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相看：德語文獻中的晚清上海》王維江 / 呂澍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2月版

《另眼相看：德語文獻中的晚清上海》（王維江、呂澍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2月）初版于2009年8月（上海辭書出版社）。該書輯譯自1853年至1912年間德國外交官、學者、記者、畫家、企業(yè)家、軍人等群體撰寫的各種游記、日記、書信等歷史文獻，內(nèi)容涵蓋上海開埠后的城市發(fā)展、中外商貿(mào)與文化往來、中國文化與社會民生觀察、當時的租界治理及在滬歐洲人的生活情狀等方面，從德國人的視角記錄了晚清上海的生活與社會狀況。周振鶴在“初版序”中認為：“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普魯士王國艾林波使團才來到中國，打算與英法美列強分一杯羹。他們來到上海，一切覺得奇妙，觀感特別深刻，所以艾林波與使團諸人所寫下的關(guān)于上海的印象尤其鮮活。由1845年英租界設(shè)立到六十年代中的二十年間，這一段上海歷史記錄明顯不足。此時上海正在開始城市的近代化建設(shè)，但《行名錄》之類的重要編年資料尚未出現(xiàn)，所以觀光記錄于彌補史料的缺環(huán)，尤為有用。……集中于本書的從清代晚期直到民國初年的德語文獻中關(guān)于上海的記述，是研究上海近代史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甚至片言只語都有其價值。”（第2-3頁）對于該書的史料價值和研究意義說得很清楚了。由此想到的是輯譯者起的“另眼相看”這個書名，比“他者的目光”似乎更多了一些涵義，或許既有當年德國人因“觀感特別深刻”“印象尤其鮮活”而對上海“另眼相看”之意，也有今天的研究者應(yīng)該對這些珍貴史料“另眼相看”的意思。

現(xiàn)在這個新版是增訂本。輯譯者在“增訂本后記”中說，新版除了糾正初版的翻譯錯誤之外，增加了十篇文章，雖然實際上增加的字數(shù)并不太多，“但重要的是其中六篇都是記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上海，正好可以彌補這一時期歷史資料的單調(diào)。而這十篇的作者除了德國人，還增添了一位瑞士人和一位奧地利人。作者的職業(yè)也得到擴充，出現(xiàn)了天主教傳教士、高級軍官、大商人兼考古學家以及工業(yè)家兼律師。遺憾的是，未能選出七十年代的上海記錄，這在時間段上是一個非常遺憾的缺陷”（509頁）。勘正誤譯與增補文獻，已然是一種新版本的重要新貢獻。

另外，對比初版和新版，目錄也不同了，初版目錄的寫法是“第一篇 1861：普魯士外交特使團報告中的上海”……新版目錄則是“1853‘新的生命將被注入老朽的軀體’”“1861‘文明是隨著社會對生命的尊重而提高的’”……兩者寫法各有優(yōu)劣，比較起來，新版的目錄以文章中的一句話作為核心提示，或更能提升讀者的關(guān)注。同時還應(yīng)該注意到的是，在新版每篇文章題目之下的“譯者案語”中，譯者時有增補最新資料的介紹。對于讀者來說，這些較新的信息或許也是有用的。順帶要說的是，書中用了不少插圖，但是除了52頁那幅有圖片說明和出處之外，都只有一個標題，沒有其他信息，也不知道插在正文中的那些圖片的出處。譯者在“初版前言”中說，書中插圖有些選自同一本游記，有些選自同時代的游記，還有個別選自網(wǎng)絡(luò)。從圖像史料的重要性來說，沒有具體的出處信息是有點遺憾的。

譯者在“初版前言”中介紹了這批德語文獻的基本來歷。1861年3月，由普魯士政府派出的東亞外交特使團抵達上海。該使團代表著所有邦國的利益，出使目的就是要盡快使清政府與普魯士及每個邦國簽訂通商條約，一體均沾英法在第一、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攫取的利益。帶領(lǐng)這支龐大的外交使團的普魯士政治家、外交家艾林波伯爵 （Graf 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1815-1881）最終迫使清政府在天津簽訂了條約。外交特使團于1862年4月返國，四大卷的考察報告《普魯士東亞外交特使團——以官方文獻為依據(jù)》（Anton Berg，Die Preuβ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nach amtlichen Quellen，Verlag der Koe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Berlin，1873）于1873年正式出版。另外，使團的很多成員也撰寫了日記、書信、通訊報道和回憶錄，這些親歷資料陸陸續(xù)續(xù)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正式出版。譯者認為，這些資料的出版表征著王朝體制下的德意志列國出版業(yè)的發(fā)達，更表征出其王朝政治的開放心態(tài)。作為對比，同時期王朝體制下的中國赴外游歷官員必須在回國后提供一份出國考察報告，然而“這樣的報告首先是官樣文章，所以其中的官話、套話和廢話居多”（第6頁）。而那個時代中國最具遠見卓識的非貴族外交官郭嵩燾因其所撰寫的《使西紀程》說了真話，結(jié)果丟了烏紗帽，再不被起用。作者指出，“同一種游記的不同命運所折射出的，不正是德意志人精神和文化上的自信舒展和晚清國人的猜忌張皇嗎？從這個意義上講，德語文獻里的中國游記，恰恰可以成為今天我們了解和理解自身歷史和現(xiàn)狀的一面鏡子。”（第7頁）這就不是僅以這些文獻本身的史料價值說事，而是通過對比在文獻背后的政治文化、作者狀況、不同命運，提醒讀者要認識考察報告、游記等文獻在不同體制中的差異性。在有關(guān)“他者的目光”的研究議題中，敘事主體的差異與對比研究無疑具有歷史的和現(xiàn)實的重要意義。但是在時下的“目光”研究中，雙向的、對比的“他者”研究恐怕還是太少了。

在1861年的特使團之后，外交官、傳教士、學者（包括自然和人文科學家）、新聞記者、作家、醫(yī)生、商人，甚至家庭婦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紛至沓來，一直到1911年清朝垮臺，這些人——其中有歐洲近代地理學的奠基者、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男爵（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等大名鼎鼎、影響很大的人物——留下了上百余種的獨立成書的游記。從“他者的目光”視角來看，“這些游記的作者身份的多樣性，又為展示變化中的上海提供了多樣性。如此多樣性的歷史文獻，不僅可以為豐富和加深我們的城市史研究提供嶄新的第一手資料，而且也為我們認識生活在當下的自己提供了有跡可循的視角和路徑”（12頁）。或許可以說，在這里隱含著互為“他者”的雙向視角，表明了“另眼相看”的復(fù)雜而微妙的涵義。至于這些游記、日記、書信資料的內(nèi)容龐雜、視角和觀點各異，因而既有正確、深入的觀察和同情的理解與贊揚，也不乏成見、偏見甚至污蔑之言，這是毋庸贅言的。重要的是，無論作者的觀點、立場如何，大都是出自所見所聞的真實觀感，是“他者的目光”的真實記錄。

我們都知道美國歷史學家柯文（Paul A.Cohen）提出的“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內(nèi)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和“移情”（empathy）等重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它們與借助“他者的目光” 來研究中國歷史并不矛盾，相反是通過“他者的目光”，對中國如何在最后還是走了自己的道路會有更全面和更真實的認識。另外，柯文的“中國中心觀”要求研究者“應(yīng)該從歷史事件參預(yù)者心中關(guān)注的問題著手，并按照參預(yù)者的立場觀點去理解體會這些問題。換句話說，史家用以編寫歷史的最基本的出發(fā)點和最原始的材料是參預(yù)者與目睹者的直接經(jīng)驗”（柯文《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年，譯者代序）。那么，近代以來的西方來華人員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中國這段歷史的參預(yù)者或目睹者，他們眼中所見、心中所思和筆下所寫的感受、觀點和認識正是我們今天編寫歷史的出發(fā)點和原始材料。柯文還提出歷史研究中的“移情”（empathy）方法，強調(diào)的是要進入產(chǎn)生于歷史中的個人的直接經(jīng)驗之中，要設(shè)身處地（empathetically）體會對方的思想、感情和處境的重要性。這些也正是說明了研究者應(yīng)如何對“他者的目光”持有一種“另眼相看”的研究方法——從這些珍貴史料出發(fā)，力圖進入那個歷史語境中的個人的實踐經(jīng)驗之中。

德國畫家和外交官威廉·海涅跟隨佩里艦隊于1853年5月初抵達上海，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進入城墻之內(nèi)的“中國城”游覽。對于“中國的革命”——他指的是在1853年看到的太平天國戰(zhàn)爭，認為“這一不可阻擋的進步最終將給衰敗的國家機器致命一擊。造反的人們陷入一種宗教狂熱，足以導出這樣的結(jié)果，即尊貴的天國諸子已經(jīng)降臨”（13頁）。“在我看來，我們此時此地正處于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階段之開端……這里與美洲一樣，由于長期的懶惰遲鈍而變得日益腐朽的國家形勢正在崩潰。由于與外部世界的完全隔絕，那些早期擁有高度文明的國家在文化上變得腐爛和粗野，并因此墮落為有教養(yǎng)的野蠻主義。這些國家終將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而去，那些費盡心機建立并絞盡腦汁維持的限制終將被那股無堅不摧的洪流所戰(zhàn)勝。新的生命將被注入老朽的軀體，以使長期封閉和儲存的自然和人文寶藏得以自由傳播，并能夠與其他民族相互交流。”（13-14頁）譯者認為海涅對于一種高度發(fā)展的文化由于封閉隔絕最終導致其國家和民眾走向“有教養(yǎng)的野蠻主義”的看法帶有啟蒙思想的回響（第5頁）。在我看來，“新的生命將被注入老朽的軀體”預(yù)示著新舊文明的更替就是時代的洪流，的確是任何人都無法抗拒。

1861年3月抵達上海的普魯士外交特使團是德意志人與清政府的第一次官方外交往來，該使團由外交官、法學家、地理學家、農(nóng)學家、醫(yī)學家、園藝學家、植物學家、動物學家等成員組成，普魯士政府除了在航海裝備、人員配備上作了周密安排之外，在政治、地理和文化諸方面也做足“功課”。“站在上海的街頭，描述清政府與太平軍對壘狀況，比較歐洲租界和中國城的優(yōu)劣，作者謹慎而深刻地留下對中國文化的估計和對中華民族的評價。”（譯者案語，19頁）在這里指的是使團中的畫家阿爾伯特·貝爾格（Albert Berg，1825-1884），在返回德國之后他被委以起草四大卷的特使團官方考察報告的重任。他在這份報告中一方面指出上海在商貿(mào)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也談到了曾經(jīng)非常偉大的中國文明似乎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 今天的中國人可以說是教育僵化的產(chǎn)物，文明已經(jīng)衰老、僵硬，失去了前行的動力，無法喚醒創(chuàng)新的意識和積極的精神”（32頁）。他描述那時所看到的中國人“……作為個體，顯得疲憊、安于現(xiàn)狀而有失尊嚴。很多人并非缺乏精明——他們判斷迅速，處事敏捷，在所有實際工作中都能按部就班，處事得體。但他們在本質(zhì)上總有些貧乏、單調(diào)，如同戴著假面具般毫無生氣。……整體說來，現(xiàn)今的中國人只是現(xiàn)世生活的享樂者，更多的是從務(wù)實的角度，而不是從市民秩序和道德習俗的角度遵章守制，只要不導致嚴重爭執(zhí)，他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至少從表面上觀察，一般人是這樣的。評判一個民族文明與否的可靠尺度，是人的生命價值，文明是隨著社會對生命的尊重而提高的，而沒有什么地方人的生命價值比在中國更低了。”（33-34頁）

說到生命的價值，帶領(lǐng)普魯士外交特使團來華的艾林波伯爵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東亞 1860-1862》（Ostasien 1860-1862，Berlin: Ernst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1900）中對于太平天國戰(zhàn)爭中的難民有過這樣的描寫：“河上擠滿小船，上面住著那些被驅(qū)趕出來的人們。美國租界也能見到幾百個草房，里面住著可憐之至的難民及其妻小，還有棺材，棺材是他們所能攜帶的最大的一筆財富。密妥士告訴我，很多家庭將死者放在非常堅固密閉的棺材里，在家里放上好幾年。其他來過這個城市很多次的人也親眼見過這種情形。密妥士曾經(jīng)看到過一家人，他們把祖父的棺材用作飯桌，當然尸體躺在里面。”（65頁）這是在1861年3月17日的日記里寫的。4月8日的日記中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評述是：“這些人只會破壞和摧毀，卻不會建設(shè)和組織。他們的駐扎之地見不到任何建設(shè)和有用的作為。在天王所在的南京，他們把所有的居民——有幾百萬之眾，都趕走了。天王自己根本不露面，他被500個作為貼身警衛(wèi)的女人包圍著。近來他們又摧毀了著名的琉璃塔，我非常有幸地得到了一塊碎片。有一段時間，英國人曾經(jīng)相信，叛軍是基督徒，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所在，不久就會建立新的皇朝。這種希望看來是根本錯誤的。只是由于中國人不可思議地酣睡，叛軍才沒有被消滅。這種酣睡很可能會使目前這樣的極度可怖的狀態(tài)再持續(xù)10到20年。”（78-79頁）

斯庇思（Gustav Spieβ）是普魯士外交特使團中的非普魯士人和唯一的商界代表。譯者認為，“斯庇思著筆之處，首先是整個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作為商人，他最關(guān)心的是德意志民族在中國的貿(mào)易前景，他自信發(fā)展前景‘光明’。同時，作為一個旅游愛好者，他的心胸也不狹隘，與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善于發(fā)現(xiàn)和欣賞中國的自然風景。他還客觀地做出了對中華民族的基本判斷——‘正派、堅韌和勤勞’。他甚至力圖糾正業(yè)已形成的歐洲人對中國人的偏見——即中國人排外，行事可笑。”（譯者案語，118-119頁）他對上海作為商貿(mào)中心的發(fā)展的評述是很客觀的：“根據(jù)手頭的上海進出口總匯冊，從1860年上半年的進出口額推測其全年貿(mào)易總額將達到約3500萬英鎊，相當于2.5億塔勒。考慮到此地從1842年才對外國人開放，更何況一直持續(xù)到目前的造反者還造成了與內(nèi)陸的交通阻隔，在這么短的時間內(nèi)形成這一結(jié)果，令人驚異。上海商業(yè)生活的盎然生機是不同尋常的，令人想到漢堡。每天有各種各樣的船只抵達上海，港口被50到70艘歐洲的商船所占據(jù)，而成千上萬的中國帆船在中國城附近組成了一片桅桿的密林。大量的蒸汽輪往返于香港和中國沿海各港口之間，包括北直隸海灣和日本，等等。總之，在上海見到恢宏的建筑、江面上數(shù)不清的來往船只，人們會下意識地以為到了某個繁忙的歐洲海港。”（121-122頁）

Johannes Kreyher是普魯士外交特使團的“阿科納”號船上的隨船牧師，他看到“1861年的上海由兩個完全不同的部分組成：歐洲城和中國城。前者完全是優(yōu)雅的歐洲大城市郊外新城的景象。寬闊的大路邊，是花園環(huán)繞的高大的宮殿式建筑。大路筆直地延伸著，漂亮的哥特式教堂聳立著，還有不少的大廣場。港口聚集著各國的船只，其中還有不少軍艦。遠處是數(shù)不清的中國帆船，擁擠在一處。大部分的中國船民不像我們只是臨時性地待在船上，他們長期住在上面，在漂浮的世界里過著螞蟻般的生活。”“大多數(shù)上海人看起來都強壯而健康，面部輪廓清晰。……大多數(shù)人表情比較嚴肅，也可以說有點陰郁，像非常辛勞、備受折磨的人……”（136頁）

德國外交家、作家林道（Rudolf Lindau）于1861年4月來到上海，但他是個人旅游而來。他在1896年出版的《來自中國和日本的旅行回憶》（Aus China und Japan，1896）中描述了歐美商人在上海做生意的方法：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利用兩條當時速度最快的蒸汽船在中國沿海行駛，運送從英國和中國香港來的郵件，能夠比其他在上海的商人提早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時獲得最新的歐洲和印度市場的報告。后來，電報改變了這一切。如今上海的市場步步緊追倫敦、紐約和加爾各答。上海的主要報紙——《北華捷報》，每天早晨發(fā)布前一天的倫敦市場數(shù)據(jù)。現(xiàn)在在歐洲和美國也已經(jīng)有中國貨品的銷售點。大多數(shù)在滬的外國商人只是單純的代理商，他們的工作只是執(zhí)行海底電纜傳送過來的命令，以獲得被眾多競爭者大幅壓低的傭金（149頁）。這已經(jīng)很有全球化商業(yè)的色彩，是在現(xiàn)代科技與商業(yè)競爭中煉成魔都的寶典。

由李福斯（von Rehfues）率領(lǐng)的普魯士第二次東亞外交使團于1862年8月到達上海，任務(wù)是將由艾林波伯爵1861年與中國簽訂的通商條約落到實處——交換條約批準書。該使團秘書拉度維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在寫給母親的書信和晚年寫的回憶錄中記錄了他對中國官員和政治文化的觀感與認識，頗有意思。例如，他說事先已經(jīng)估計到中方對于此次書面換約完全沒有準備，因此可能要等上幾個月才有結(jié)果，由此而想到?jīng)]去天津而到了上海是決定性的錯誤，“在天津的話，離北京那么近，可以很快換約”（176頁）。接待來訪的中國官員薛煥，最初是他接手簽約的事情。他不斷重申簽約之事在北京進展神速，然后按照歐洲方式請他進餐。“這個胖胖的閣下吃得多極了，每上來一道菜，他都要問，是哪兒來的，什么東西做的。他還把全部的餐后甜點裝進了自己的口袋。他常拿起桌上放置的一只大大的黃銅痰盂，往里面吐痰，同時還不停地抽著黃銅的煙斗。餐桌邊也圍上來他的那些隨從，而且不喚自來的越來越多，他們盯著我們，似乎要盯到胃里去。”（180頁）對于這一令人有點難堪的描述，譯者在“初版前言”中作了評議：“這位皇帝派來的通商事務(wù)大臣、江蘇巡撫薛胖子實際上是上海的最高長官，在正式的外交筵席上，見到好吃的就往自己的口袋里裝，把黃銅痰盂罐架在餐桌上，顯示的不僅僅是缺乏教養(yǎng)，恐怕正好折射出洋務(wù)官員的政治素養(yǎng)和對外見識：政治上一定要正確，不被人抓住把柄，黃銅痰盂罐是政治正確的象征——我們不必事事按照洋鬼子的禮儀行事；而洋人的好東西呢，盡管往自己的腰包里裝，餐后甜點太具有西方物質(zhì)層面的象征——自鳴鐘、玻璃器皿。私下里，哪個官員不是愛不釋手？”（10-11頁）說“黃銅痰盂罐是政治正確的象征——我們不必事事按照洋鬼子的禮儀行事”，我想這不一定是薛胖子當時心里想的，但是很有點歷史說書人的穿越感。

一個外交使團在他國幾個月的等待既是很無聊的，同時也是一種學習。拉度維茨說“我們的主要任務(wù)，即幾個月以來我們一直相信能夠完成的換約問題，卻每次剛剛開了頭，就變成新的拖延。中國人有無窮無盡的才能，把別人不懂的事情復(fù)雜化。耐心，永不放棄的耐心，是來到這里的每個人必須得到的最主要的教訓。”（181頁）終于等到去薛煥的官邸，當面討論換約的事情。整整談了兩個小時，卻還是在原地兜圈子。“一般來講，中國官員只有一個想法，或者說只有一個理由，不管別人說什么，他只管徑自重復(fù)自己的這一想法或這一理由。……只有讓他覺得被拖進了一樁麻煩之中，這麻煩必須由他的上司出面，而他則必須承擔其上司不得不出面這一責任。只有到這個時候他才會害怕。沒有別的解決辦法。”（185-186頁）這認識應(yīng)該說來之不易。

終于談妥，第二天就要舉行換約簽署儀式。但是在出發(fā)前收到一封翻譯的來函，說中方取消了簽字儀式。“聽到這里，真是極為憤怒，然而事情很清楚：我們遭遇了中國教訓，這是所有到中國有所作為的人都必然會遇到的：在你以為肯定沒有問題的時候，頃刻之間，一切前功盡棄。而造成這一切的，就是再簡單不過的背信和奸詐。”（188頁）事情很快弄明白，欽差大臣薛煥是這件事的最高長官，但是他“整天害怕出丑，擔心做了北京政府沒有讓他做的事情。因為沒有指示他將條約文件給予其他的德意志公國，所以他絕對不做”（189頁）。最后還是使團方面同意只交換與普魯士簽訂的條約文件，任務(wù)才終于完成。

商人及業(yè)余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于1864年開啟環(huán)球旅行，前往印度、中國、日本和美洲，寫了《當代中國與日本》（La Chine et le Japan au temps present，1867）。他談到遠東的蒸汽船船票貴的原因，主要在于要燒從英國運到上海的煤（每噸一百二十五法郎），在英國每噸只要十先令（十二點五法郎）。其實中國的煤炭儲藏極為豐富，但是由于沒有蒸汽機車運輸，北京的煤炭無法與英國競爭。因此他說：“中國政府認為，要更好地統(tǒng)治4億人民，就得反對任何企圖提高民智的嘗試。他們煽動對新生事物的普遍仇恨。政府對人民說，引進蒸汽機，是搶奪勞工階級生活的基礎(chǔ)。……除了政府的抵抗，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普通民眾的想法是，鐵路將導致河運停擺和勞工階層的消亡。還有自古以來盛行不衰的祖先崇拜，給鐵路建設(shè)造成無法克服的障礙。……出于這一原因，沒有一塊土地不含一個或幾個私人的墓地。……這種墓地在中國被稱作‘祖墳’，它極為神圣，毀壞它被視作是褻瀆，會被處以死刑。……由于每塊農(nóng)田里都有這種土丘，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建造鐵路根本不可能。”（217-218頁）“僅僅出于這個原因，在中國建造鐵路的每次嘗試都會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場革命。”（219頁）

恩司諾（A. H. Exner）于1886年作為德意志銀行的德國鐵路中國財團代表來到中國，游歷了廣東、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目的是搜集資料，為投資方提供基本的中國國情和鐵路建設(shè)中可能碰到的問題及其對策。他以多份表格分析了上海從1885年到1888年間的貿(mào)易總值和凈值，表明當時德中貿(mào)易位列第三（249-254頁）。然后他認為：“在歐洲與中國的大商人之間，非常重要的是忠誠與信任。中國商人除了極個別的例外，大都極為忠信誠實……”（255頁）他同時還談到了中國商會：“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商人的商會組織像在中國這么發(fā)達”，原因是賄賂在中國的司法制度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個人要抵御這種風險，就需要商會起作用：如果有會員受到不公正的起訴，整個商會就會接手案件，每個會員付出相應(yīng)的錢數(shù)，這樣商會就可以給法官高額的金錢，促使他做出公正的判決，給真正的犯罪者定罪（257頁）。說白了，就是花錢買公正。除此以外，商會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對抗所有本行業(yè)風險的保險公司，能夠給貨品價格以決定性的影響，有時還能左右市場的行情。

談到司法問題，關(guān)于當時的租界司法制度中的“會審公廨”（The Mixed Court of Shanghai）是很重要的制度。恩司諾認為其目的是審理歐洲人控告中國人的民事案件，也對中國人在當時的租界內(nèi)的犯罪行為進行法律審判。“法庭的法官，原則上由一個中國城的地方法院法官手下的官員擔任。歐洲人法官（由領(lǐng)事或各領(lǐng)事館的翻譯輪流擔任）與他同坐在法官席上，作為陪審法官，他們具有相同的法官權(quán)力。”（261-262頁）

德國記者高德滿（Paul Goldrnann）受報社指派于1898年6月抵達中國，先后游歷了香港、廣東、上海、漢口、武昌、膠州、青島、天津和北京，拜訪了兩廣總督譚鐘麟、湖廣總督張之洞和直隸總督李鴻章。他對當時上海的外國租界的描述頗有意思：“它伸展擴張的力量澎湃而不可阻擋。人們漸漸發(fā)現(xiàn)，上海的租界成了一顆歐洲大城市的種子，以中國未曾預(yù)料的方式種在了中國的土地上，并已開出了花朵。”（344頁）他把當時的租界稱作“城市共和國”，并且對當時英國租界的治理水平表示極大的贊賞，雖然德國人總是喜歡貶低英國人。他對當時上海的英、法、美租界的比較論述呈現(xiàn)出獨特的“德國目光”，是城市文化史研究中很有意思的資料。

高德滿與上海道臺蔡鈞談到了中國的鐵路與改革事業(yè)甚至革命的議題，更是晚清政治史上值得重視的史料。蔡道臺對于修建鐵路還是贊成的，他說中國政府會自己來建造所有必要的鐵路，也會向外國借錢來修建鐵路。這時高德滿說：“如果中國建造鐵路的話，也就會接著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蔡道臺插進來一個甚有力度的詞：“甚是，甚是！”，然后就說：“目前中國不迅速改革的話，就來不及了，”他還肯定地說，“假如不馬上進行改革，我們國家中的一個強大的派別，就會以騷亂相威脅。”（361頁）這段對話在保羅·戈德曼（高德滿的另一中譯名）《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吳偉栗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中翻譯為：“我們在國內(nèi)有一股強而有力的維新勢力，他們整天提醒我們，如果不進行改革，國家就會有更多的動蕩。”（《1898年的夏日》，146頁）不知道原文是否直接點出了“維新勢力”，但是所指的這個派別則是無疑的。接下來的兩個問題同樣是晚清政治中的敏感議題。一個是在回答“那么最先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的時候，蔡道臺說：“最先需要進行改革的是軍隊，我們必須要有一支具有作戰(zhàn)能力的軍隊。”（361頁）其次是關(guān)于俄國的問題。高德滿說“俄國人卻是嗜血成性，它侵入整個滿洲。為什么北京要給俄國這么多的好處呢？”這時的“道臺傾聽著，狡猾的小眼睛閃著微光。他顯然很想說些什么，他不想讓自己丟面子。于是他便王顧左右而言他：‘皇太后想與所有國家建立和平，所以凡是有求于她的，她都給予滿足。’”（362頁）最后，蔡道臺擔心高記者會錯誤理解他所說的軍隊改革，把中國當作一個好戰(zhàn)的國家，因此想用哲學來解釋他的觀點，即所有民族最好還是和平相處（363頁）。看來，這位道臺可以說是晚清官員中的開明派了。

動物學家弗蘭茨·多夫蘭（Franz Doflein）于1904來到上海，他面對上海外灘、當時的租界的景觀和歐洲人在這里的生活，同樣感慨“幾乎忘記了這是在中國”。作為動物學家，他對上海的觀察有專業(yè)的視角，“捕捉到一些動物學上的特殊玩意兒，它們看上去正是我們想得到的、可以充實國家博物館的藏品。中國人戴的頭飾和類似的首飾，是用珍珠層粉制成，有些看上去比真的珍珠還漂亮……”（454-455頁）但是，他很快就慶幸沒有上當受騙。“我研究之后發(fā)現(xiàn)這種珠子是假的，實際上它是在不規(guī)則的玻璃珠上涂了一層精粹物，是從閃銀光的魚鱗片中提取的，巴黎和古羅馬的假珍珠制作也是用的這種方法。中國人的造假是否已經(jīng)登峰造極，能讓國際旅行家們也上當？中國人真的以為，憑著這種不規(guī)則的形狀，旅行家們會把假珍珠當成野生珍珠嗎？會因為其相對便宜的價格而受騙嗎？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中國的商販怎么沒有料到會被人識破？”（456頁）這都是很好的問題，今天也還沒有過時。

最后，看看德國記者、專欄作家賽克（Fritz Secker）在1912年對中華民國初年的觀感吧。他看到1912年的中國新年被打上了特殊的印記，一是在商業(yè)主街上到處是共和國國旗，差不多所有的房屋正面都用它作為裝飾；另一是波濤起伏的人群所穿著的青灰色制服。這兩項外在的事物顯示的是一種特殊的基調(diào)。再靠近人群觀察的話，會發(fā)現(xiàn)人們都佩戴著一個釉瓷的小徽章，上面是共和國的國旗。他說這玩意兒足以表征出佩戴者一夜之間所培植起來的愛國主義以及對洋事物的愚昧模仿（464頁）。剪辮子，然后給中式的衣衫配上西式的帽子，這就是時髦。新的奢侈風氣馬上出現(xiàn)，賽克稱之為“由外在形象和無窮享樂構(gòu)成的上海世界觀（最好稱其為上海主義）”。這似乎可以看作是上海魔都的概念前史。更為敏銳的是，賽克竟然已經(jīng)在由山東人和江北人擔任巡捕的崗位上看到了他們經(jīng)受住“上海主義”的考驗，他們自覺認識到眼前的享樂主義是對共和國精神的腐蝕。另外，當他聽到那嬌小的、抹著胭脂的姑娘吟唱著諷刺唐紹儀、歌頌他的同志的新歌曲，馬上想到“顯而易見，北京的新政治竟然影響到上海歌女世界里來了”（481頁）。

在德國的目光中，晚清至民初的上海實在是一面多棱的鏡子，既折射著過去的歷史，也映照著上海的現(xiàn)實與未來。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一個半世紀，“他者的目光”并沒有消失在風中，而是在“中國紀事”中留下了歷史的指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