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宏觀經濟治理的支柱之一，貨幣政策在我國“十五五”時期承擔著平衡穩增長與防風險、暢通傳導與穩定預期的多重任務。當前，我國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傳統的總量調節范式面臨邊際效用遞減挑戰，單一目標框架難以應對多重現實約束。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不僅將“建設金融強國”與“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擺在核心位置，還明確提出要“完善中央銀行制度，構建科學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系”。這就需要在不確定性中構建確定性的貨幣政策框架，明晰新時期貨幣政策體系的構建路徑。

明確貨幣政策實踐的根本遵循

在當前全球通脹中樞波動、國內物價運行面臨結構性變化的背景下，“科學”與“穩健”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成為指引未來五年貨幣政策實踐的根本遵循。

“科學”的關鍵，在于對貨幣政策目標函數的動態優化、工具箱的創新運用以及調控工具與金融體系的適配。長期以來，貨幣總量增長受到關注，但在“十五五”期間，經濟結構調整要求貨幣政策必須注重質的進一步提升。隨著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成為新的增長引擎，傳統總量寬松可能已難以適應。科學的政策體系要求準確識別經濟運行痛點，從依靠經驗判斷轉向依賴數據支撐和模型推演，對潛在產出和物價走勢作出更加精準的預判。這就要求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更加靈活高效，不僅要保持流動性總量合理充裕，還要通過結構性工具的創新設計，引導資金精準流向國家戰略急需領域，確保金融資源配置與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要求相匹配，并動態評估政策工具的運用效果。

“穩健”的核心，在于守護人民幣幣值穩定，從根源上統籌發展和安全。幣值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定海神針”。無論是西方國家在通脹與緊縮間的搖擺，還是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因匯率失控導致的危機，都警示我們缺乏穩健性的政策將導致巨大福利損失。面對西方主要經濟體的政策溢出效應，我們需要在多重目標中尋找動態平衡。這不僅意味著要保持戰略定力，不搞競爭性貶值，更要強化底線思維，防范跨境資本異常流動風險。堅持“以我為主”，通過匯率彈性釋放外部壓力，同時運用宏觀審慎政策平滑順周期波動，切實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讓金融活水真正流向實體經濟

如果說“科學穩健”是貨幣政策的靈魂，那么“傳導暢通”就是其生命線。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直指當前宏觀運行痛點——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與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融資獲得感不足并存。解決這一問題，既需破解制度性摩擦，也需推動技術變革。

一方面，從微觀基礎入手，消除制度性摩擦以疏通信貸渠道。貨幣政策傳導不僅取決于央行供給，更取決于微觀主體需求。如果微觀主體資產負債表受損或預期轉弱，信貸傳導效率就會打折扣。因此，暢通傳導必須與“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相結合，通過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消除信貸市場隱性壁壘，確保所有企業在融資獲取上的競爭中性。只有當微觀主體對利率變動做出理性且積極的響應時，利率傳導渠道才能真正打通，將央行政策意圖轉化為實體經濟的實際投資和產出。

另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賦能，重塑傳導鏈條與降低信息不對稱。特別是穩步發展數字人民幣與數字金融，能夠為暢通傳導提供新技術手段。傳統傳導面臨層層時滯和漏損，而數字技術可直接在央行與資金使用者間搭建橋梁。通過大數據追溯和數字化風控，金融機構能夠精準描繪企業信用畫像，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信貸風險，使金融資源跨越傳統抵押品門檻，順暢流向輕資產、高成長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這種技術賦能降低了交易成本，讓政策效力更快速、直觀地觸達目標群體，極大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

面向宏觀經濟治理的政策合力

鑒于單一維度調控已難以應對復雜現實，現代宏觀經濟治理更加注重財政、貨幣政策協同及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標志著我國宏觀調控進入更加注重系統集成的新階段。

構建財政主導投資方向、貨幣提供流動性支持的協同機制是必然選擇。“十五五”期間，無論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公共服務補短板，都需要巨額資金。單靠財政投入會面臨債務約束，單靠信貸則可能引發杠桿風險，兩者必須緊密配合。例如，在化解地方債務風險或支持重大項目時，需要財政先行通過債務置換厘清風險底數，同時也需貨幣政策在公開市場保持適宜流動性，平抑利率波動。這種協同并非簡單疊加，而是構建良性互動模式，確保每一筆資金都用在刀刃上。

強化非經濟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一致性評估，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關鍵。實踐發現，部分監管或產業政策執行中一旦出現合成謬誤，就會對市場預期產生收縮效應。政策取向一致性意味著在出臺重大政策前，必須充分評估其對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影響。特別是貨幣政策制定需要統籌考慮環保、能耗、房地產等政策的疊加影響，防止政策共振引發超預期緊縮。只有各項政策目標同向發力、時機相互配合，才能形成治理合力，為各類經營主體提供穩定、透明且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從被動適應轉向主動引導

預期管理在現代中央銀行制度中的地位，已不再是輔助性的溝通技巧，而是決定政策成敗的關鍵變量。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健全預期管理機制”的深層邏輯，在于承認預期本身即為一種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在當前的經濟系統中，公眾對未來的認知（預期）會影響當前流動性投放政策的效果，進而影響通脹與產出等指標的實際路徑。與其讓市場在信息真空中通過猜測來形成預期，不如通過制度化的溝通，將央行的政策意圖清晰地轉化為市場的決策參數，從而降低宏觀調控的摩擦成本。

這一機制的構建核心在于完成從“信息披露”到“策略溝通”的質變。傳統的發布會往往側重于解釋過去，而成熟的預期管理則要求央行必須展示其“政策反應函數”。通過這種預先的信息溝通，央行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市場的觀望情緒，防止“價格下行”的短期波動固化為“長期收縮”的悲觀共識。尤其是在當前面臨結構性物價壓力的關口，權威的政策定調是提振信心的“強心劑”，其核心任務在于阻斷“物價走低—預期轉弱—需求延后”的負向循環，引導市場形成合理的溫和通脹預期，為經濟回升注入內生動力。

進一步來看，預期管理的成敗，歸根結底要看央行“信譽”的變現能力。如果政策邏輯搖擺不定，甚至出現前后矛盾的“急轉彎”，市場就會陷入無序博弈，導致政策效力在反復猜測中被內耗。建設預期管理體系，實則是對央行“信譽資本”的長期儲蓄。這意味著政策制定必須具備內在的邏輯定力，保持連貫性，使經營主體敢于依據央行的信號作出長遠決策。唯有實現“心通”，才能達成“行同”，讓宏觀經濟治理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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