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至2026，十年守護，一江清水正在綿延后世、惠澤人民。

《新民周刊》第1376期

主筆｜姜浩峰

文明總是沿著江河生長。長江，這條哺育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見證過無數興衰。改革開放讓中國富了起來，但快速工業化之后，長江也一度不堪重負：水土流失、工業污染，許多原來尋常的水生物種，變得難得一見。

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首次提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長江生態治理定下了基調。

十年轉瞬而過，理念的轉變帶來了切實的改變。水質是最直觀的證明——2025年，長江流域整體水質持續為優，水質優良（Ⅰ—Ⅲ類）斷面比例為98.9%，干流全線水質連續6年穩定保持在Ⅱ類。兩岸重化工企業搬遷、非法碼頭拆除，累計騰退修復岸線160多公里，曾經雜亂的江岸重新披上綠裝。

江里的生命也在回歸。“微笑天使”長江江豚，種群數量從2017年的低谷走出，2025年恢復到1426頭，武漢、南京等地江段重現江豚戲水的畫面。四大家魚資源量達到禁漁前的6倍以上，長江中游監利斷面卵苗資源量是2020年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計監測到土著魚類351種，比禁漁前增加了43種。

中華鱘的故事仍令人揪心但充滿希望。這種與恐龍同時代的“活化石”，2013年首次未監測到野生自然產卵，此后“未監測到”成了常態。轉機在于人工保種與增殖放流——自2024年起，中國連續兩年實施大規模增殖放流，放流規模均突破100萬尾，12.2%的放流幼魚已通過長江口入海生活。而在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崇明島，還有5000多尾稚鱘等待回歸大江。

從三江源草場復蘇，到宜昌破解“化工圍江”，再到崇明東灘濕地之美——江岸又見“渚清沙白鳥飛回”。成渝、長江中游、長三角三大城市群，也在生態支撐中走向協同發展。

2016至2026，十年守護，一江清水正在綿延后世、惠澤人民。

三江源素有“中華水塔”之美譽。

水啊水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宋人李之儀一首《卜算子》詞，本寫相思之苦，“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但到了晚近，也有朋友揶揄：上海畢竟處在長江下游，取用的水啊，都是上游、中游人們用過的水。只愿上游不污染，或許是長江下游人們對上游的一種寄望。

2011年，上海青草沙水庫一期工程完工并投入運營，上海市民的生活用水有了進一步的提升。正是在長江大保護開啟之年的2016年，青草沙水庫二期工程完工。“這一階段的工程進一步鞏固了水庫的防洪能力和水質保障能力，使得青草沙水庫成為上海市乃至全國范圍內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上海社會科學院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文博分析說，“在研判青草沙為上海重要水源地的時候，當然考慮這一段江水澄澈。但到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時候，我們憂心于一旦長江水質一步步惡化，未來上海的取水點會是哪里？而十年長江大保護，用事實告訴我們，當年的憂心，已演變為如今的安心。數據顯示，長江流域優良水質比例由2015年的67%提升到96.5%。”

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信息中心所發布的相關數據顯示，長江干流，以及鄱陽湖、洞庭湖、太湖等長江流域湖泊“優三類”水的份額逐步增大。

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網站“長江水利網”數據則顯示，2016年至今，長江流域開展小水電清理整改，消除減脫水河段9萬多公里；做好重要飲用水源地安全達標建設評估工作，流域飲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達標建設評估為“優”的比例由2020年的83.9%提高至99.4%。

正是在2016年7月，國務院批準崇明撤縣建區。當年11月，經上海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的專項規劃——崇明世界級生態島發展“十三五”規劃正式公布。這份規劃提出，構建現代化生態島框架并為2040年建成世界級生態島奠定基礎。

自2005年《崇明三島總體規劃》確立生態島定位后，一直努力推進建設。無論是崇明島、長興島、橫沙島“三島聯動”，還是水環境治理及林地綠化工程，發展高效生態農業與全域旅游，還有構建包含生態補償機制、環境治理立法的保障體系等等。但真正讓崇明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更有機結合、有序發展之起點，恰恰在長江大保護的啟動時刻——2016年。

張文博告訴記者，這說明在2016年，中央層面明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戰略方針的同時，上海也開展先行探索，確立崇明世界級生態島建設的戰略定位，明確抓大保護，與不搞大開發之間的聯動關系。在人口達到千萬級別的超大城市，將近1/5的國土空間劃為“生態島”，這在全球城市中絕無僅有。在改革開放之初，崇明曾走過一段發展工業之路。但后來，為了給生態島建設讓步，一些曾經的納稅大戶企業紛紛關停。但十年來，依水而生的崇明島，不僅人居環境有了進一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不因經濟發展路徑之變而下降，反而穩步提升。

2026年1月，在崇明區人民政府工作報告中顯示，2025年，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7119元，增長5.4%。張文博認為，其原因在于崇明良好的生態環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生態資本，通過生態農業、文旅、康養產業等產業發展，生態資本轉化為生態財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在崇明具象化。

十年來，收獲良多。正如崇明區委書記李峻前不久曾公開表示：“以前說崇明生態好，看的往往是水土林氣等指標。今后我們要將‘生態價值轉化’作為頭等大事來抓，為綠水青山‘定價’，推動生態資源可度量、可交易、可賦能。”

在張文博看來，從長江頭到長江尾，如今已經開始注重“生態補償、全民獲益”。其中較好的例子是浙江省與安徽省共建新安江—千島湖生態保護補償樣板區間。其自2024年開始，參照浙皖兩省生產總值（GDP）增速，建立生態補償資金逐年增長機制。其間，還將樣板區補償范圍擴大至安徽省黃山市、宣城市全境，浙江省杭州市、嘉興市全境。還有一例，是上海與江蘇、浙江之間就太浦河進行的生態補償。《新民晚報》的報道如此寫道：“為了守護對岸上海的‘大水缸’，浙江嘉善的養殖戶騰退了魚塘，而上海青浦幫著聯系資源、支持對方轉型發展種植業。更關鍵的是，在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框架下，一套隱形的‘補償+協作’機制早已運轉多年。兩地不僅成立了‘聯合河長工作站’，還聯合江蘇吳江，三地成立了生態環境綜合執法隊，讓這條界河真正從‘各自管’變成了‘一起養’。”

有評論認為，長三角地區的種種生態補償辦法，用“鈔票”為綠水青山的“顏值”買單，成為一套日漸成熟的“組合拳”。在張文博看來，這套“組合拳”未來還要向長江全流域推進，通過橫向生態補償、跨區域排污權交易、飛地經濟等一系列多元化、市場化的補償模式，推動上下游、左右岸的生態共保聯治和協調發展。

如今看素有“中華水塔”之稱的三江源，每年依舊向下游穩定輸送近千億立方米的優質水源，維系中國乃至亞洲水生態的安全命脈。而在上世紀90年代，三江源曾因氣候變化、鼠害肆虐、過度放牧等等因素，造成草地植被退化，最低谷時，湖泊數量銳減到1800多個，草原黑土灘現象也日益嚴重。若不是2005年開啟的三江源生態治理攻堅戰，特別是近10年來退牧還草、消滅鼠害等等作為，則后果不堪想象。2016年，三江源國家公園試點建成，牧民們也有了新身份，區域內每戶牧民家庭中，有一人擔任生態管護員，從曾經的草原利用者，變身為草原保護人，平均每戶牧民每年可領取超2萬元的生態補助。由此，黃河源再也沒發生過斷流。“千湖之縣”瑪多的湖泊數量，也增加到5849個，扎陵湖、鄂陵湖面積較2005年分別擴大19平方公里和24.5平方公里，濕地面積增加104平方公里。十年來，三江源區水源涵養量年均增幅6%以上，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實現“雙縮減”。

這樣的生態補償，得到的是中華民族長遠發展之水！

長江江豚在長江湖北宜昌葛洲壩下游附近水域嬉戲。

魚之訊

“我心里比當年捕到一船魚還要高興！”在崇明島土生土長的漁民張紅偉說這話時，有熟悉他的人半開玩笑地說：“是不是發自肺腑？”都知道他18歲就跟著父親登船上長江，在相當長的一段歲月里，漁獲的多少，就意味著漁家年景如何。對于張紅偉來說，當年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都在于捕魚的質與量。可如今，張紅偉看到長江里的江豚，想到的不是將之捕獲，而是水真的變清，岸真的變綠。這是他高興的根本原因！

身份也在變。如今的張紅偉是中國漁政31101船副船長。多年來，他駕駛漁政船巡航1萬余海里，協助漁政執法人員辦理案件36件。

回首十年來家鄉崇明島的變化，張紅偉知道，這是長江之變的一部分，也是中國之未來變得更美好的重要一步。

歷史與現實明證，在注重發展的同時，更注重生態協同發展，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如果因為在長江上進行一些工程，以及一些江段江水之惡化，而導致一些魚類等生物種群滅絕，則是不可挽回的損失。看似一時經濟發展了，但人類將變得愈發孤獨。

在長江十年禁漁計劃實施的第一年——2021年，記者曾在蘇州吳江、工業園區等地采訪。當時有退捕上岸的漁民就告知，當地有關部門在深入走訪調研。及至2023年，則可發現“漁二代”“漁三代”等年輕群體創業熱情高漲。“不是沒有困難！”吳江區七都鎮漁村社區的“漁嫂”周玉蘭就說，“剛退捕時，我想同‘漁嫂’們共同開設一家家政公司。但是當時問下來，漁村的自建房無法辦理營業執照。我們的創業夢想好像要中斷。但后來退捕漁民創業孵化產業園熱鬧起來了，不僅僅解決了注冊公司場地問題，還依托產業園尋到了老師，組織開展月子保姆培訓班等等，讓我們不再想念老本行，有了新出路。”記者了解到，目前蘇州市吳江區退捕漁民創業孵化產業園已經入駐8家創業實體，成功帶動102名退捕漁民就業。

除了如張紅偉一般從漁人變身為漁政工作者，或者如“漁嫂”們那般投入非漁業的創業產業以外，張文博向記者介紹，長江流域還有不少早前的漁民成為了護魚員、生態工程建設者、濕地管護員等等，從漁獵者，變成了為生態保護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者，且也都有收入方面的保障。

作家徐魯于2024年8月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了散文《江豚的微笑》，講述了長江古道邊天鵝洲一帶漁民丁澤良成為一名江豚飼養員的故事。丁澤良和他的同事們致力于要讓江豚這一2013年被列入“極度瀕危”名單的物種生活在水質舒適區!

水生生物學家早有研究發現，江豚的皮膚十分嬌嫩，水體稍有污染，就會影響江豚食物的質量，還會感染江豚的皮膚。江豚對外界的聲音也十分敏感，螺旋槳的噪聲、汽笛的鳴響、機器的轟隆聲，都會干擾江豚們的回聲定位，讓它們失去方位感而誤入危險區域……

2025年1月，新華社記者肖藝九在長江湖北葛洲壩下游附近拍攝到長江江豚逐浪嬉戲、與浪共舞的鏡頭，背后是“十四五”期間湖北全省累計完成478家沿江化工企業“關改搬轉”，完成12480個入河排污口分類整治。沒有這樣力度相當徹底的整治，也不會有科普講師常常在武漢漢口江灘公園等地為市民游客講解長江江豚保護科普知識的場面。

在張文博看來，江豚已經從功能性滅絕、瀕危達到種群恢復階段。“長江退捕十年過半之際，還要看到，雖然諸如四大家魚等常見魚數量開始逐步恢復，但總體上看，長江生態某種程度上只是恢復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還遠未恢復到60年代的水平。”

昔日“捕魚人”成今日“護漁員”。

江花人語

“憑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在南京，不僅明代學者宋濂在閱江樓上有此感覺，今人登上閱江樓，依然是這番感覺。而細微之處的情況，則又時時變化。

20年前，記者曾在金川河等南京市區河流邊看到河體黑臭等情況，與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的蘇州河不遑多讓。如今，上海的蘇州河早已變清，而同樣作為長江支流的金川河等等，也通過南京有關方面的系統施策、標本兼治，達到了煥然一新。利用“微生物培養基凈化裝置+漂浮式拼裝濕地+水循環”的創新科技組合，正是南京為金川河碧水清流“保駕護航”的有效方法之一。其激活水體本土微生物，高效降解污染物的方式，在2025年初投入僅3個月，就達到了底泥厚度削減30厘米，長期運營成本降低20%，濕地植物持續凈化水質。2024年12月，南京首次引入淘洗式生態清淤系統對河道進行治理。在西北護城河，“水下清淤機器人”以每分鐘1至2米的速度行進，日均清淤量可達500立方米。南鋼、梅鋼、金陵石化等重點企業，也在節水技改、回水利用與水污染治理等方面，持續開展技術攻關與系統優化，并常態化開展長江入河排口專項檢查，堅決落實“不讓一滴污水流入長江”的承諾。

支流之清，使得長江的生態負擔減輕。

張文博稱，在上海，“一江一河”文化品牌的塑造，同樣如此。“黃浦江、蘇州河，本身都是長江的支流。在長江大保護戰略的指引下，長江沿岸推動了水、漁、岸、產的系統治理，實現生態治理觀的轉變，地方政府將環境質量和生態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實現了政績觀的轉變。當如今我們徜徉在楊浦區從工業銹帶變身生活‘秀帶’的浦江沿岸，當我們到徐匯濱江，感受生活美好的同時，也會想到，從長江沿岸城市的岸線治理，到上海‘一江一河’岸線的貫通，都是長江大保護這一重大戰略帶來的福祉，催生的美好。”

江花與人語同在，也指向未來。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長三角生態環境共保聯治的制度創新向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推廣，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將邁向新未來，也將為全球流域可持續發展提供 “中國智慧”。

“長江何處水，明月幾州天”，長江之治，天下之興，自古如此，未來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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