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云南代表團各族代

從邊疆省份的生動實踐，到國家層面的莊嚴立法；從基層治理的樸素智慧，到全體國民的共同遵循。今年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下簡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于7月1日起施行。在這部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夯基固本的法律背后，地處祖國西南邊陲、擁有25個世居少數民族的云南，不僅是“實踐場”，而且是“智囊團”。從孕育全國首部地方民族團結進步法規，到領銜提出國家立法議案，云南把邊疆各族群眾的真實期盼與基層治理智慧，深深融入國家法治的宏偉藍圖之中。

率先破題：開創民族團結進步地方立法先河

云南是我國世居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世代混居交融，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邊境線長達4060公里。特殊的省情，讓云南始終把民族團結視為發展之基、穩定之要、民心之本。

在國家統一立法之前，民族團結工作長期依靠政策引導、行政推動與基層自治。如何把民族團結從一句口號、一項要求，變成有約束、可執行、能保障的法律制度，是全國民族地區共同面對的課題。而最先交出答卷的，正是云南。

故事的起點，在迪慶藏族自治州。

2010年，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指導迪慶州人大常委會出臺《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民族團結進步條例》。誰也沒想到，這次在雪域高原上的立法嘗試，成為日后一場全國性法治實踐的序章。

這不是一部普通的地方立法，而是全國首部專門針對民族團結進步制定的法規。它第一次以民族自治地方單行條例的形式明確了權利與責任、規范與邊界，把“各民族一律平等”“維護民族團結”轉化為具體條文，為民族團結進步工作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

這一步“先行先試”迅速在全國產生連鎖效應。貴州、新疆等省區先后參照迪慶模式，制定省級民族團結進步條例。到國家立法啟動前，全國已有20多個省份出臺同類法規，形成自下而上的立法探索實踐。

迪慶經驗沒有讓云南停下腳步。時間來到2018年，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制定《云南省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建設條例》。這是云南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一件實體性法規，也是全國第一件寫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規。云南以法治之力強化保障，確保習近平總書記“希望云南努力成為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的殷殷囑托落地生根。

“這個條例對把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建設全面納入法治軌道，推進民族工作法治化具有重要意義。”全程參與條例起草工作的云南省人大民族委民族立法處副處長張愛磊回憶說。條例緊扣云南實際，把文化交融、基層治理、糾紛化解、權益保障等內容系統納入，條文務實、可操作性強，正確把握了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為國家層面的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鑒。

從迪慶到全省，從地方探索到全國示范，云南用近10年時間，把民族團結進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把邊疆治理的“土辦法”升級為“法治范式”，為國家立法積累了最扎實、最接地氣的實踐經驗。

主動發聲：云南提出的28條意見多數被采納

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云南代表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議案，建議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這份由張愛磊牽頭起草的議案，邏輯清晰、內容扎實，從現實必要性、制度可行性，到框架設計、重點條款，完整呈現了國家立法的路徑圖，引起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度重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族委、法工委對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草案）進行一審二審的過程中，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先后提出28條意見，多數被采納。

“我們提出，總則中要有一條規定，明確一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都要有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職責和義務。因為，民族團結是國家最重要、最根本的利益，也就是說人人有責，一個主體都不能少。要壓實民族團結的法律責任，就不能只提公民，還要提到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各政黨、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單位。”最后張愛磊發現，這個在法條正文中并沒有出現的意見，被寫進了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序言里。

“這充分說明，我省長期深耕民族團結進步各項工作、扎實開展基層探索與地方實踐成效顯著。”張愛磊驕傲地說。

在平時的調研走訪中，張愛磊發現，云南很多少數民族聚居區，在公共設施建設方面，極具少數民族的特色，但這是否符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張愛磊一直在思考。“我們的文化要展示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但中華文化符號肯定不是哪一個民族就能代表的。”張愛磊把這一思考寫進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意見中。

后來，這個意見不僅被采納，而且被進一步提煉，成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十四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鼓勵和支持在公共設施、規劃及建筑設計、景區展陳、地名命名和公眾活動等方面，表現和展示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

從“提出立法”到“完善條文”，云南不做旁觀者，而是全程深度參與，把邊疆的痛點、基層的難點、群眾的盼點，精準轉化為法律語言，讓這部國家法律更貼近民族地區實際、更符合基層治理需求。

民意匯聚：全過程人民民主彰顯立法溫度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制定，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民族立法領域的生動實踐，云南基層群眾、青年學子、法治工作者的聲音，共同匯聚成國家立法的民意洪流。

2025年，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期間，云南大學法學院兩名學生在普洱民族團結誓詞碑調研后，手寫建言信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建議賦予有立法權的自治地方人大結合實際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讓地方經驗更好轉化為國家制度。這一建議被采納，轉化為該法第六十四條：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制定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的地方性法規。由此構建“國家法律+地方性法規”的民族團結法治體系，為各地精準實施法律提供制度空間。

從邊疆法官到青年學子，從基層干部到普通群眾，云南各族群眾以不同方式參與國家立法，讓法律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彰顯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獨特優勢。

實踐筑基：司法之力澆開民族團結進步之花

法律的生命力不在條文，而在實踐。云南省法院長期扎根民族地區，用一樁樁案件、一次次調解、一場場普法，把“法治護航民族團結”落到實處。

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宏偉多次表示，在云南，不謀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謀全局。司法不僅是斷案，更是凝聚人心、促進交融的工作。

張宏偉講過一個細節。不久前，他去獨龍江人民法庭，獨龍江住著5000多名獨龍族群眾，獨龍族是我國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這個法庭已經很多年沒有判決過一個案子了。這不是因為沒事可做，而是干警們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沒有矛盾糾紛發生就開展法治宣傳，平時還參與守邊護邊、防災減災、服務群眾等工作。國徽背在肩上，卷宗帶在身旁，翻山越嶺地去，和風細雨地回。

張宏偉說：“法治不因偏遠而缺位，法官不因案件少甚至無訴訟案件而不顧。”

在大理，喜洲法庭有“金花”調解員，白族姑娘穿著民族服裝，和法官一起入戶走訪。在麗江，石鼓法庭的巡回審判被群眾叫作“流動法庭”。在德宏，法官走進村寨，講“德昂酸茶”品牌的知識產權怎么保護。在維西，法官到老鄉家里走訪，坐的是板凳，喝的是烤茶，聊的是法理人情。

還有鮑衛忠。這位被追授為“時代楷模”的佤族法官，為了一個1900元的案子，在山路上往返幾十公里，數次到當事人家里做工作。有人問他值不值，他沒回答這個問題，只是繼續走、繼續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法治的權威不僅來自強制力，更來自群眾在具體參與中建立起的認同感。”張宏偉說。

這些來自一線的實踐，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直接支撐法律中司法保障、基層治理、糾紛化解、公共服務等制度設計，讓法律條文有溫度、可落地、見實效。

從地方先行先試到國家法典落地，云南既是民族團結進步法治建設的探索者，也是踐行者，更是受益者。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頒布，與普洱民族團結誓詞碑“一心一德、團結到底”的誓言一脈相承，為云南建設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提供最權威、最系統的法治保障。

當前，云南正把立法貢獻轉化為治理效能：推動法律精神貫穿立法、執法、司法、普法全鏈條；完善配套法規，構建上下銜接的法治體系；把巡回審判、特色調解、邊境司法服務等成熟做法制度化；持續開展普法宣傳，讓法律走進村寨、走進家庭、走進群眾心中。

云南以先行一步的勇氣、扎根基層的實干、服務全局的擔當，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貢獻了實踐智慧、制度方案與基層樣本。這部法律的頒布，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吳怡 姜燕萍)

（來源：《人民代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