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多年前在“覃仕勇說史”上發布了《那架三叉戟是怎么墜毀的？40年后，原山海關機場參謀長說出了原因》一文，文中根據由舒云整理、佟玉春口述發表于《黨史博覽》2012年第10期上的一篇回憶性文章，著重講到了飛機起飛前的一個細節：飛機在起飛前遭到了兩輛油車攔堵，因為強行起飛，右翼被油車頂上的鐵蓋兒刮了一下，飛機鋁皮、燈罩等被刮落了。

佟玉春時任山海關機場參謀長，那兩輛油車就是他安排前往攔堵的。

在這兩輛油車上的分別是油料科長王學高和一個老司機、油料排長王敬之和新兵蛋子劉三兒。

佟玉春分析：三叉戟專機右翼被油車蓋兒上的鐵棍撞開了一個口子，飛行了一兩千公里后，在高空氣流等各種復雜因素作用下，越裂越大，造成了飛機右翼底下那個加油口起火，致使飛機墜毀。

事實上，老覃在前些天發布的《九一三事發，毛主席已明確指示“放人”，林彪為啥注定命歸大漠?》一文中也說了，256 號三叉戟這次外逃，屬于強行起飛，缺人、缺油、缺領航，活脫脫的“帶病裸飛”，是注定飛不到安全目的地的，在直線約1100 公里，油量已見底，迫不得已野外迫降的情況下，等于是賭命，結果也的確如此——機腹擦地、翻滾、爆炸，無人生還。

話說，按當年空軍專機規定，256 號三叉戟飛機標準空勤機組應為5 人制空勤：機長潘景寅、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第二副駕駛康庭梓、領航員李成昌、通信員陳松鶴。

另外還有三名隨機機務人員，即機械師李平、張延奎，特設師邰起良。

另外還應該有一名空乘：服務員魏秀玲。

即是9 人機組。

但是，九一三當晚，林立果他們逃得倉皇，只劫持了機長潘景寅和三名隨機機務人員李平、張延奎、邰起良登機。

康庭梓在2013年出版了30萬字的回憶錄《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 “九一三”》，他在書中寫：“

1971年9 月13日凌晨，‘嘭、嘭、嘭！’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門外急呼：‘首長到機場了！快起床！’…… 當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時候，突然聽到停機坪傳來飛機發動機起動的聲音：‘轟……’我腦子里一閃：機組還沒到齊，飛機怎么會開車？ 我顧不得系好鞋帶、扣好衣扣，提上包就往外沖……”

等他與另 4 名機組人員（含領航員）匆匆趕到時，卻被林立果攔在登機梯下。

林立果厲聲下令：“只留潘景寅，其他人不許上！”。

林立果這是不信任非核心機組、怕泄密、要絕對控制飛機，他因此補充說：“人多礙事，不需要你們，留下待命！”

正是林立果的故意阻止，康庭梓和陳聯炳、李成昌、陳松鶴、魏秀玲等人得以幸存。

但是，他們在事后都被長期隔離審查，但最終無罪定性。

康庭梓在9 月 14 日被帶走，接受隔離審查約 5 年，關押、審訊、寫交代材料，精神與身體受嚴重沖擊。

最終結論：無任何政治問題、無參與陰謀、無責任；1976 年 4 月轉業下放到河北懷來縣農機廠，1984 年調回北京，2000 年退休。

在1971到1976 年隔離審查期間，他怕自己日后的記憶出了偏差，很多問題說不清楚，就偷偷在紙片、筆記本上記錄細節。

2000年，九一三事件的話題已經解封，他也已經退休，就開始全力整理、補充采訪老戰友與檔案材料，寫回憶錄。

2001 年，完成約 40 萬字初稿。

新聞界知道他在寫關于九一三事件的回憶錄，紛紛對之進行采訪。

即，他在2005 年首次接受電視臺專訪之后，一發不可收拾，從2005年到2012 年，多次接受鳳凰衛視《冷暖人生》、《黨史博覽》、人民網等專訪與約稿。

2013 年 9 月，他的回憶錄《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 “九一三”》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即在2013年至2014 年，配合新書發行，又頻頻接受中青報、青年參考、黨史網等采訪，發表系列回憶文章。

在這些專訪和回憶文章中，他都會提到256 號專機必毀的四個“致命錯誤”：

一、油料致命不足，起飛前未補油，僅載12.5 噸油起飛。

康庭梓因此斷言：

“最多只能飛兩小時，不但飛不到伊爾庫茨克，連烏蘭巴托也到不了，必須迫降，而迫降條件完全不具備”。

二、機組嚴重殘缺，無領航無配合。

康庭梓指出：

“沒有領航員，夜間低空、無地面導航，根本無法精確定位；潘景寅單人操縱，心理崩潰、判斷必錯”。

三、飛機帶傷起飛，關鍵設備缺失。

前面說了，山海關機場參謀長佟玉春派出兩輛油車對飛機進行攔堵，導致右機翼刮掉鋁皮、撞碎燈罩，氣動受損。

四、野外迫降條件極端惡劣，操作必失。

康庭梓下結論：

“三叉戟無起落架迫降，必須放盡燃油、低速平飄、輕接地。但 256 號既未放油、又高速硬砸，加上場地不平，100% 墜毀，無任何僥幸”。

康庭梓的終極判斷是：

“從山海關起飛時，油量只夠兩小時，機組不全、飛機帶傷、無領航、無通信、無夜航燈，加上后來必須帶油野外迫降，這架飛機從一開始就進入了死亡航線，墜毀是唯一結局，沒有任何可能安全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