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當前，世界各地都在擔憂新聞業的現狀與命運。馬丁·摩爾和托馬斯·科利合著的《規定現實：控制新聞的全球之戰》，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
這本書通過多個案例，分析各國媒體體系如何被世界各地的政府控制或利用，以塑造它們自己的“現實”版本。書中內容相當豐富，其中包括關于印度和墨西哥等國家的章節。
對巴基斯坦讀者來說，題為“戈迪媒體”的印度章節或許最吸引人。雖然這一章沒有涉及印度媒體在2025年巴印沖突中的報道，但寫到了2019年的巴拉科特事件。
這一章以阿納布·戈斯瓦米及其作為主播的崛起為切入點，說明國家如何一步步主導電子媒體，甚至在某些時候呈現出與地面現實相去甚遠的“現實”。
它將這類媒體概括為極端民族主義、親政府立場鮮明、畫面喧鬧炫目，并帶有強烈情緒化色彩。對一直關注印度媒體的人來說，這些特點并不令人意外。
西方媒體對巴勒斯坦人的報道，暴露了其“客觀性”神話的裂縫。
事實上，和巴基斯坦國內的情況一樣，政府曾以接觸機會和資金投入換取媒體較為克制的報道；而在印度，這種關系隨著時間推移變得更加失衡，甚至帶有某種從屬色彩。書中稱，過去二十多年里，政府投向媒體頻道的廣告一直在增加。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其他章節就遜色。關于相關部分同樣耐人尋味，因為它揭示了一個新興大國的政策取向。該國的媒體支出——書中稱之為“宣傳”——估計約為70億美元至100億美元；相比之下，2014年“美國公共外交預算”約為6.7億美元。美國之音在2020年的預算約為8億美元。該章節引用的英國廣播公司的數字約為3億美元，時間點是在2022年宣布削減預算之前。
一些國家媒體不僅在講述自己的故事，而且使用的是一種本質上源自西方、但因西方主導地位而被普遍化的詞匯體系。因此，它既強調政府的“民主”性質，也通過在外國出版物上購買版面、在全球南方建設媒體基礎設施來傳播自己的信息。
不過，對那些過去幾年一直關注西方媒體如何報道巴以沖突的人來說，這本書顯得有所選擇。從那些很少明確指出巴勒斯坦人死亡責任在以色列的模糊標題，到傾向性的報道，再到拒絕將其稱為種族滅絕，以及社交媒體上的限流處理，圍繞巴勒斯坦人苦難的報道與呈現，已經打破了許多西方媒體名家的自由或客觀神話。
因此，讀這樣一本副標題為“控制新聞的全球之戰”的書，會讓人感到困惑。它聚焦的大多是非西方社會中的民粹主義、強勢治理，卻沒有觸及西方如何報道巴勒斯坦這一爭論。耐人尋味的是，書中有一章把英國廣播公司的衰弱歸因于資金短缺以及英國政界人士的批評。
但一章在結尾只是交代：以色列曾否認這起襲擊，隨后紐約時報》的調查又確認了此事。它并沒有真正展開討論英國廣播公司最初那篇報道所遭遇的批評，也沒有談到以色列如何稱其為“現代血祭誹謗”，以及該機構后來的“道歉”。它只是借這一事件來說明核實的重要性，以及英國廣播公司面臨的資金困境。
《紐約時報》因報道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羈押期間遭受暴力一事而成為新聞焦點的當下，這種說法并不容易令人信服。對于那些并不依賴西方媒體獲取約旦河西岸或加沙消息的人來說，這原本就不算什么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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