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仇英《漢宮春曉圖》（局部）

中國的書法市場在漢代已見雛形，即傭書取資。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品市場得到長足的發展。六朝佛教盛行，抄寫經書成為傭書市場的重要形式，他們按量寫經收費。當時有位名叫劉芳的人常為各僧寫經論，其“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余匹?！笨芍寻褧鴮懏斪髁艘环N謀生的手段。

唐宋兩代書法繼續發展，開始出現了潤書市場，即書法作品已按潤例收費。明代是書法市場的鼎盛期。隨著商業和城市的發展，書法市場發展迅速。明代中葉以后，私家藝術品典藏一躍而上超過了內府收藏，占有了絕對的優勢。

那么，除去書法市場的差異，古今書法的價格又是如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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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書法市場

在明代社會賞字藏畫成為了一種時尚?！凹抑袩o藏字，不是舊人家?！币环艺孥E掛壁，家中主人身價倍增。書法藝術品的交易普遍由專職書法商人經手，市肆操作，價格層次清晰，上升趨勢亦較明顯。明人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提到了嘉靖末年各地巨賈“不惜重資收購，名播江南?！泵髦腥~以后，大批職業書法家涌入市場以賣書法作品為生，市場首重者為“明四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唐寅長期靠賣字畫為生，如他作于弘治四年（1491年）的《劉秀才墓志》中袁宏道評：“子畏原不知文，志銘尤非所長，而不乏求之者，想白雪無權，黃金有命也耶，一笑一笑”。可知唐寅即使為童年的好友劉嘉作墓志時，也得到相當的文潤。沈周早已是“名噪寰宇，征求過多而日不暇給”。至文徵明時代的蘇州，經濟生活異常繁榮，社會對書法作品的需求增大，“四方乞詩文字畫者，踵接于道”，使得文徵明書法作品交易價格比沈周在世時還要高好多，特別是其晚年“德尊行成，海宇欽慕，嫌素山積，喧溢里門”，以至于出現了“寸圖才出，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真質縱橫”的作偽現象；這一時期書畫作偽異常突出，臨摹當代名家作品的作偽者，能夠獲得不菲的收益，所謂“偽貌其筆以衣食者無數”“一時硯食之士，沾脂泡香，往往自潤”。

此外，仇英長期客居在大收藏家項元汴家，應項氏所求而作的《漢宮春曉圖卷》，更是以兩百金的交易價格創下了當時的新高，想必仇英的書法價格亦不低。董其昌雖倡言以畫為寄，卻又說“亦不為虛套”，欣然收受他人的金錢物品。在一封信札中董寫道：“鴻堂帖來裱者，壹兩半，此畫一價，惟兄所損。然勿得乞他人知也?！笨吹贸鲇捎谏屡笥迅嬷獎e人實情，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所以十分保密。

除了江南地區，京城的書法藝術品市場亦相當興盛，有些書家甚至自己在京城開店賣字，馬宗霍《書林紀事》中說：“洪季和鐘崇二人，四歲隨父入京，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設肆繼鬻字。”可見書法藝術品已在社會上大量普遍地流通了。明朝民眾熱衷于追求名家作品。名家門前購字畫者絡繹不絕。祝允明“海內索書，贄幣門，輒辭弗見?！币酁槭袌鲋械臒衢T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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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書法的價格與波動

明代由于文人恥于言利，所以書法價格也難見史籍。大鑒藏家項元汴喜歡在書畫作品后面標明價格，孫承澤就在《庚子消夏記》中如此取笑道：“項墨林收藏之印太多，后又載所買價值。俗甚?！币虼?，在明代私家著作中公開大談書法價格的文人實在是“鳳毛麟角”了。但是翻閱史料，還是能夠找到些蛛絲馬跡。如寫于1621年的《長物志》中《書畫價》論及書法定價：“書價以正書為標準，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于《樂毅》《黃庭》《書贊》《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記以字數。”可見當時書法是以字數論價，并以正楷價最高。

相對于古代的高價，明代的書法價位相對較低。記錄較高的如祝允明、王寵等人的單件作品最多也不過二十兩銀子。這也難怪唐寅會慨嘆：“筆硯生涯苦食艱?！本瓦B當時名動宇內的董其昌的書法價位也不高，他曾經想以“書素綾百幅、畫金箑二百”換取一部《淳化閣帖》（時價大約一千兩銀子），居然被拒絕了。當時的書家作品只能換來一些生活物品。那么，以當時的購買力，和當今書法市場比起來，這些畫作在明代社會上大概是多少價值？

我們可以根據明代的米價，再結合現在的米價進行換算，就可以弄清當時書法價格的大概價值。在明代一兩銀子大致可以買到168.7公斤大米，而現在市場上的米價也就是每公斤三到四元人民幣，據此我們就可以算出在明代中晚期，一兩銀子大約相當于人民幣469.7元。王羲之《瞻近帖》售價是二千兩銀子，大約相當于人民幣856900元。黃庭堅書《法語》的價格是一百兩銀子，也就是人民幣46320元。趙孟頫書《道德經卷》的價格是七十兩銀子，折合人民幣31082元。王寵書《離騷并太史公贊卷》的價格是二十兩銀子，大致等同于人民幣8718元。

事實上，以上的這些書法價格在明代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過較大波動起伏的。如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三帖，項元汴時代定價為二百兩銀子。然而到了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張覲宸從其子項玄度處購買卻花了三百兩銀子，已是漲了一百兩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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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書法價格的差異

雖然經濟發展和買家的好惡使書法價格變得懸殊，但和明代書法價格比起來，當今的書法市場卻是少數人參與的。在明代，一般普通百姓或許可以收藏那時的名家作品，像上文所說的用幾斤米就可以換來李日華的書法，實在是相當便宜。明四家中的唐寅的字畫也曾一度賣不出去，其詩句“荒村風雨雜鳴雞，燎釜朝廚愧老妻；謀寫一只新竹賣，市中筍價賤如泥”，可以反映出其書價是相當低廉的。當時文徵明和王寵等名家之作也只不過值二十兩白銀。再看看當代的書法藝術品市場，那價位早已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比如王寵的書法在20世紀90年代價位大多也只是在數十萬元左右，2005年浙江皓翰拍賣的王寵《南華真經內七篇書法手卷》成交價為990萬元。再到2008年，王寵的楷書《莊子內七篇》拍賣價已突破1228.2萬元。另一明代書法家張瑞圖的草書杜甫《羨陂行》也以352萬元成交。

從中可以看出，當今明代書法價格不僅高昂，且漲勢更是驚人。明代的王羲之作品于當時即使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過去了，也只不過上漲了三分之一。而今漲的幅度卻可用幾十倍來形容，實非明代所能比的，這其中或許有拍賣市場運作方式和藝術品泡沫的存在。但無論如何，明代書法價格相對當代書法作品來講，那簡直是不能相提并論。

而對于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書作而言，表現亦不俗。在2006年其作品《自書雜詠》手卷估價僅為180萬至280萬元，成交價竟達462萬元。到了2007年的《行草書詩卷》（1548年作），價格高達1100萬元，是他書法作品首次突破千萬元。2010年，文徵明行書《西苑詩》冊頁達到了5208萬元。買家的喜好和爭奪依然是使書法價格不斷攀升的因素，只是現今書法價格的透明度和購買方式，早已今非昔比，但地域性、精品意識依然存在著。明代書法市場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和京城等工商業發達的地區，而現在依然是在如北京、上海、廣州等經濟繁榮的文化中心和東南沿海的大城市。

當然，明代的值千兩天價的王羲之、懷素和米芾的書法，當今依然還是保持“天價”，有的已突破億元大關。眾所周知，2002年北宋米芾的《研山銘》在北京以2999萬元拍賣成功，創下了當年中國藝術品拍賣的世界紀錄。到2010年嘉德秋拍，王羲之的一件草書摹本《平安帖》，最終也以3.08億元拍出。

600年前，黃庭堅書《法語》值一百兩銀子的，雖說是價格高昂，但比起二王的作品來說，那也相差很遠。而今黃庭堅的書法長卷《砥柱銘》最終以3.9億元落槌，再加上12%的傭金，總成交價竟達到了4.368億元。甚至比米芾和王羲之的作品價格還要高。這足以看出，在當今的書法市場，時間久遠的價位依然居高不下，并呈金字塔式。例如，清代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清代的書法作品在當今的市場相較明代書法作品仍受到冷落，價位也不是很高，這或許跟書作的存世量和時間有關吧。就像在明代時期，元代書法作品的價位也不高一樣。況且，清代書法在當時社會卻賣得不貴，像鄭板橋的潤例：“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北绕鹈魅速u的書法，清代相對來講更加的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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