語口語與文字間的距離。另一篇論文是《宋少帝趙顯遺事》，討論宋朝末代皇帝被蒙古大汗送到薩迦學法修行的故事。在他參加的第二次國際藏學會議上，他提交的是一篇介紹現代西藏戲劇的論文，報告的是藏語版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在拉薩演出的前因后果。1985年，在慕尼黑召開的國際藏學會議上，他又提交一篇題為“黃河源上兩大湖——扎陵、鄂陵名稱位置考實”的論文，文章糾正了過去外國探險家對扎陵湖、鄂陵湖位置的錯誤記載。像他這樣能同時對西藏語言、文學、歷史和地理等領域作出十分精湛研究，且貫通古今的藏學家，在當時國際藏學界是很少見的，他的參與使得國際藏學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這是他當時能在國際藏學界立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0年代是王老師學術人生的春天，他在國際藏學舞臺風生水起的同時，在中國藏學界也是譽滿天下。他接連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三部藏學專著，分別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民族出版社，1980年）、《吐蕃金石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和《吐蕃簡牘綜錄》（文物出版社，1986年）。自1960年代起，王老師就在于道泉先生的引領下，將其主要的學術方向聚焦于吐蕃王朝時期的敦煌寫卷、金石碑銘和簡牘文字等三大類古藏文文獻的收集、整理、翻譯和研究之中，經年累月，孜孜不倦。整理和研究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獻是法國藏學自其開創以來一直到八十年代末的重頭大戲，法國第一位藏學教授巴考（Jacques Bacot，1877-1965）先生對世界藏學的最大貢獻，就是開創了敦煌古藏文文獻研究的先河，他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40年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他的繼承者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麥克唐納-斯巴尼安（Ariane Macdonald-Spanien，1928- ）和布隆多（Anne-MarieBlondeau，1935-）等，都是敦煌古藏文文獻研究專家。于道泉先生曾于1930年代在巴黎隨巴考深造，他不但把巴考的著作帶回來交給了王老師，而且也將巴黎敦煌古藏文文獻的語文學研究傳統帶回了中國，而王堯老師無疑是研究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最有成就的中國學者。

毋庸諱言，王堯老師完成這三部吐蕃古藏文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翻譯、研究工作，是他向西方傳統藏學學習和吸納的過程。他編寫這三部著作時完全采納了西方文本語文學的方法，細致地處理了這些珍貴的古藏文文獻，即對這些通常有殘破、缺損的文本，逐條逐句地照錄、轉寫、翻譯和注釋，然后再對其文本的意義以及其內涵的歷史內容進行分析、解釋，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的中國學界還是很罕見的，故對中國學界，特別是敦煌學界，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那時中國學界已經開始了要在世界敦煌學界全面爭奪“話語權”的運動，可是，直至今天，中國學者大概只在世界敦煌學領域中的“漢學”部分占據了絕對的上風，但在“虜學”層面，即在敦煌出土胡語文獻研究領域，中國學者有話語權的學科依然很少，而王堯老師當時對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獻的研究至少已不落人后，十分難得地在國際敦煌學界有了一定的“話語權”。

當然，王堯老師在對敦煌古藏文文獻的解讀上的權威性，與石泰安和烏瑞等西方藏學大佬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王老師的藏語文水準無疑要高過石泰安和烏瑞先生，但他的語文學功夫則還無法與他們比肩。回想當年我和王老師的交往，有一件事讓我今天想來十分羞愧、內疚，后悔自己當年實在是太幼稚和沖動了，和王老師說話完全不過腦子。那時，王老師召集我們幾位同學協助他一起編集《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他指定讓我翻譯烏瑞解讀敦煌古藏文文書的幾篇論文。說實話，當時我的英文水平極低，藏學也剛在入門中，翻譯烏瑞的這些論文其實是難以勝任的，但當時我們的學術激情都極高，做這些論文翻譯時，幾乎可以廢寢忘食。記得當時我花了一整個周末的時間，通宵達旦地翻譯完成了烏瑞于1978年發表的一篇討論“阿豺（吐谷渾）王國編年史”的論文。這篇論文通過對一個敦煌古藏文文獻殘本的細致入微的分析和研究，推翻了此前諸藏學大佬對它所作的種種不同的解讀，確認這是一部《吐谷渾編年史》，其分析、解讀和論證過程展現出了一位文本語文學家極其高超的學術技藝。我翻完這篇文章后激動不已，對烏瑞佩服得五體投地，于是徑直跑到民院家屬院王老師家中，語無倫次地向他匯報我學習、翻譯這篇文章的心得體會，末了還直愣楞地說了一句：“王老師，我覺得你也應該像烏瑞一樣做學問，像他這樣解讀敦煌古藏文文獻才是最厲害的啊！”我已完全不記得當時王老師是怎么回應我的，我當時也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失禮，后來想起這件事來才覺得自己當時實在是太幼稚不懂事了，現在每想起來這個時刻，我都禁不住冷汗三斗。

顯然，王老師所做的敦煌吐蕃歷史文獻的研究一定是得到了烏瑞等西方藏學家的充分肯定的，要不然烏瑞不可能直接推薦他接任自己在維也納大學的客座教授職位。如前所述，王老師對吐蕃古藏文文獻的研究是在廣泛地接受了巴考及其弟子等西方藏學已有學術成果的基礎之上的，當年中國學者還沒有辦法直接接觸到敦煌古藏文文獻，他是通過于道泉先生四十年代末從歐洲帶回來的那些由巴考及其學生們整理出版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才開始研究工作的。值得強調的是，作為中國藏學家，王老師具備西方藏學家不具備的學術優勢，即他可以利用漢語文文獻資料，以及對唐代中國之歷史、文化的全面了解，來更好地解讀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并利用它們來研究吐蕃王朝和唐蕃關系的歷史。從1980年初開始，王老師和石泰安建立起了密切的學術聯系，這一方面或是因為石泰安曾和于道泉、韓儒林（1903-1983）等先生有同學之誼，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石泰安自己也是一名杰出的漢學家，他利用其漢學家的學術優勢，對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和吐蕃王朝歷史的解讀和建構，達到了其他純粹的藏學家所無法企及的高度。石泰安自始至終重視漢藏文本和歷史的比較研究，曾對自己的弟子輕視漢文文獻對于解讀古藏文文獻的重要意義提出過十分尖銳的批評。在這一點上，王老師和石泰安可謂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石泰安解讀敦煌古藏文文獻的研究論文大多數是用法文寫成的，直到晚近才被翻譯成英文結集出版。而早在八十年代初，他的這些文章中的絕大部分就已經在王老師的安排下由耿昇（1945-2018）老師翻譯成漢文發表，這為中國學者利用他的這些精湛的學術成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1990年王堯教授與石泰安教授合影

王老師自己用力最勤，也最富創新的學術作品是《吐蕃金石錄》，這是他最為看重的個人著作，“迄今仍是漢語世界最為莊嚴典雅的吐蕃碑銘譯本合集”。《吐蕃金石錄》中所錄的碑銘資料，很多源自他數十年間在西藏參加各種運動期間業余訪碑所得，而他對這些碑銘資料的整理研究，也充分發揮了他同時作為漢學和藏學大家的學術優勢，其成果得到了中西學界的一致肯定。其實，在此之前中西學界都已有人專門從事吐蕃金石碑銘的研究。例如，陳寅恪（1890-1969）先生最早的學術論文之一《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1930年）就是最先利用拉薩長慶《唐蕃會盟碑》資料的釋讀而做的研究，傅斯年先生當年即稱贊它說：“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本不多，而能用此項史料者更少，茍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而我們或可用相同的話語來贊揚王老師的這本《吐蕃金石錄》。在王老師之前專門從事吐蕃金石碑銘研究的中西學術大家有二位，一是著名的美籍華裔語言學家李方桂（1902-1987）先生，他曾從漢藏語言研究的角度做過對這些吐蕃碑銘的解讀和研究工作，晚年與其高足柯蔚南教授合作出版了《古代西藏碑文硏究》一書；二是著名的英國殖民官員、藏學家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1905-2000），他曾利用其英國帝國主義殖民官員這個身份的便利，遍訪西藏文化勝地，竊取了大量藏文碑銘資料，幾十年間陸續發布了他對這些藏文碑銘資料的研究文章，后來，他又將它們結集出版。與李方桂和黎吉生研究吐蕃金石碑銘的成果相比，王老師的研究得益于他作為中國藏學家和歷史學家的雙重身份帶來的得天獨厚的學術優勢，他對這些吐蕃金石碑銘的解讀，更著重揭示它們的語言的和歷史的語境，從中解析出其蘊含的豐富的歷史內涵，進而推進吐蕃歷史研究的進步。

《吐蕃金石錄》，王堯編著，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

進入1990年代，國際藏學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的時代，但它的格局和走向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它從傳統文本語文學式的藏學走向更多元、更開放的以現代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為主體的西藏研究，同時藏傳佛教研究或者印藏佛學的學術影響力漸漸超過了以傳統語文學和歷史學為主要陣地的傳統藏學。老一輩的藏學大家，如前面提到的烏瑞和石泰安等，開始凋零，漸漸退出了國際藏學的前沿陣地，新生代的藏學家開拓出了一個更廣闊無垠、更色彩斑斕的藏學新舞臺。例如，及至1980年代末，對敦煌出土古藏文世俗類文獻的研究已經基本停止，只有武內紹人（1951-2021）和他的弟子巖尾一史等少數幾個人還堅守著這個陣地，大多數的后起之秀都將他們的學術重心轉移到了對其中佛教文獻的研究上來，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英國牛津大學的羅伯特·邁耶（Robert Mayer）博士、大英圖書館的研究員薩姆·范斯海克（Sam van Schaik）博士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雅各布·道爾頓（Jacob Dalton）教授等等。就是還有繼續研究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的，其學術視角也不再是從傳統的文本語文學和歷史學出發，而改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視角了，這可以當今世界藏學的學術明星、現任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校區的布蘭登·多特森（Brandon Dotson）教授所做的敦煌古藏文文書和吐蕃歷史研究為代表。

我在海外留學的十余年，正好見證了國際藏學的興旺發達和急速轉型，這段時間內我和王老師的聯絡遠不如于1980年代時那么緊密了，對他于那個階段的人生遭遇和學術成果多半是我回國后才慢慢了解到的。1998年秋天，我參加了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分校召開的第八次國際藏學大會，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際藏學會，也是唯一一次和王老師一起參加的國際藏學會議。以前我從多方渠道了解到，王老師作為唯一的中國藏學家代表于國際藏學會上風光無限的熱烈場景，但在這次會議上我切身感受到的，卻是王老師的落寞和無助，在會場上一直圍繞在他身邊的唯有陳楠、謝繼勝和我等幾位他的親學生。當年王老師正好七十整，在與會的代表中他是不多的老年代表之一了。以往曾在這個國際藏學舞臺上與他一起翩翩起舞的老一代藏學家都已不見了蹤影，而風頭正健的新生代西方藏學家都做著別樣的學問，更沒有善待桑榆、禮敬長者的傳統，很少人主動和王老師交流。王老師顯然感受到了世界藏學格局的巨大變化，感嘆他這個時代的藏學快要結束了。他在會上告訴我說：某西方藏學大家曾告訴他，人到七十以后必須要服老，千萬不要再參加學術會議，以免受辱。他現在正好已經到了古稀之年，所以，這或將是他最后一次參加國際藏學會了。其實，那時的王老師學術還在線，只是與當時國際學術同行關注的熱點有了很大的距離，所以，不可能再現當年眾星捧月般的輝煌了。

1998年王堯與沈衛榮、陳楠、謝繼勝合影于第八屆國際藏學會會場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已經在西方生活了八年之后的我，再次經歷了一次沉重的“文化休克”，至今難忘。因為那時我算是年輕學者，參會也沒有得到外來的資助，所以被會議組織者安排在印第安納大學的學生宿舍內住宿，每人一間很小的房間，和很多人合用公共的盥洗室。我住下當晚即發現住我隔壁的鄰居竟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榮休梵文教授亞歷克斯·韋曼（Alex Wayman，1921-2004）先生，我見他自己在盥洗室里很吃力地打水、洗腳，驚訝莫名，連忙上前和他打招呼，并說我能幫你打水嗎？不料他瞪了我一眼，說我干嘛要你幫助啊？第二天在會場上，我又見到了他，他在耶路撒冷大學教授雅埃爾·本托爾（Yael Bentor）博士報告之后，提了一通有點不著邊際的意見，好像說的是他對一世達賴喇嘛因明學說的看法，向來溫婉可人的本托爾博士竟然一點也不客氣地表示不接受他的意見，會場上的聽眾面對有點固執和啰嗦的韋曼老人，不少人毫不掩飾地露出了不屑和漠然的神情，讓我瞠目結舌。韋曼那年已經七十七歲，也許是參加這次會議的最年長的代表，但他也是當時美國最有名的印藏佛學大家，我很不解為啥大家就不能更尊重和善待他一點呢？我最早知道他是因為他曾是加州大學伯克利的漢學教授雷興（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的學生，而雷興則是于道泉于1930年代在鋼和泰門下從學時的老朋友，他也是藏學名著《雍和宮》的作者。韋曼和雷興曾合作出版了克主杰名著《續部總建立廣說》的英文譯注本。韋曼自1967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了二十余年的梵文教授，出版過《密集本續》《文殊真實名經》的梵文精校本和英文譯注本，還是多套印藏佛學研究叢書的主編，是名滿天下的印藏佛學家。我想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中一定有他的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可怎么也想不到這位七年前才從哥倫比亞大學榮休的老教授居然已經那么不待人見，在如此隆重的國際藏學大會上受到了如此的冷遇，委實匪夷所思。那時，我心里就暗下決心：我們一定要照顧好王堯老師，絕不能讓他晚年也遭受這樣的冷遇。

在1998年布盧明頓的第八屆國際藏學會上，我切身感受到了世界藏學的格局和風向正在發生巨大的改變，王老師這一代藏學家身上的光環正在迅速褪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這也是很無奈的事情！當時我還不知道王老師其實也早已經在中央民大被退休了，那些年中國藏學發展迅猛，它在世界藏學界的地位和影響正節節上升，它的格局和風向同樣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顯然，王老師已經不再是中國藏學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了。當然，王老師的學術影響力對我而言一點也沒有衰退，他的光輝永遠照耀著我。2006年，我結束了長達十六年的海外留學旅程，回國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工作。從此近十年間，我和王老師重續師生之緣，常相往來，他的身影時常出現于我在人大的課堂上或會場里，我早期的學生有幸聽過他上的課，得到了他直接的學術指導。當時，為了迎接他即將到來的八十壽誕大慶，我籌劃編集一本頌壽文集獻給他，為此我收集、拜讀了他自1990年以來發表的所有學術著作。我十分驚訝地發現王老師的學術在1990年開始已經有了一個重大的轉型，他不但從一名專業從事古藏文文獻研究的語文學家轉變成為一名杰出的西藏文化史家，而且，他還將他的學術重點放在了漢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之上。他的系列論文或是對藏譯漢文文史經典作品的研究，或是對漢藏歷算、占卜文化交流的研究，甚至還有對藏漢文佛經的對勘研究等，都是極具創新和啟發意義的宏文巨著，它們引領了中國藏學研究的一個新潮流。可以說，王老師是我近二十年來心心念念、積極倡導和建構的漢藏佛學研究這一新學科的學術先行者，正是他的這些杰出的先行研究給了我足夠的學術底氣，讓我有勇氣站出來在印藏佛學研究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藏學界大聲疾呼要建立漢藏佛學研究這一新學科。

于王堯老師離開我們十年之際，我可以欣喜地告慰他：他的學術光輝沒有褪色，它依然照耀著我們努力前行。王老師晚年曾經頗為自得地告訴別人說：他欣喜地發現北京城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西三環北段及其延長線上，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等四所高校，都有藏學研究機構和人才培養中心，蔚然形成一條南北貫行的“藏學軸線”。顯然，他覺得最值得自豪的是在上述這些藏學學術機構中都有他的學生在傳承他的學術和事業，中國藏學的興旺發達有他的一份功勞！今天我要肯定地告訴王老師:“You deserve it！”這份光榮屬于他！在他身后的這十年間，北京這條“藏學軸線”上已經加上了清華大學，而且，他堅持主張的那個藏學眼下已在北京之外的江浙滬三地落下了根腳，目前在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和南京大學從事藏學研究的青年才俊，也都曾直接在他門下受教過。眼下，國際藏學正處在急速的變化之中，它已不復1980年代的淵深和1990年代的輝煌，中國藏學和國際藏學的關系也時常動蕩起伏，但我相信我們這些曾經受過他啟蒙的、依舊深情地感念著他的學生，會盡我們一切的努力，把我們的藏學事業做得更好，讓中國藏學走在世界藏學的前列。只要我們還深情地記著王堯老師，他就依然還活在我們中間。這或就是我們對王堯老師逝世十周年的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